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对于《哲学史》的总批评

    （一）介绍胡博士思想中作《中国哲学史》的方法 （二）狭隘浅薄的“述学方法” （三）两只眼睛死死钉在思想本身上的“明变”法 （四）抛弃根本采取枝叶的“求因”法 （五）好一个“‘客观’的评判法”！ （六）“述学”的成绩 （七）“明变”的成绩 （八）“求因”的成绩 （九）还要请教他解释这个“为什么”！ （一○）“评判”的成绩 （一一）中国一件大不幸的事 （一二）批评后的悲愤！

    第二十，我们对于胡博士的《哲学史》虽没有逐篇逐章批评，但其中的重要之点和错误最多之处，大都涉及，所费的文字已多于他的原著的一半，似乎可以就此收场，不必往下再说了。不过我们还要辟这一项继续批评，实有两层用意：一是侬照他所指示的方法来评判他的书，藉副他的希望，二是在这种评判中可以将前面各项的批评要点总括起来，并略加以补充，使之联成一气。他所指示的方法是什么呢？《哲学史》起首一篇的导言上说：

    “我的理想中，以为要做一部可靠的中国哲学史，必须要用这几条方法。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字句解释明白，最后又把各家的书贯串领会，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统系的哲学。做到这个地位，方才做到“述学”中两个字。然后还须把各家的学说，笼统研究一番，依时代的先后，看他们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的次序：这便叫做“明变”。然后研究各家学派兴废沿革变迁的原故：这便叫做“求因”。然后用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一一寻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这种种影响效果来批评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做“评判”。

    这是我理想中的《中国哲学史》，我自己深知道当此初次尝试的时代，我这部书定有许多未能做到这个目的，和未能谨守这些方法之处。所以我特地把这些做哲学史的方法详细写出。一来呢，我希望将来的学者用这些方法来评判我的书。二来呢，我更希望将来的学者用这些方法来做一部更完备，更精确的《中国哲学史》。”

    我们钦佩胡博士在此处所表现的谦逊态度，同时也感谢他所指示的方法。不过这种方法极不高明，并十分拙劣，我们且预先在此指摘一番。

    一，他著哲学史，从述学入手，而所谓述学，不外（一）搜集史料。（二）审定史料，（三）除去不可信的史料，（四）整理可信的史料。而他所谓史料又只限于两项；

    “一，原料。……即是各哲学家的著作。

    二，副料。……凡古人所作关于哲学家的传记轶事评论学案书目都是哲学史的副料。”

    要做一部中国哲学史，尤其是要做一部中国古代哲学史，单靠“各哲学家的著作”，和“古人所作关于哲学家的传记轶事评论学案书目”，是绝对不够的。胡博士不独应当把人类学，人种学，经济史，文学和神话传说等等列入史料的范围，并且还当把考古学所得的材料，如已经出土的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青铜器之类，一起作为重要的参考材料。否则不明我们先民自然史和文化史的情形，不懂他们经济结构和阶级形成的状况，必不起源，只好能探溯哲学的像他做哲学史一样，直从老子起首，对于以前的哲学思想一字不提！然就是这样，也不能做出一部正确的哲学史，因为哲学的背景完全没有表现出来。这种缺点都是搜集史料的范围过狭必然的结果。

    讲到审定史料，他提出五项寻求证据的方法，即（一）史事，（二）文字，（三）文体，（四）思想，（五）旁证。所谓“旁证”仅限于“从别书里寻出的”证据，这自然是不够的。又整理史料，他也仅限于（一）校勘，（二）训古，（三）贯通三种方法，而于前两顶，目光始终不出书本子的范围，并且还是不出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戴震等人的书的范围。其实我们在上节所举的各种科学，尤其是已经出土的甲骨文，金文，都为审定史料和整理史料应有的参考资料。胡博士对于这一切不独没有门径，并且也绝不加以注意，所以他作哲学史失败的根源已经伏在他所谓“述学”中了。

    二，他所揭橥的“述学”既如此狭隘浅薄，而所谓“明变”也恰恰如此。据他说：

    “哲学史第一要务，在于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例如孟子荀子同是儒家，但是孟子荀子的学说和孔子不同。孟子又和荀子不同。……但是这个不同之中，却也有个相同的所在，又有个一线相承的所在。这种同异沿革的线索，非有哲学史，不能明白写出来。”

    要明“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不是用两只眼睛死死钉在这种思想本身上“明”得来的，也不是将各种互相对抗的思想牵合在一起“明”得来的，举凡思想的变迁与歧异绝非随意形成，各自有其深刻的背景。胡博士总不懂得这一点，所以他的“明变”在同派的思想家中，虽常犯了用唯心论作解释的毛病，还错得有限，至于在异派的思想家中那就真是个牛头不对马嘴，错得一塌胡涂。

