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对于《哲学史》的总批评

句不接下句，东摇西摆，乱七八糟的偶然的不成体统的东西”，但也不能像胡博士一样，离开阶级的立场，把两只眼睛死死钉在各种学说的本身上，按照它们出现的先后，简简单单用一条穿凿附会的锁链子（即影响与反动）连贯起来。我们知道，并在前面已经证明一种学说的出现或向某方面发展，虽多少可以受同时代或前代另一种以至另几种学说的影响，但语其根本，则仍以阶级的背景为转移，这是一个主要之点。胡博士抛弃了这个主要之点，所以他的“明变”只是自己明明白白地变戏法！

    三，求因。　所谓“变”，既只止于这四家交互的“影响”和“反动”，所谓“因”也不外诸求其中，要到万不得已，他才求之于所谓“时势”。他以为老子的思想完全是距他两三百年前的时势和思潮的产儿，“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反动”；又说“老子哲学的根本观念是他的天道观”念，而“他的政治上的主张，也只是他的根本观念的应用”。可见胡博士是要求老子的天道观念的因于诗人时代。但《诗经》上明明承认天有意志，老子偏说天道无知，这个“因”如何求法呢？他于是变更论点，降下来两三百年，说：“老子生在那种纷争大乱的时代，眼见杀人，破家，灭国等等惨祸，以为若有一个有意志知觉的天帝，决不致有这种惨祸。万物相争相杀，人类相争相杀，便是天道无知的证据。”不过孔子所生的时代也是一个“纷争大乱的时代”，也“眼见杀人，破家，灭国等等惨祸”，何以又承认天有意志？墨子所生的时代也是一个“纷争大乱的时代”，也“眼见杀人，破家，灭国等等惨祸，”何以又承认天有意志，而他对于天的态度复与孔子不同？可见单从广泛的时势上去求因，也是求不出来的。要达到这种目的，当从各人所代表的阶级下手。老子眼见自己所代表的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日趋崩溃，正在怨天恨地，无法自救，故愤而宣言：“天地不仁！”孔子眼见自己所代表的士和新兴地主阶级日形发展，正在欢天喜地，奋发有为，故心平气和地说：“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墨子眼见自己所代表的农工阶级日见扩大，但力量薄弱，不足以言争斗，故诚诚恳恳地说：“天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要像我们这样的求因，才是合于自然情势而真实不虚的。

    可是胡博士的求因法大半只以常时的思潮为泉源，连带时势都很少提及。结果他虽有时能说出一个“因”，但这不是某种学说发生的客观的“因”，只是他凭着主观制造出来，硬加在某种学说上的“因”。举个例来说，他以为“因为儒家不信鬼，所以墨子倡‘明鬼’论。因为儒家厚葬久丧，所以墨子倡‘节葬’论。因为儒家重礼乐，所以墨子倡‘非乐’论。因为儒家信天命，所以墨子倡‘非命’论”。此外，又求墨学灭亡的“因”于儒家的反对，法家政客的猜忌和“诡辩”的微妙；求古代哲学中绝的“因”于“怀疑主义的名学”，“狭义的功用主义”，“专制的一尊主义”和“方士派的迷信”。

    然这一切的一切虽只是胡博士主观上的“因”，到底也还有一个“因”，总算是尽了自己的心，掩了世人的耳目。有许多地方，连这种主观上的“因”都没有。例如他屡称“《墨辩》六篇乃是中国古代第一奇书”，含有无数有价值的科学材料，但古代为什么能产生这“第一奇书”，竟说不出原因。他自诩为懂得，由孔子的“爸爸政策”到孟子的“妈妈政策”是“代表一百多年儒家政治学说的进化”，讥笑他人“爸爸妈妈的分不清楚”，但为什么有这种进化，又说不出原因。他屡说庄子“极端‘不谴是非’的达观主义，即是极端的守旧主义”，“他的学说实在是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的大阻力”，但庄子为什么要持这种态度，又说不出原因。他说到“墨家论‘名’只有别同异一种用处。儒家却于‘别同异’之外，添出‘明贵贱’一种用处”，但墨家为什么是那样，儒家为什么偏要这样，又说不出原因。他说许行提倡“很激烈的无政府主义”，陈仲提倡“极端的个人主义”，但他们为什么是这样，又说不出原因。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胡博士在最近“《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用老前辈的口吻，告诉他的“少年的朋友们”说：

    “赫胥黎教人记得一句‘拿证据来’！我现在教人记得一句‘为什么’？，少年的朋友们，请仔细想想：你进学校是为什么？你进一个政党是为什么？你努力做革命工作是为什么？革命是为了什么而革命？

    政府是为了什么而存在？

    请大家记得：人同畜生的分别，就在这个‘为什么’上。”

