第二节 儿童时期的性歧变

    我们在上文已经再三说过，我们把宗教的、道德的、社会的许多成见撇开以后，我们对于儿童时期与成年时期的性现象，不便再适用“邪孽”“乖张”一类的字眼，尤其是对于儿童时期。从生物学的立场看，我们有许多行为，虽不合于风俗习惯，却未尝不合于自然，而就民族学与历史看，所谓风俗习惯又大抵因时因地而有不同，不知道听从哪一时一地的好，因此，我总觉得我们用这一类的形容词去描写儿童的问题，例如弗洛伊德以前常用的“多形的乖张”（polymorph-perverse），不但是不相宜，简直是有罪过。幸而这一类的字眼现在逐渐地已成过去，而取而代之的，有“自动恋的”“生殖期前的”等名词；这种名词上的推陈出新，当然是一个进步，美国精神病学者杰利夫（Jelliffe）早就提出过这一点来。就在弗氏自己，后来也看到，发育与教育所逐渐造成的种种障碍，是比较后起的事，在儿童时期内并不存在。因此，“邪孽”之说便绝对不适用，弗氏自己说我们不应当“拿成熟而完全能负责的人的道德标准与法律科条来准绳儿童”；对儿童滥用“邪孽”的字样便根本犯了准绳错误的毛病。弗氏以前所称“多形的乖张”原是一个很浮面的印象；初生的羊齿的叶子呈一种很离奇弯曲的状态，至长大时，才逐渐地拔直；这是很自然与正常的事，而在不明白的观察者也许不免以“乖张”“邪僻”目之。其实呢，幼小时节的拳曲状态是一切生物必经的段落，是不足为奇的，假若幼小的时节便表现长成时节的形态，那才真是离奇古怪咧。

    这一点是不得不特别申说的，因为许多自命为所谓“性学”专家或性教育家的人就不明白这一点，而被传统的葛藤纠缠着，不能自解。我们不妨说，一般人对于所谓“邪孽”的谈虎色变的一种恐怖心理，以及一部分人特别喜欢在儿童身上寻找“邪孽”行为的一种疯狂心理，那才是最邪孽的一种邪孽。这种恐怖心理与疯狂心理在别处是难得遇见的，大凡生活比较健全与比较自然的民族，例如一般未甚开化的民族，或西洋文化所由萌蘖的古典民族有如希腊，都没有这种情形。至于对于成年人身上的所谓“邪孽”行为，这一般人与一部分人的病态心理也正复如此。他们不知道童年的所谓“邪孽”是不随童年而俱逝的；由童年进入成年，“邪孽”的方式与程度容有变迁，而并不因年龄的长成而完全消灭；杰利夫不说过嘛，“很少人是真正长成了的”。不过一到成年，常人于所谓“邪孽”之上，又添出两性交接的一段行为，而交接的最终的目的，则在使两性的生殖细胞得到结合的保障。至此，童年与青年期的“邪孽”可以以游戏的方式而成为性行为的烘托的东西，我们甚至于可以说，在性爱的艺术里与受精作用的技巧里，它们是很合法以至于很用得着一些陪衬。约言之，它们并没有超出合理的变异范围以外。除非是，喧宾夺主，尾大不掉，把主要与中心的交接行为取而代之，或浸淫日久，使交接的能力减缩或成为根本不可能，如此而把它们叫作邪孽，那是可以容许的。

    总之，我们平时要避免邪孽这个名词，而对于童年，特别的要蠲弃不用。儿童心理活动的方式是和成人心理的很不一样，在发育的后一个时期里所认为“自然”的，在早些的时期里便不一定如此。因此，儿童不一定总能了解成人的心理活动，成人也不一定总能了解儿童的。一个人变作成人以后，不再想象当初儿童时代的光景，或虽想象而此种想象往往很不活泼，即不再能设身处地，这是很不幸的一件事。不过我们中间，也有不少的人，至今还能回忆当初在儿童时代如何的不受人了解，与因而如何地得不到公允与合理的待遇。这里误解与不合理的待遇初不限于性的范围以内，在许多别的生活的方面，童年与成人的分别并不很大，却依然可以发生此种认识与待遇上的错误，则在很不相同的性的题目上面，此种错误的层见叠出，是可想而知的了。

