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君真面目的讨论(1)

有见李先生回信，更没见李先生如何的处置，我又去了一信说，我的意思与李先生的意思是一样的，想使社会上对于金、罗的事情明了真像，现在他既不发表出来，请速寄回。哪知这一封信去后又是石沉大海了。现在想起来还是百思不得一解，难说李先生被岂明先生酸化了不成，不表同情了？同情与否，没有关系，那在各人的心肠与见地。但此不免使人想起岂明先生的戏法真妙，魔力真大。

    金拓已于去年十二月入狱。他与她的父与母都早已来到了东京，办理善后已得一段落，前日回国去了。金君的供词已录完，初番已终了。将来判罪，至多不过一年来，这是律师说的，也许判决无罪，这是法庭审判官说的，我们局外人与局里人的金君都干急不发汗无奈何的。

    关于金、罗二人详细的种种，在给李小峰先生信里已尽述了。将来李先生能将原稿寄还时再发表罢。现在我也没有如许的心情去重三复四的唠叨。金、罗两人的往还的情书太多。我同金君打算将来单出一本，可是现在已全数的送到律师那儿充作辩护参考的资料了。

    罗茀英的生母系金拓的后母，金拓同罗茀英自幼年就在一个家庭里，在几年前，他俩的恋爱成功后，由金君的父亲同罗女士的母亲四人当面定的婚。他两个互爱的程度，在他们的信里可以看出，如何的赤诚、如何的真切，又如何的热烈。哪知事出意外，竟演了这一幕的悲剧呢！总之人性是易变的，爱情又是易变的又易变的罢了。

    竞生先生：接你来信，询关于金罗的事已尽如上述，书信的发表，以后再说。末了还有几句话要说的就是：现在所谓一等文人也都带些帝国主义的态度与口吻，只容你喝彩捧场，不许你看出破绽来喊句倒好。所以我主张同帝国主义者一样的看待而打倒！

    四月八日，东京

    （三）竞生的评论

    竞生看了上二信后，又以自己亲身得到周作人君的事实不少，遂特于此附说几句。

    一班少年说周君的头好比太太们缠过的脚，虽自己努力解放，但终不免受旧日束缚的影响以致行起来终是不自然。这个说的极好。周君终是抱守中庸之道的，说好点是稳健，说坏些是不彻底、不新不旧、非东非西，骑墙派的雄将、滑头家的代表。但各人有自己的性情，若周君以此为他个人立身之道我们也可不管了。最令人不满处，就在他偏要以此为准绳去批评人。

    因为他是骑墙派、滑头家，故凡对于一切彻底及极端的事情皆认为不对的。根本上他就不知彻底的情感是什么事，不必说极端的恨为他所攻击，就以极端的爱说，如恋爱一人至于憔悴为情而死的，也必被他骂为癫狂。他理想最好的行为就是普普通通平常无奇的人物，若有一些超群拔萃的举动，他就容受不得了。可恨是在这个死气沉沉的中国，他竟得了一部分人的同情而说他的批评是极稳健的，而不知他的遗害极大。

    周君为人甚阴险，这个自然与他的滑头态度有相关的。他的阴险事甚多：如他家门前挂起日本旗，被人骂后，他就说他有“妻党”的日本人住在家内的缘故。他要辩明他不是日本化，自动地在去年说他今后不再定阅北京《顺天时报》了。这个报纸若干年来为著名的日本机关报。周君定阅许多时日，怎样不知，何以于最近期才能看出此中的奸诈呢。章炳麟是周君自认为老师的人。（我对章向来就取鄙视态度，不是如叶某所说我与他合作办《建国报》也。）去年周则写了一条“谢本师”的文字，示与章绝。章固当绝，但以素持“爱不加害”的周君，而又曾拜章氏门墙之人，则不应该如此公然侮辱其师长。这岂是看见章氏快要到倒运了，就不免做出那下井落石的手段？这样“由爱变恨”的变态，周君所声声用以骂他人的，请转用去骂自己吧。外貌看来，周君似看得起女子的，但前因某教授写一书给某女士而被女士闹翻时，周君就大骂“女子的可畏”起来。他自己骂与他素不相干的女子则可，若他人骂身受骗的女子则不可。这样的尊重女性实在不敢领教了。《语丝》他为主办的人，除载些无聊赖及攻击他人阴私的文字外，毫无正当彻底的主张，而处在北京军阀黑暗势力之下，此报竟能长时平安无事继续出版，这可见得周君的滑头态度善于对付时局了！他的阴险事实尚多。有些太过于伤厚道，故我只好待到不得已时再说。

    周君自认为有“师爷态度”的，这个尚有自见之明。师爷态度以之对付前时的官场文章则可，若以之对付现时的青年界则大大不可，此风流传，我恐少年除具有根基雄厚不受蛊惑者外，不免受了他那种师爷的态度，阴险狡猾，毫无特立独行的气概。故我以为章炳麟一班腐败人的势力不足畏，因为人皆知其腐败而不肯听了，而最足畏者是章氏弟子如周作人君这班人，因为他们把少年人活泼浪漫之性情摧残了，而养成了一班阴险狡猾的人物，其为害于社会甚大。又因他把人类彻底和极端之性压了而奖励一班平常无奇的人物，其阻碍人群的进化甚大。

    人群的进化全靠一班特出人物，时时将大多数的普通性质促进与提高。虽则极端与彻底的行为有时不免于伤害。但特别善与特别恶是极少数人才能做得到的。这种特别的伤害固无损乎大体的存在，而反足以促进人类的醒悟。譬如我们几个人主张正当的情杀但这个不是说凡中国人从事于用情者，就必至于杀人及被杀与自杀，究竟事实上断不会如此的。这个提倡的结果唯有增高用情者的程度而已。故极端的动机，虽恶而结果尚美善。（例如读《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德国少年有些不免因此而自杀，但大多数的情感反由此而热烈。）那么极端的动机美善，其结果的美满更不必说了。这样道理，当然不能使周作人君懂，但他自认不懂就可以了，而他偏要从阴险龌龊普通平常处，制造他的理想的人物，所以使人不能不大加反对了。

    我在此仅就周君的德行及批评的态度一说；至于他的文章，其油滑无骨气一如其人，因非本题，恕不在此多论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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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文原刊1927年5月《新文化》第1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