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古代哲学中绝的批评

，它的“专制的一尊主义”自然也事同一律，用不着多说。不过我们在此处应当指出唯心论的经验主义者是怎样夸大荀子“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这九个字的作用。他似为这“便是古学灭亡的死刑宣言书”！(我看到这句话，疑心他秘密组织了一个什么“古学党”，并担任了宣传部长的职务，不然，他便没有这样信口开河的必要。区区九个字就可以宣告全部古学的死刑，这比庄子的一篇《齐物论》有效得多了！伟矣哉，文字的力量！可怕呀，“死刑宣言书”！

    好了，我们不要停在此处开顽笑，应当正正经经说几句。胡博士对于荀子的话实在犯了穿凿的毛病。“学问无止境”的大道理，荀子是懂得的，所以他在这九个字的上面预先说明：“凡〔可〕以知，人之性也。可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之性，求可知之理，而无所疑（定也）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遍也。”同时他在这九个字的下面又明白解释“止之”两字是要“以圣王为师”，“以圣王之制为法”。如把上下的文字连贯起来看，那就是说，知识原无止境，所以没世穷年不能探遍，但应当有个标准，有个范围，才不致博而寡要，劳而无功，于是便不能不以尽伦尽制的圣王为师，而以其制为法。胡博士不知注意上下的文意，竟断章取义，把这九个字曲解作“学问的目的在于寻一个止境”，于是大惊小怪地指它为“古学灭亡的死刑宣言书”，这种手法彷佛江湖术士的耍把戏！

    “以圣王为师”，“以圣王之制为法”，这是“专制的一尊主义”，不错；“这种主张便是科学的封门政策，便是哲学的自杀政策”，也不错。不过墨子也曾说过：

    “凡国之万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尚同》中）

    胡博士既说“墨子是一个教主”，便应当承认他这种说法不仅限于政治方面，并包括教育在内。他的话和荀子的话虽不完全相同，然其为“专制的一尊主义”则一，胡博士在讲墨子的“尚同”时，也征引过意义相同的句子，何以不斥为“专制的一尊主义”，何以不斥为“科学的封门政策”，“哲学的自杀政策”呢？恐怕是因当时墨学正在勃兴之际，用不着这种材料罢！

    还有一层，所谓“科学的封门政策“，和”哲学的自杀政策”，是要一般科学家与哲学家接受这种“专制的一尊主义”，才会呈出如此现象。现在根据我们在上面所说的理由，儒法系以外的三系决不会接受这种主义（就是主张“上同乎天子”的墨家也不会听命，因为它明明要“选择贤能圣智辩慧者立以为天子”，在此举未能实现时，它还是要反对“专制的一尊主义”）；其实儒法系又何尝奉行过这种主义？当胡博士拿笔草这一段文字时，他的下意识中恐怕也有同样的感觉，所以于“科学的封门政策”和“哲学的自杀收策”之后，马上变更论点，把韩非的说法与李斯的实行这种说法的事实叙述出来，想借此淆惑读者的心思。殊不知李斯“实行‘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政策”，对于科学哲学界仅系一种外来的暴力，与焚书坑儒同其性质（胡博士也说“这两件事……都不是古代哲学消灭的真原因”），至多不过是科学的被封门，哲学的被杀，绝不能与“科学的封门政策”，和”哲学的自杀政策”混为一谈。况且李斯的政策并没有贯彻出来，其效力当远在焚书坑儒之下。所以胡博士所说的“中国古代哲学灭亡的第三个真原因”，又是一个假原因了！