    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童年时代就没有性的变态。童年时代有。不过和成人比较，这些变态更是一个数量与程度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品质与种类的问题。无论问题的性质如何，要不发生则已，一有发生，我们多少总可以推溯到不健全的遗传上去。一个儿童潜在的性冲动发生了异样的变化，到了足以妨碍到自己，或别人的安全或健康时，例如“施虐恋”或“受虐恋”（二者总名为“虐恋”，西文为algolagnia）到一个流血的程度，或喜欢偷窃到一个我所称的“窃恋”（kleptolagnia）的程度，这样一个儿童的遗传品质是决不会没有问题的。既有遗传的根底，我们唯有竭力地设法，就医疗方面，或卫生方面，改善他所处的环境。我们总须记得，目前社会上有两种人，都是在脑筋上比较转不过来的，第一种始终不了解人类行为有一个先天禀赋的因素，第二种则始终不了解人类行为有一个后天学习的因素，他们一遇到这一类的问题，总是分别用他们的成见来应付。就他们眼光所能达到的一部分的生活说，他们固然也各有各的用处，但就生活的全部说，就健全与稳定的整个的人生观说，他们的见解，便是合则两利，分则两伤。我们总得把两方面的眼光合并起来，才有希望可以看到一个问题的全部与问题的真相。一个问题既多少不能没有先后天的成分，则对于后天的部分，我们应设法加以治疗，对于先天的部分，治疗既不可能，则唯有安排一个适当的环境，使问题不再恶化。

    童年性生活的变态往往可以分作两类，而在不良的境遇之下，这两类变态又有维持到壮年的趋势：一是不足与缺陷的倾向，二是过度与流放的倾向[霭氏是一位讲“执中”与“分寸”的人文思想家，认为“不足”是不健全的，“过”也是不健全的，在这些地方已经很可以看出来。译者在七八年前用英文写过一篇稿子，就叫《人文思想家霭理士》，登载在《中国评论周报》，可供参考。]。这两种倾向在西洋文明里特别容易发生，因为在西洋社会里，不论就身外的环境说或身内的心理说，性活动的刺激既如此其多，而对于性活动的限制又如彼其甚。在童年时代不足的倾向（性感不足与性兴奋性不足）比过度的倾向（性感过度与性兴奋性过度）的危险性小，因为此种不足也许并不是根本不足，而只是发育迟缓的一个表示；只是迟缓是无伤的，一到成年，依然可以踏上健旺与顺利发展的路。迟缓的发育并且还有好处：这种人在壮年时期的性生活，说不定更有力量，更有幸福。汉密尔顿医师的研究就很能够暗示这一点。在他的研究对象中间，他发现性的好奇心发生得越迟，后来的婚姻生活便越有满意的希望（满意与否的最好的测验。据汉氏的见解，是交接时充分的亢进）。汉氏研究的结果里有一点是最奇怪而出乎意料的，就是，大多数的女子，初次接受性知识的时候，在心理上曾经一度受过惊吓与震撼的，比起打头就觉得性是一个有趣的题目的女子来，婚姻以后的性生活反而见得满意（几乎占百分之六十五，所谓满意也是以性欲亢进的充分程度为准）。打头就觉得性题目有趣的儿童，我们不妨假定，是事实上性生活早已有相当发展的儿童，也就是情窦开得太早的儿童，而一度受震惊的儿童是情窦开得比较迟的。这样看来，汉氏的发现虽若为意料所不及，却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变态，而是性的好奇心发展得迟缓些的一个必然的结果。至于性的早熟或情窦早开，虽不一定是一个不良的预兆，比起晚熟或迟开来，多少倒是前途健全发展的一个障碍。不过戴维斯女医师的研究结果，发现早年不曾手淫过或有过其他性的玩弄的女子中间，比起有过的女子来，后来婚姻生活更见愉快的女子也不一定多些。狄更生与皮耳逊（Pearson）更以为维持手淫的习惯的女子，在后来的健康上，比早年以后不再手淫的女子，要占便宜；这也许是因为维持这种习惯的女子是一些根本上比较健康与强壮的女子，换言之，就是二氏的资料原先就有过一番不自觉的选择，也就是，其中有遗传比较健旺的分子，也有比较孱弱的分子，前者的健康不因手淫习惯而有多大的损失，后者亦不因早年就摈绝此种习惯而有多大的进步；同时我们也知道，自动恋活动的增加，或自动恋活动的断而复续，对于女子往往是健康增进的一个表示（但不是原因）。二氏又说：手淫习惯开始得早与在十八岁以后才开始的人中间，健康上没有什么清楚的分别。这个结论我们怕不能无条件地接受。

