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廿四章 埃勒里·史密斯上证人席

    埃勒里·奎因先生离座，从庭室前面走过，做宣誓，在证人席就坐。这时，他心中想的，不是布雷德福检察官的问题，或是他自己尚未回答的问题，他理智地确知布雷德福打算问什么问题．而且他对自己的回答也很肯定。

    根据弗兰克·劳埃德迟至今日才提出的回想，布雷德福知道或猜到这位神秘的“史密斯”先生在那个要命的晚上扮演了什么角色。因此，问题自然会一个一个往下推，可疑会变成确定，然后整个故事迟早会真相大白。埃勒里完全没有打算要撒谎，这不是因为他是个圣人或道德家，或者担心后果；而是因为，他过去所受的训练一直都偏向追求真理。而且，他知道，凶案本身虽未必大白于天下，但真理必定显现。因此，讲实话比说谎实际得多。再者，人们指望你在法庭撒谎，所以只要你够灵巧，大可以利用这种方便。

    不，奎因先生充满脑际的，全然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要怎么把那个对吉姆·海特大不利的事实，转变成有利于吉姆·海特？这个难题假如能够如愿以偿，将会是猛力的一击，且具有出乎意料的额外力量。因为，年轻的布雷德福一定万万想不到他现在在证人席上所想的事。

    于是，奎因先生等候着。他的脑子没有降尊纡贵去白白担忧，反而屈曲起来去探索、去伸入最深的部位，检查他目前所知道的全部事情，以便找出可以依循的一个暗示、一丝线索、一条道路。

    他回答头一个老问题，即有关他姓名、职业及与莱特家人的关系等等时，另外一个信念悄然进入了他的意识中——这信念来自卡特·布雷德福。眼前的布雷德福正守住舌头、不掺杂个人感情地在讲话；但他言语之间有种尖刻、却不属于他所讲的那些字句。看来卡特想起，面前这个身材颀长、目光冷静、理论上正任他宰割的男子，在某个意义上来说，不只是写书的作家——他也是造成布雷德福感情触礁的人。帕特丽夏夹在两个人中间闪闪生辉，奎因先生满意这一点；这是他能掌握他的审问者的有利点。因为帕特丽夏不但使年轻的布雷德福先生眼盲，而且麻醉了他其实相当值得敬佩的智力。奎因先生注意到这个有利点后，将它搁置一旁，回来继续进行他原本专心思考的工作，同时把心思的最大力量用于注意聆听质询的问题。

    突然，他发现了能使真话转变成有利于吉姆·海特的方法了！他靠回椅背，全心注意面前这个男人时，差点笑了出来。

    正是第一个相关的问题让他再一次确定，布雷德福果然上道了，他说出来了。

    “史密斯先生，你是否记得，因为海特太太歇斯底里地以为，你告诉了我们有关那三封信的事，我们才找到那三封被告的亲笔信？”

    “记得。”

    “你是否也记得，那天我曾经尝试问你两次，你是否知道那三封信，却没有顺利得到答案？”

    “记得很清楚。”

    布雷德福轻声说：“史密斯先生，今天你坐在证人席上，已经发过誓要讲实话。那么我现在问你：达金局长在被告家中发现那三封信之前，你是否已经知道那三封信了？”

    埃勒里说：“是的，我已经知道。”

    布雷德福面露惊讶——几乎是怀疑之色。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埃勒里告诉了他，布雷德福的惊讶转变成满意。

    “在什么情况下知道的？”

    这个问题突然地提了出来，而且惨着蔑视的味道。埃勒里温顺地回答了。

    “那么，你早就知道海特太太的丈夫要加害于她？”

    “完全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三封信这样暗示。”

    “唔，你相信那三封信是被告写的，或是不相信？”

    马丁法官一动，像要表示抗议，但奎因先生对他使了个眼色，极其轻微地摇头。

    “我不知道。”

    “帕特丽夏小姐有没有为你验证过她姐夫的笔迹？”

    坐在十五英尺之远的帕特丽夏·莱特小姐，以不带个人感情的表情看着这两个人。

    “是的，她验证了。但这也不能就让我相信那些信是被告写的。”

    “你自己有没有检验一下？”

    “是的，但我不敢自称是笔迹专家。”

    “但你一定有自己的某种结论吧，史密斯先生？”

    “抗议！”马丁法官不能控制地大叫，“他的结论。”

    “取消该问题，”纽博尔德指示。

    布雷德福微笑：“你也仔细检查了属于被告的一木书，埃奇库姆写的《毒物学》——特别是七十一页到七十二页用红蜡笔划了线的，讲到砒霜的部分？”

    “我检查了。”

    “根据书中红蜡笔划线的部分，你知道，假如有罪行要实施，将会是有人因砒霜中毒而死？”

    “我们倒是可以先争辩一下‘确定的事情’和‘可能的事情’之间的差异，”奎因先生遗憾地说，“不过，为了减少一些争论，我就回答你——是的，我知道吧。”

    “法官阁下，”埃力·马丁以不耐烦的声音说，“我认为这种质询似乎完全不恰当。”

    “为什么这样说，律师？”纽博尔德法官问。

    “因为不管史密斯先生的想法和结论是确定的、猜想的、怀疑的或是怎么样的，都和本案无关。”

    布雷德福又笑了笑，纽博尔德法官要求他将他的问题限定在事实和对话上时，他只随便点点头，好像根本无所谓。

    “史密斯先生，你当时有没有注意到，第三封信提到海特太太之‘死’，是要在新年除夕发生？”

    “我注意到了。”

    “新年除夕那个晚上，只要被告一离开起居室，你是不是就一直跟着他？——”是的。“

    “你整个晚上都在监视他？”

    “是的。”

    “你看着他在餐具室调制鸡尾酒？”

    “是的。”

    “你还记得午夜前被告最后一次调制鸡尾酒的情形吗？”

    “记得很清楚。”

    “他在哪里调酒？”

    “在厨房外的餐具室。”

    “你是不是从起居室跟随他到那儿？”

    “是的，在大厅里。那大厅从门厅一直通到房子后部。他走进厨房，然后从厨房进餐具室；我一直跟在他后面，但只是站在厅里的门旁边。”

    “他看见你了吗？”

    “我一点也不知道。”

    “但你很小心地避免被他看见？”

    奎因先生微笑：“我既不小心也不粗心，只是站在门厅通厨房那扇半开的门边而已。”

    “被告有没有转身过来看你？”布雷德福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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