    四，卡尔说得对：“宗教是被压者的太息声，是一个无情世界的心情，是种种惨淡无光的状况的精神。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人民虚幻的幸福”。当春秋战国时代，战争频仍，被压迫阶级的痛苦，都有增无减，宗教的迷信也与时俱进，这原是不足奇怪的。可是宗教迷信的增加与科学哲学的发达，并非绝不兼容的，它们可以同时并进，春秋战国之际就是一个显例。因为不独各阶极的人知识思想各不相同，即一个阶级的人也有程度上的差异，一部分人尽管沉溺于宗教的迷信中，愈陷愈深，但另一部分人（指这个阶级一部分开明的领导者）可以跑上知识的道路。日趋光明，尤其是在一种学说已有根基的时候，这种可能性更大。试看前几年我国所谓同善社，悟善社遍布全国，上自武入官僚，下至绅士老百姓，都趋之若鹜，不独没有因此影响国内科学哲学的发展，并且这些学科也与之惧进，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所以胡博士指秦始皇时方士十几年的热闹为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原因，殊不合理。他应当知道方士的热闹是一种外部的势力，恰和焚书坑儒一样，假史四大系的学说没有内部崩溃或停滞的原因，这种热闹对于它们不会发生影响，即发生影响，也是极其有限的。胡博士说：“秦始皇所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人，乃是一班望星气，求仙药的方士。这种方士多坑杀了几百个，于当时的哲学只该有益处，不该有害处。”他以为方士的坑杀对于“当时的哲学只该有益处”，而在实际上并无益处，那么，他所谓方士的害处，也就未见得真是害处罢！至于说这十几年最时髦的方士宗教同化了古代哲学因而灭亡了古代哲学，又是一种杜撰的话，我们用不着驳斥，叫他先实行赫胥黎的教训，“拿证据来”！然后要求答复。总而言之，他的中国古代“哲学灭亡的第四个真原因”仍旧是一个假原因。

    大家看了以上的驳论，就可以知道唯心派的实验主义者，美国道地的哲学博士，和自命为中国治哲学史的开山人做出这十大页的古代哲学中绝的结论，可含有半点真理？！好一个实验主义者，好一个哲学博士，好一个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人！第一个批评这部哲学史的梁启超虽本于唯心论的见地，承认这“四种真原因”，但他还觉得不够，不替胡博士补充“两个更大的原因”：

    “第一，凡当民族混化社会剧变时代，思想界当然像万流竞涌，怒湍奔驰；到这种局势完全经过了，社会状况由川湍变成大湖泊，当然是水波不兴，一拭如镜。战国和秦汉的嬗变，正是如此；思想界发扬蹈厉了几百年，有点疲倦了，自然移到休息时代。

    第二，中国人本是太平原民族，因他的环境和遗传，久已养成一种爱中庸厌极端的性质；春秋战国间，因社会剧变，发生特种刺激，才演出这个例外。像孔子这派的中庸态度本来是最适于这个民族的心理；他本身又有很丰富的资料，尽够人受用，所以特种刺激过去之后，自然是唯他独尊了。”

    梁大玄学家看见胡大博士完全用唯心论解释古代哲学的中绝问题不大巧妙，于是极力靠近唯物论，冀得一种满意的解决。不意他的脑子里满装着民族的意识，兑把生产力和生产方法发展的问题抛开，拿住“民族混化”做主干，对于思想界打一个譬喻，归结到“有点疲倦”，“移入休息时代”。（一“休息”就是两千年，好“疲倦”啊！）这种用“当然”起，“自然”止的论断法再巧妙也没有了，只是空空洞洞，未尝告诉我们一点实在和具体的东西！

    梁氏于民族问题之外又加上一个地理问题，以为“大平原民族”“久已养成一种爱中庸厌极端的性质”，可是这种性质于“久已养成”之后，偏因“特种刺激”，来一个春秋战国五百年的长时期的“例外”，实在有点奇怪。这“特种刺激”是什么，未蒙明示，实在有些神秘。按着是孔二先生的遗产丰富，尽够我们这个民族受用，我们于感潋之余，便馨香祷祝，尊之为“大成至圣”！

    请大家仔细看一看，梁氏替胡博士所补充的“两个更大的原因”到底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无非是几句空话，一套玄谈！我们所要急切知道的，是中国古代哲学灭亡的实在的原因，而他所说的是一个文学家的美丽的比喻。他谈到“休息”，难道灭亡仅止于“休息”？他又谈到“独尊”，难道“独尊”可以衬灭亡？可怜，唯心的哲学家，可怜，玄学的批评家！