    所以童年性生活的两种变态倾向里，不足的问题要比过度的问题为单纯，而易于设法应付[这一番讨论和中国原有的人文思想的精神也是符合的。“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所表示的也是这种精神。]。我们从上文所引的证据看，更不妨说，就春机发陈以前的年龄而论，不足的状态，与其看作有害，毋宁看作有益；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这种状态的产生，必须是自然的，是儿童发育迟缓的一个不知不觉的表示，而不是人为的、浮面的与不良的物质与心理环境所强制而成的。不过过度的问题，却是复杂与繁变得多了；因此，每一个过度的变态必须分别地应付。到此，我们就不能没有一个明智的医师的帮忙，而做医师的对于儿童的生活与问题，还得有充分的了解才行。在以前，这一类的医师可以说根本不存在，就在今日，他们的人数也还是寥寥无几；不过就目前儿童研究与儿童指导发展的情形说，我们可以希望，对于儿童与青年的性生活的变态问题，今后总可以有一些更开明的处理的方法。

    不过就大体说，儿童指导的工作，总须从家庭中开始，而就大多数儿童而言，也应在家庭中完成。至于家庭中的成员，最自然合选的当然是母亲，固然做父亲的，即对于女孩子的指导，也未尝没有他的重要的地位。我们应该明白，今日之下，母道是一个极严重的职业，不是一切女子都有份，或任何女子都担当得起的。母道的训练是多方面的，非强有力的女子不办，不过有了这种训练之后，那责任也就不轻。这世界似乎已经很快地向人口过剩的路上走，在未来的穷兵黩武的人大可不必硬要把每一桩婚姻当作制造士兵，或增加“炮灰”的苗床，换言之，即无须乎人人婚姻，人人负生娶教训的责任；假定这是事实[不幸得很，这怕还离开事实很远。译者翻译这一节文字的时候，正是第二次欧洲大战里德军已经占取挪丹两国的首都而又突然进攻荷兰与比利时两国的时候！]，近代女子应该觉得庆幸，因为，从此，在不负生养之责的可以做些别的工作，而负生养之责的可以真正地做些贡献。从人类的立场看，它也并不希望每一个女子做母亲，它认为做母亲的人数不妨少些，但每一个必须是品质最优良的女子。这种选择的原则，有一天受大家公认[这日子一时怕还不易来到，参看译者所作《妇女与儿童》一稿，《今日评论》第一卷第十四期，一九三九年四月；后辑入《优生与抗战》（《人文生物学论丛》第七辑）页一八六至一九二。]，一定可以在我们的性生活里，引起一个革命，而这番革命工作，好比任何别的有效的革命工作一样，必须从婴儿时期入手[霭氏原注：这种革命的影响所及自不限于性的范围，我在这里无须申说。贝尔索普博士（Grace Pailthorpe）在她的《犯罪心理学的研究》里，发现在青年罪犯中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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