    胡博士这样会教“少年的朋友们”处处要问个“为什么”？这样会激励大家不要忘纪“人同畜生的分别，就在这个‘为什么’上”，而他自己替中国著一部开天辟地的哲学史，却处处说不出一个“为什么”，并处处忘记了说一个“为什么”，不知这是为什么？还要请教他解释这个“为什么”！

    四，评判。　“述学”，“明变”，“求因”三项既是有系统地一路错下去，并且愈错意多，则所谓“评判”便可想而知，尤其是遵照实验主义的方法所下的“评判”，自成一家，别饶风味，请大家赶快来领略罢！

    “你看那《伐檀》的诗人对于那时的‘君子’何等冷嘲热骂！又看那《硕鼠》的诗人气愤极了，把国也不要了，去寻他自己的乐土乐园。到了这时代思想界中已下了革命的种子了。这些革命种子发生出来，便成了老子孔子的时代。”

    依照这一段评论看来，老子孔子应当是劳苦农民的代表，专替他们说话，才算是“思想界中已下了革命的种子”。然在实际上，老子竟站在反动的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上，发挥一种愚民政策，说：

    “古之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胡博士看不见这种大关节，偏爱将老子“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的话去比附《伐檀》，《硕鼠》两篇诗，殊不知这些诗所表现的是在下的农民对统治阶级的攻击，而老子是“以统治阶级的代表自居”，特向这个阶级陈情的，所以下面紧接着“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等语。至于孔子也同样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地位，把人民看做受治的客体，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试问这种的口气是受过《伐檀》《硕鼠》两诗洗礼的人应该说的么？可见胡博士的第一次大评判，就是第一次的大失败！至于一方面说老子孔子同为古代革命种子的萌芽，另一方面又说只有老子是“思想界的革命家”，而孔子为“中国古代的守旧派”，还算是小而又小的矛盾了……

    第一次的大评判既已大失败，第二次的大评判又是如此。先请看他的伟论罢：

    “儒墨两家根本上不同之处，在于两家哲学的方法不同，在于两家的‘逻辑’不同。《墨子·耕柱篇》有一条最形容得出这种不同之处。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曰，‘善为政者若之何’？仲尼对曰，‘善为政者，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

    子墨子闻之曰，‘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叶公子高岂不知善为政者之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哉？因所以为之若之何也。……”

    这就是儒墨的大区别，孔子所说的是一种理想的目的。墨子所要的是一个“所以为之若之何”的进行方法。孔子说的是一个“什么”，墨子说的是一个“怎样”。这是一个大分别。《公孟篇》又说：

    子墨子问于儒者，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署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

    儒者说的还是一个“什么”，墨子说的是一个“为什么”。这又是一个大分别。”

    我们看了这一大段话，对于他的评论的武断，不能不吃一大惊！《耕柱篇》和《公孟篇》所记载的是否事实，本是一个大疑问，即系事实，也不能这样轻率地根据一二事来评定孔子整个的哲学方法。他自己在这一段话相隔不远的前面亲口说过：“孔子那样的精神魄力，富于历史的观念，又富于文学美术的观念，删《诗》《书》，订礼乐，真是一个气象阔大的人物。试问以这样“一个气象阔大的人物”，何致蠢到遇事只问“什么”，不问“怎样”与“为什么”？我们单从常识上推测，也可以知道孔子决不致如此浅薄。

    梁启超为着反驳胡博士的批评，特从《易经》上引出许多证据，表见孔子处处在讲“为什么”。其实梁氏用不着费这许多气力，只须从哲学史上讲孔子学说的一章中抄出一小节就够了。胡博士对于孔子“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几句话解释道：

    “孔子说观察人的行为须从三方面下手。第一，看他因为什么要如此做；第二，看他怎样做，用的什么方法；第三，看这种行为，在做的人身心上发生何种习惯，何种品行。第一步是行为的动机。第二步是行为的方法。第三步是行为所发生的品行。这种三面都到的行为论，是极妥善无弊的。”

    多谢胡博士，已经亲口供出孔子也说过“为什么”和“怎样做”，我们如果肯仿照他用老子的无为去比附孔子学说的办法，还可以说墨子的“为什么”和“怎样”，是因受了孔子上面几句话的影响才发生的啦！

    可是我们不用停在此处多说，请再看看下面一种奇妙的评判：

    “《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当作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于实事的评判。明是赵穿弒君，却说是赵盾弒君。明是晋文公召周天子，却说是“天王狩于河阳”。这都是个人的私见，不是历史的实事。后来的史家崇拜《春秋》太过了，所以他们作史，不去讨论史料的真伪，只顾讲那‘书法’和‘正统’种种谬说。《春秋》的余毒就使中国只有主观的历史，没有物观的历史。”