    三，“求因”和“明变”是互相关连的，前者既错，后者当然也会错。胡博士说：

    “哲学史的目的，不但要指出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还须要寻出这些沿革变迁的原因。……：这些原因约有三种：

    （甲）个人才性不同。

    （乙）所处的时势不同。

    （丙）所受的思想学术不同。

    他求因不从阶级着眼，偏从人的才性着眼，是弃其大者而取其小者；不从社会基础的经济入手，而从空洞的时势入手，是弃其根本而取其枝叶；不从实际生活中去找线索，偏从思想学术中去找线索，是弃其重者而取其轻者；————像这样的“求因”是求不出真因的。

    四，除掉上述三项外，还有他的最得意的第四项，就是评判。他说：

    “既知思想的变迁和所以变迁的原因了，哲学史的责任还没有完，还须要使学者知道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做评判。但是我说的评判，并不是把做哲学史的人自己的眼光，来批评古人的是非得失。那种“主观的”评判没有什么大用处。如今所说，乃是“客观的”评判。这种评判法要把每一家学说所发生的效果表示出来。这些效果的价值便是那种学说的价值。这些效果大概可分为三种：

    （甲）要看一家学说在同时的思想和后来的思想上，发生何种影响。

    （乙）要看一家学说在风俗政治上发生何种影响。

    （丙）要看一家学说的结果可造出什么样的人格来。”

    这是实验主义最露骨的应用，因此毛病也最大，我们应当替他指出来。

    胡博士说“‘主观的’评判没有什么大用处”，于是自称他那以效果的价值为一种学说本身价值的实验主义批评法为“‘客观的’评判”。这真是一种自欺欺人之谈！我们已经屡次声明，自原始土地公有消灭，阶级制成立以后，社会中即有许多阶级对立，每个人都有所隶属，断没有超阶级的人。因此各人对于一种思想或学说效果的估价虽未必人人互异，然至少是和他们的阶级观点相适合的，于是对于一阶级的人有效果的东西，对于别阶级的人未必有效果，也就未必有价值。现在即以胡博士所举庄子的“定命主义”为例。自荀子看来，这是没有用的（即没有效果的），故加以排斥，自陶渊明，苏东坡，以及“刘伶一类达观的废物”看来，这是有用的（即有效果的），故予以欢迎。所谓效果，所谓有用，都是主观的，都是随阶级观点的不同而互异的，应用这种标准的评判法如何能妄称为“‘客观的’评判”？！

    还有一层，一种学说对于同时和后来的思想，发生何种影响，“在风俗政治上发生何种影响”，其“结果可造出什么样的人格”，全以当时和后来客观的环境为转移，要这种环境适于这种学说的发展，它才表现有用，表现效果，否则它本身虽真有价值，也不见得就发生好的影响。胡博士在批评墨子的三表法时说道：

    “往往有许多事的用处或在几百年后始可看出；或者虽用在现在，它的真用处不在表面上，却在骨子里。

    现在要反问大博士，如遇着“在几百年”中不表现效果的学说，将如何评判它的价值？！

    詹姆士以为实验主义不过是思想的几个老法子，换上了一个新名目。这是对的。试看以效果的价值为一种学说的价值，这不是将“以成败论英雄”的老法子翻翻花样，换上一个新名目么？老法子的说法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实验主义者新法子的说法是：对于本阶级或本人有用的和有效果的，是有价值的学说，或本阶级和本人所视为有用的，视为发生过良好效果的，是有价值的学说，否则不论其本身如何健全精密，都是没有价值的学说。请大家看啊：好一个“‘客观的’评判”法！

    总观胡博士的“理想中……一部可靠的中国哲学史”的作法，实在毫无是处，他“希望将来的学者用这些方法来做一部更完备，更精确的中国哲学史”，未免有些痴思妄想，因为采用这些方法的人即不会作出“更完备，更精确的中国哲学史”，能作出“更完备，更精确的中国哲学史”的人，即不会采用这些方法。不过我们为副他的第一个希望起见，正不妨依照这些方法来考虑他的大著，作为一种总的回顾。

    一，述学。　就胡博士所指的“述学”讲，这一项好像比“明辩”，“求因”，“评判”三项要容易得多，因为从现成的材料中做成“有条理有统系的哲学”，总算是便当的事，每个对于哲学有研究的人都能胜任愉快。其实不然。一部书的关键全在于此：述学如果正确，则以后三项比较容易为力，否则追源溯流，处处都会陷入歧途。他的哲学史第一步的大失败就在这一点上。

