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古代哲学中绝的批评

    （一）专在哲学的云雾中去找哲学中绝的原因！ （二）“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一个真原因就是庄子的《齐物论” （三）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二个真原因便是荀子韩非一派的狭义的功用主义 （四）“中国古代哲学灭亡的第三个真原因就是荀子韩非李斯一系的专制的一尊主义” （五）“哲学灭亡的第四个原因……乃在方士的迷信” （六）春秋战国时代四大系的思潮 （七）用“胡子头发一把梳”的办法治哲学史 （八）“第一个真原因”竟是一个假原因！ （九）“第二个真原因”又是一个假原因！ （一○）难道是“古学党”的宣传部长？ （一一）“第三个真原因”又是一个假原因！ (一二)“第四个真原因”又是一个假原因！（一三）介绍并批评梁启超所补充的古代哲学中绝的“两个更大的原因” （一四）不通的标题 （一五）四系哲学的中道灭亡或继续发展的分析观。

    第十九，胡博士这部《哲学史大纲》不独是每篇错误百出，并且几乎每章都是如此，不独起首一章（指二篇第一章）错得顶厉害，并且末尾一章也是如此。其实起首一章的错误还算情有可原，因为他至少尚知道从所谓“时势”中去找哲学结胎的原因；到了末尾一章他简直把这种手续免去，专在哲学的云雾中去找哲学中绝的原因，因此弄出来的错误，便令人无从原谅了！可是我们暂且先听一听他的伟论罢。据他说，“中国古代哲学的中道断绝……约有四种真原因”：

    （一）怀疑主义的名学。“中国古代的哲学莫盛于‘别墨’时代……不料这支学派发达得不多年，便受一次根本上的打击。这种根本上的打击就是庄子一派的怀疑主义。……有了这种态度，便可把那种信仰知识的精神一齐都打消了。再加上老子传下来的‘使民无知无欲’的学说和庄子同时的慎到田骈一派的‘莫之是，莫之非’的学说，自然更容易养成一种对于知识学问的消极态度。因此庄子以后，中国的名学简直毫无进步。名学便是哲学的方法。方法不进步，哲学科学自然不会有进步了。所以我说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一个真原因，就是庄子的《齐物论》。”

    （二）狭义的功用主义。“庄子的怀疑主义出世之后，哲学界又生出两种反动：一是功用主义，一是一尊主义。”荀子的“功用主义一方面是要挽救怀疑哲学的消极态度，一方面竟是攻击当时的科学家与哲学家”，因为他把“充虚之相施易”，“坚白异同之分隔”，看做“无益于理”。“这种主义到韩非时，更激烈了，更偏狭了。”他简直“把‘功用’两字解作富国强兵，立刻见效的功用。因此，一切‘坚白无厚之辞’，同一切‘上智之论，微妙之言，’都是没有的用。……这种短见的功用主义乃是科学与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哲学界有了它，“学术思想自然不会有进步，正用不着焚书坑儒的摧残手段了。所以我说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二个真原因，便是荀子韩非一派的狭义的功用主义。”

    （三）专制的一尊主义。怀疑派的人持一种智识上的悲观主义，以为“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其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庄子·秋水篇》）荀子欲救其弊，乃说：“‘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这九个字便是古学灭亡的死刑宣言书！学问无止境，如今说学问的目的在于寻一个止境：从此以后，还有学术思想发展的希望吗？荀子接着说：‘恶乎止之？曰，至诸至足。曷为至足？曰，圣王也。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这便是我所说的‘专制的一尊主义’。在荀子的心里，这不过是挽救怀疑态度的一个方法，不料这种主张便是科学的封门政策，便是哲学的自杀政策。荀子的正名主义全是这种专制手段。后来他的弟子韩非，李斯和他的‘私淑弟子’董仲舒都是实行这种师训的人。《韩非子·问辩篇》说：‘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这就是李斯后来所实行‘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政策。哲学的发达全靠‘异端’群起，百川竞流。一到了‘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时候，一家专制，罢黜百家；名为‘尊’这一家，其实这一家少了四围的敌手与批评家，就如同刀子少了磨刀石，不久就要锈了，不久就要钝了。故我说中国古代哲学灭亡的第三个真原因就是荀子，韩非，李斯一系的专制的一尊主义。”

