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前三世纪思潮的批评

    （一）许行一班人的阶级性 （二）春秋战国时代雇工的出现 （三）最下层阶级代表与激烈主张 （四）无产者的同志 （五）代表一种社会势力 （六）又说不出许行为什么提倡“很激烈的无政府主义”！ （七）许行的“市贾不贰”法和孟子的批评 （八）一丈布可以换一丈绸子！

    第十八，关于这一章的各项人物，有已在上面讲过的，如慎到，尹文是，有事业与著作不可考，并在思想上也不占重要位置的，如彭蒙，田骈，宋钘，邹衍是。如果单是这几个人，我们简直用不着另辟一栏来加以批评。但内中还有几个人足以代表一个独立的思想派别，故不能轻轻放过，这就是许行，陈相，陈仲。

    我们要研究一派人的学说，当从他们的背景入手，不能像胡博士那样抄近路的干去，因此我们又要谈这一派人的阶级性了。前面已经指出墨子是代表前资本主义阶段中的自耕农，佃农，和手艺工人之类；但许行一班人所代表的当为更下一层的无产阶级，即极贫苦的农工，雇工或奴仆。关于此事的证据本来极不充足，因为他们的事业学说只有《孟子》中有几大段，此外散见于它书的，几是绝无仅有。至于现今所有的《神农》，《野老》等书，不见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不过把他们的主张和当时最下层的被压迫民众的情形对照一下，我们的推论当不会有什么错误，今请举其说如下：

    关于最贫苦的农民的情形，我们在批评墨子一项已经介绍过，即奴仆的存在也在第二项（春秋战国的时代性及其产业发展的情形）中指明出来了。现在专讲雇工。当春秋战国时，这种无产者也已经出现，被称为“庸客”或“佣保”。《韩非子·外储说右篇》说：“齐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养者。桓公问其故。对日：臣有子三人，家贫无以妻之，佣未反。”又《外储左上篇》说：“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力而正畦陌畦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此外，《史记·刺客传》也说：“荆轲死，高渐离变姓名，为人佣保。”可见在新地主勃兴之际，这样的雇工也普遍存在了。然当时虽确有这些最下层的贫苦民众的存在，怎见得许行，陈仲等就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呢？此事本没有直接的证据，但可由推论来决定。

    第一，越是下层民众的代表，主张便愈激烈而彻底，反之，越是上层人民的代表，主张便意温和而越于保守，这是古今中外共同的现象，很少例外的。老，杨，庄一派代表当时统治的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言论极端反动，固不必说。即代表士和新兴地主的孔，孟，荀一派也就揭橥“贵贵”“亲亲”，时常与封建势力妥协。到了代表农民和“百工”的墨子虽一洗家族制度与贵族政治的遗迹，高唱“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然他还是要有一个农工自己来干的政府，即对于各上层阶级，不独不仇视，反要“兼爱”。这样温和的态度一定是反映着有地产的农民（自耕农），半有地产的农民（佃户）和有“工肆”的“百工”的一种意识，因为他们虽时时受统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但仍然迷信，倘有他们自己的人参加政府，使在上的人不敢胡作乱为，各阶级的人可以相安无事，并共同和平发展，故来一套“兼爱”的顽意儿。可是受尽各种剥削和压迫的赤贫农工，雇工或奴仆的意识却不如此，他们从经验中感觉到一切大人业主都是他们痛苦之源，一切“仓禀府库”都是“厉民而以自养也”；他们对于统治阶级的人不存什么幻想，虽没有力量与之争斗，但总以为这些人不应该堆积财富，安坐而食。许行等的主张正能表现他们的意识，所以他在一方面虽感激滕文公招待的诚意，另一方面却不能不本着阶级的意识加以批评道：

    “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瓮飨而治。今也，膝有仓禀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第二，许行之徒数十人“自楚之滕。……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并且“以釜甑爨，以铁耕”。他们这样浪迹四方，自食其力，当然是一种无产者，否则要“安土重迁”了。关于这一点，从他们的衣服上也看得出来：“褐”，朱熹注为”毛布，贱者之服也”，这比墨者的“多以裘褐为衣”恐怕远要次一等。尤其是本来为“齐之世家”的陈仲的穷苦情形足以证明这一班人都是无产者的同志。匡章告诉孟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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