    他做述学的工作，从老子开始，把前此各哲人的思想搁在一边，这种“截断众流”的手段，实在截得太厉害，将来源一齐截去，突然涌出一个老子来，难怪梁启超要说，“读了胡先生的原著，不免觉得老子，孔子是‘从天上掉下来’了”。他叙述老子以前三百年的时势和思潮最正确，如战争的积极作用，新阶级的发生，各思想派别的阶级性，都没有表现出来；而于老子本人年代的考证更不精密（在梁启超以前，既有清人崔述，汪中疑及《老子》一书的著作年代，胡博士如果细心考证一下，也许可以免去这种错误），以致把古代哲学家的晚辈提作“中国哲学的始祖”，首先替“明辩”，“求因”，“评判”造成一种错误的泉源；至于对老子的学说不能正确而扼要地叙出，尤其余事了。

    胡博士的述学于第一次失败之后，接着又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以至于无数次的失败。他说：“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都在一部《易经》”，而“《易经》的哲学”是“（一）易，（二）象，（三）辞”。其实所谓易，象，辞只是《易经》的外表，他的叙述仅及于这种外表，而没有深究其内容，表现何以有那样的易，象，辞。他用一专章叙述孔子的“一以贯之”，归结到“孔子说的‘一以贯之’，和曾子说的‘忠恕’，只是要寻出事物的条理统系，用来推论，要使人闻一知十，举一反三”。这也同样是皮相之谈，未束道出孔子的真意所在。我们为着要解释这一点，须先征引《论语》中孔子对子贡说的几句话：

    “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

    对曰，然，非与？

    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如果“一以贯之”不过是“寻出事物的条理统系，用来推论”，试问“多学而识之”，是干什么？难道只学一些乱七八糟，没有条理，没有统系的东西“而识之”么？难道“多学而识之”之后，即不“用来推论”么，这一问便充分暴露胡博士的解释是浅薄到万分了！其实所谓“一以贯之”，如用俗语来解释，是“用一定的道理去应付万事万物，而使其贯通”，如用学术上的语言来解释，是“用一定的观点和方法去观察事物，而融会贯通之”。所谓“一定的道理”，或“一定的观点和方法”，就是曾子所说的“忠恕”。要这样述学，才没有失去孔子的本意。此外，他又把孔子的“学”字解作“只时读书，只是文字上传受来的学问”，无处不表见他的肤浅和错误。

    啊，我们这样挨次数下去，不独所占的篇幅太多，并且也不符原来概括批评的旨趣，因此，不得不力求简单扼要。胡博士对于充满墨子书中并为其学说主脑的“农夫”，“百工”，“妇人”，绝不提及，故意掩蔽其阶级性，宣言他“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只在于他的‘应用主义’”于是将他从地上抛入半天云中了。对于惠施，公孙龙等的诡辩，一律加以辩护，这便是“化腐臭为神奇，化平常为玄妙”！对于庄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为你吹嘘，许行的“市价不贰”论，用“互助的社会”这种大名义曲为掩护。对于法家的学说完全没有道着要点，尤其是因《管子》和《商子》非管仲，商鞅所作，即舍弃不顾，殊不知此等著作仍旧可以表现战国时代法家的思想，不能存而不论。至于其他细微之点甚多，也不必枚举了。

    二，明变。　述学的工作既如此不满人意，而明变的工作便完全牵强附会，不知所云。老子一书确系战国末期的作品，他为传通的说法所蔽，将老子作为哲学的头一胎，硬认孔子的“无为而治”和“以德报怨”是出于老子的学说。在另一方面，他又以为孔门弟子“孝”字派“家庭伦理的结果，自然生出两种反动。一种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如杨朱的为我主义，不肯‘损一毫以利天下”。一种是极端的为人主义，如墨家的兼爱主义，要“视人之身若其身，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国若其国”。有了这两种极端的学说，不由得儒家不变换他们的伦理观念了。所以《大学》的主要方法，……把“修身”作一切的根本。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都是修身的工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修身的效果。”不仅是这样。“孟子生在孔子之后一百多年，受了杨墨两家的影响，故不但尊重个人，尊重百姓过于君主；还要使百姓享受利乐”。此后他又以为墨学发展到“别墨”，于论“辩”一顶表见一种“信仰知识的精神。到了庄子，忽生一种反动”，而有怀疑主义的名学出现。“庄子的怀疑主义出世之后，哲学界又生出两种反动：一是功用主义，一是一尊主义。”至于法家可说是集道儒墨三家的大成。因为它从道家得到“无为主义”，从儒家得到“正名主义”，从墨家得到“平等主义”的缘故。可是许行，陈仲的学说怎样变来，未蒙明示，大概是因这种人物无足轻重，用不着说罢。

    以上就是胡博士“明变”的工作。他用“影响”，“反动”等字，把道且儒，墨，法，四家的学说连锁起来，表现“他们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的次序”，好是好的，不过和真相相去，足有十万八千里罢了！大家固绝不可像今年北平某杂志所传傅斯年的见解一样，说“历史是上句不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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