    （四）方士派的迷信。中国古代通行的宗教迷信至春秋战国时又因几种原因而“增添一些势焰。一是墨家的明鬼尊天主义。二是儒家的丧礼祭礼。三是战国时代发生仙人迷信。四是战国时代发生的阴阳五行之说。五是战国时代发生的炼仙药求长生之说。————这五种迷信渐渐混合，遂造成一种方士的宗教。”当时的君主如齐威王，宣王，燕昭王，秦始皇都迷信这种宗教。尤其是秦始皇极力加以提倡，“到处设祠，封泰山，禅梁父，信用燕齐海上的方士，使徐市带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使卢生去寻仙人羡门子高，使韩终，侯生等求不死之药，召集天下‘方术士’无数，‘候星气者多至三百人。’这十几年的热闹遂使老子到韩非三百年哲学科学的中国，一变竟成一个方士的中国了。古代的哲学，消极一方面，受了怀疑主义的打击，受了狭义功用主义的摧残，又受了一尊主义的压制；积极一方面，又受了这十几年最时髦的方士宗教的同化；古代哲学从此遂真死了！所以我说，哲学灭亡的第四个真原因，不在焚书，不在坑儒，乃在方士的迷信。”

    以上从胡博士古代哲学灭亡的四个真原因的撮要，原文共有十大页，此处所引不过四分之一，因此，我们的批评不能完全以此为限。现在分条讨论如下：

    一，我们在上面的批评中已经指出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潮共分四大系，这不是胡博士所说的道，儒，墨，法四家，而是：

    代表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的老庄系，

    代表士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儒法系，

    代表农工阶级的墨子系，

    代表无产阶级的许行系。

    这四大系既各有各的阶级背景，也各有各的主义和学说，虽因同时并存，可以互相影响，而各系的游离分子甚至于将此等学说混合起来，然其主要潮流各有分别，是不能并且也没有混在一起的。所以各系中人始终是互相非难，各不相下，如墨子的攻击儒家，孟子的排斥杨墨，进攻许行陈仲，荀子的批评老庄墨子，庄子的非笑儒墨，老子的抨击儒墨法三家，都是其中彰明较著，信而有证的。我们如果要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灭亡的真原因，应当按照各系的情形，加以个别的分析，才能得到真相。不意胡博士虽著了一大本《哲学史》，对于此等思想系统及其背景始终不懂，以致应用我们乡间所谓“胡子头发一把梳”的办法，将它们混在一起来讨论。他说，科学的“别墨”一派正在发达之中，竟受了庄子一篇《齐物论》的“根本打击”，试问这是什么话？坚苦卓绝的墨者，自信力是何等坚强，做成“中国古代第一奇书”（《墨辩》六篇）的墨者，知识是何等优越，因反动派的庄子做了一篇《齐物论》，就“受一次根本上的打击”，只有实验主义者才做得出这种结论！

    胡博士自言从赫胥黎学到一个“拿证据来！”平日也喜欢用证据，现在要问他这种说法有没有证据？有的，就是“和庄子同时的慎到，田骈一派的‘莫之是，莫之非’的学说”。可是我们在第八项中已经说过，慎到虽时常证引墨子的话，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墨者，这种证据是没有用处的。还有一层，胡博士在《哲学史》的第八篇指出墨学的灭亡，“第一是由于儒家的反对”，“第二由于墨家学说之遭政客猜忌”，“第三由于墨家后进的‘诡辩’太微妙了”，并没有涉及庄子的怀疑主义；现在竟将自己前次所举的原因，一齐抹杀，另来一个庄子的《齐物论》，可见他著书多系东拉西扯，临时凑成的。