    胡博士的“四种真原因”和梁启超的“两个更大的原因”对于“古代哲学之中绝”的问题既完全说得不中肯，实在的原因究竟在那里呢！我们以为此事还不能这样直截了当地解决，当从标题谈起。胡博士“古代哲学之中绝”这一章的标题完全不通，如依照这个题目去做文章，即做一万年，也做不通！因为中国古代哲学只有一部分中绝了，另一部分是转变了，并没有全体中绝。所谓“怀疑主义的名学”，“狭义的功用主义”，“专制的一尊主义”，甚至于“方士派的迷信”明明也是一种哲学，怎好笼统地说古代哲学中绝了或灭亡了？此话如何说得过去？所以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应当分别来看。

    当秦始皇统一江山之际，可以说就是周代封建生产方法正式告终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完全占得势力的时代，当秦汉递嬗之际，可以说就是士和新兴地主阶级正式开始掌握政权，和小有产的农工阶级以及无产阶级完全失败的时代；前者的标记是秦废封建为郡县，而后者的标记是揭竿斩木起而亡秦的农工和无产者终于崩溃，而泗上亭长所领导的文士武士的集团获得最后的胜利。这种事前的趋势和事后的结果反映到哲学上，便表现下列的形势：

    一，代表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的老庄系因贵族的颠覆和本阶级的灭亡已成事实，完全无可挽回，失望之余，走入怀疑主义一途，作为最后的微弱的太息声，并暴露这一系再也没有气力前进了。

    二，代表小有产的农工阶级的墨子系因本阶级受尽残酷战争的毁灭，和横征暴敛的诛求，一部分死于战争，另一部分残存的受新兴地主阶级和政府的剥削压迫，生活日趋困苦，阶级的力量愈益薄弱，遂流入诡辩成销沉一途，度其无聊的岁月，暴露它得不到本阶级生力军的救援，再也兴奋不起来了；及秦末农工们暴动失败，这一系在哲学上战斗的能力也同归于尽了。

    三，代表无产阶级的许行系因本阶级的力量原来异常薄弱（也许还没有完全组成一个阶级），除为战事所牺牲外，又备受比农工阶级还要厉害的剥削与压迫，更无以自全，更无力为之后援。加以这一系的学说十分幼稚，本来站不住脚，更容易趋于消灭一途，所以它不独比前两系灭亡更早，甚至于连自己的学说都无法保存了。

    四，代表士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儒法系因本阶级的势力飞黄腾达，日趋强大（战争对于这个阶级是害少利多，因为由战争所获的土地多归诸战士，使之成为地主，而重农的结果又足以增加地主的利益），在哲学上遂表现一种急功好利，切于实用的倾向，和一种勇往直前，豪迈无比的气概，于是“狭义的功用主义”和“专制的一尊主义”应运而生；及至汉初遂成为儒法系独霸“天下”的局面。所以单就这一系的哲学讲，不独没有”中绝”或“灭亡”，并且还继续发展，获得最后的胜利，深入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而两千年来在政治上总是开儒家的医方，行法家的手术，这两家能够狼狈相依，正因它们的哲学有互相辅助之处。

    以上所说的仅为四大系哲学中道灭亡或继续发展的内部的和主要的原因，此外还有好些外部的和次要的原因，如秦始皇的焚书减少甚至于断绝了学说传播的机会（此事对于古代垂绝的各系哲学当然有极大的影响，胡博士毫不加以重视，未免可怪），当权者对于各系学说的仇视或提倡，得势一系对于失势各系的攻击等等，都有助于各系哲学的消灭或发扬。不过没有内部的原因，则外部的原因不能发生很大的作用，至多也只能是暂时的。如焚书一举对于四大系是同样不利的，而受打击的程度则各不相同，就是一例。

    总而言之，我们如就古代残存的少数材料中，细心加以研究和分析，即不难找出古代各系哲学或兴或废的真实原因。不意号称博学多闻，能思能虑的胡博士，应用他那“历史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对于这一切的一切，竟毫无所得，迫得乞灵于“怀疑主义的名学”，和“方士派的迷信”，作为古代哲学中绝的两个真原因；尤其荒谬的是，将正在开始深入政治生活中并继续向前发展的儒法系哲学也列在“中绝”，或”灭亡”之内，而以“狭义的功用主义”和“专制的一尊主义”为另外的两个真原因————以这样错误百出的推论结束这部错误百出的哲学史，可以说得上是“横锁一湖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