    胡博士这一段话的最大部分明明承认《春秋》不是一部史书，而是一部从正名主义出发去批评历史的书，明明承认后人把它看做历史的模范，崇拜太过是一大错误，可见它本身原来没有什么坏处，没有什么“毒”。可是胡博士应用实验主义的方法，忽然一转，说“《春秋》的余毒就使中国只有主观的历史，没有物观的历史”，这就是说，《春秋》不独有”毒”，并且还有“余毒”，不独有“余毒”，并且非常厉害，使两千年来的中国产不出一部好历史！神奇哉，大博士的评判法！

    像这样的评判法，他对于墨子的三表法也应用过，前面已经详细指出，兹不再赘了。此外，如断定庄子的《齐物论》为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一个真原因，荀子的九个字是古学灭亡的死刑宣言书等等，都是极荒谬的评判。总之，我们就是依照胡博士所指示的方法来批判他的书，也仍然发见其中是百孔千疮，找不出一点好东西。从头至尾，大都是浅薄而谬误的：其根本的原因就在应用唯心的实验主义的玄学方法，作为“述学”，”明变”，“求因”和“评判”的方法。

    此外，这种哲学史的成分很不均匀，对于各哲学家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说得不甚充分，对于他们学说实在的背景更没有提及，而于名学一项却拉得很长，竟占全书三分之一，因为它原来是由一部名学史改造出来的。胡博士以为“清代的汉学家……多不肯做贯通的工夫，故流于支离破碎”，而作为哲学史，须“把每一部书的内容要旨融会贯串，寻出一个脉络条理，演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他自己对于这一点却没有做到，全书都“流于支离破碎”，没有提纲挈领，没有系统化，而以老子荀子等篇为尤甚，因为这是由一部大学讲义改造而成的，故没有脱去讲义的气味。（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虽是毛病百出，但的确做到提纲挈领和系统化的境界，读者试比较一下，即能知道）

    现在总括起来说：梁启超大吹大擂，认为具有“‘不废江河万古流’的”“锐敏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学问成家数’的胡先生”的“空前创作”（参看梁氏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自我们看来，是观察力不锐敏，组织力不致密，创造力过于大胆！胡博士大言炎炎，认他自己做了这部“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的《哲学史大纲》“是中国一件大幸事”，但我们根据上面十万字的批评，可以确切地告诉他和世人，这是中国一件大不幸的事！

    梁启超于批评这部书之后，发表他的感想，说他“得有批评这部名著的光荣”，很是“高兴”，我则恰恰与之相反，很是“悲愤”。为什么呢？第一，我本不是一个专门研究哲学的人，只因到德留学，获得一种新的观点与方法，偶然从友人处找着胡博士这部哲学史，携归重读一遍，发见许多错误，觉得有严厉批评的必要。但归国后，因从事于社会科学的教授与著述，遂将此事置诸脑后；迟至今日，因自述生平的学业，才得参考群书，重提旧事，虽此时的见解较前有长进，然延迟这种批评工作，实在是十分可悲的事。第二，国内的旧哲学家和新哲学家，老哲学家和少哲学家，大哲学家和小哲学家，到处都是，对于这部影响最大的书，从没有作过有系统和整个的批评（除梁启超外），学术界这种萎蘼不振，真是令人愤慨！因为这种不管事的沉默态度，不独使读书界受绝大的损失，对于作者也是一样。拭看胡博士初作哲学史时，态度是何等谦恭，他宣言这部书定有许多未能做到他所标的目的和未能谨守他所定的方法之处，希望人家加以批评，并“做一部更完备更精确的中国哲学史”。但是过了几年，他只听得大家无聊的喝采声，碰不到一篇严厉批评文字，便渐浙感觉自己是中国天字第一号的世界闻名的哲学家，真是了不得，于是公然自命为中国治哲学史的开山人，且目为“中国一件大幸事”，自称他“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自认“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自猜“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休想站得住”！(像这样目中无人的骄傲态度，不独是前后判若两人，并且也是学术界所仅见的！然我们却不能完全怪他。这只是————和他自己所说的一样————因为他“少了四围的敌手与批评家，就如同刀子少了磨刀石”，他已生锈了，他已变钝了！我们对于生锈和变钝了的胡博士已经没有爱护的可能，也似乎没有爱护的必要，只可惜学术衰败的中国至今还没有一部有价值的哲学史出现，以致一部分青年学子“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我们实在不忍见中毒的人日多一日，故竭自己的棉薄，草就此文，为批评界作一个先驱小卒，希望以后源源而来的都比此深刻而高明，那今日悲愤填膺的我将来也可以得着无限的安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