    墨家一系哲学中绝的原因，既不在区区一篇《齐物论》，儒法系更不用说，因为胡博士自己明明承认荀子，韩非的“狭义的功用主义”和“专制的一尊主义是怀疑主义的反响，“都带有救正怀疑主义的意味”。至于许行一系的实行家当然不会受这种无聊的空谈的影响。于是还只剩着道家一系或有受影响的可能，但仍旧没有证据。不，依照胡博士的说法，《庄子》一书在两千年前即已发见和达尔文一样的“物种由来”说（即所谓“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此说如果是庄子本人倡的，可见他的怀疑主义并不能影响他自己，如果是后人倡的，可见他的怀疑主义也不能影响他本系的同志。自我们看来，《庄子》一书中既没有达尔文一样的学说，而《齐物论》在思想上也没有表现什么影响。胡博士如不以这句话为然，即请以慎到为例。这个人是他所认为完全接受怀疑主义的，宜乎“以‘不谴是非’为高尚”，不肯“研究真理的科学与哲学”了，但他在第十二篇曾告诉我们说：

    “慎子的‘法治主义’便比儒家进一层了。……慎子最明‘法’的功用，故上文首先报出‘法’的客观性。这种客观的标准，如钧石权衡，因为是‘无知之物’，故最正确，最公道，最可靠。”

    倡“莫之是莫之非”学说的慎子居然能创造一种“比儒家进一层”的“法治主义”，并指出“最正确，最公道，最可靠”的法的“客观的标准”，可见《齐物论》自《齐物论》，科学进步自科学进步了。至于认“庄子以后，中国的名学简直毫无进步”，为受了《齐物论》的影响，更是一种无稽之谈，值不得我们一驳。由此看来，所谓“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一个真原因”竟是一个假原因了！

    二，胡博士把荀子，韩非等“狭义的功用主义”和“专制的一尊主义”看做庄子怀疑主义的反响，其立论的浅谬，和他认庄子的名学是“别墨”一派名学的反响，而墨学的中绝又是受了《齐物论》的影响那样的议论，没有两样。在他自己以为是在做“明变”的工作，系他所举的哲学史三大目的之一，万不可少的，但自我们看来，这是一种“拉扯”的工夫，只能形成一种似是而非的议论，不独没有用处，而且贻误后学。各系的学者既各有其阶级的背景，则一种学说的出现必然是按照本阶级的需要而来的，决不像公子哥儿闹意气一样，你有这一样，我就要弄出那一样来和你比一比长短，见个高下。荀子倡这两种主义正是新兴地主阶级急于要升为统治阶级所不可缺少的工具，后来李斯利用师说获得成功，就是一个明证。此等学说的出现和庄子的怀疑主义没有因果的关系，有了怀疑主义，它们固然要出现，即没有它，也要出现。（不过有了它，对于他们多少要发生一点影响。）试看荀子是何等喜欢臧否人物，他对于老子，申子，它嚣，魏牟，陈仲，史鱿，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子，一律加以批评，尤其是对于他所不赞成的学说，必定长篇阔论地驳个痛快，如用《性恶篇》驳孟子的性善论，在《富国篇》和《乐论篇》中驳墨子的节用与非乐论，在《正名篇》中驳“杀盗非杀人也”诸说，在《正论篇》中驳宋子的学说是。他对于庄子的批评怎样呢？只有“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的话。他的两种主义如果真是为庄子的怀疑主义而发，拭问岂有不来一大篇驳论么？他的默不作声就是胡博士的推论不过一种曲说的反证。

    “狭义的功用主义”既是儒法系为着本阶级的利益，应时势的要求而发，（其实胡博士自己也承认此说，所以说：“这种极端的‘功用主义’，在当时韩非对于垂亡的韩国固是有为而发的议论。”）其他各系因立场不同，自不致一致接受，这是很显明的道理，不意胡博士不肯细心考察这种实在的情形，偏偏好发空议论，说“哲学界有了一种短见的功用主义，学术思想自然不会有进步。”他既没有提出证据，怎能断定各系一致奉这“短见的功用主义”为准绳，而不再去求科学与哲学思想的发达呢？所以他说的“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二个真原因”又是一个假原因！

    三，儒法系“狭义的功用主义”既不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真原因，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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