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法家的批评

制不一，号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当国富而粟多也。”（《申子》）

    “农桑以时，仓禀充实，兵甲劲利，封疆修理，强国也。”（《尹文子》）

    “益天下以财为仁，劳天下以力为义，分天下以生为神。修先王之术，除祸难之本，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妇人织而衣，皆得戴其首，父，子相保。此其分万物以生，益天下以财，不可胜计也。”（《尸子》）

    “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食贵糴食不利，而又加重征，则民不得无去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矣。故民之力尽在于地利矣。故为国者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边利归于兵者强，市利归于农者富。”（《商子·外内篇》）

    “富国以农，距敌恃卒。”（《韩非子·五蠹篇）

    “耕战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征篇》）

    有许多人看了以上这几节话，不独不肯相信它们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言论，并且会有“适得其反”的感触，至少也要说是证据薄弱，不能自圆其说。但我说法家代表地主阶级，而所举的证据不过如此，实有几种原因需要解释的，今特约略说明如下：

    一，凡统治阶级的代表在实际上虽只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但在外表上总要加一番粉饰，装成代表全体民众，至少是代表最大多数民众的利益，————无论古今中外，都是这一套把戏。上面所举的“利农事”，“薄税敛”，“国富而粟多”，“农桑以时”，“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妇人织而衣”，“田者利”，“市利归于农”和“富国以农”等语虽好像是就全体农民而言，然重薄税的最大部分的利益是归诸地主，并不归诸农民，我们在批评胡博士所描写的墨子的开端，征引《管子·治国篇》所言农民的痛苦，就是一个明证。

    二，申不害，慎到，尸俊诸人的书都已不传，现在只剩下若干佚文，自然不能供给我们以丰富的材料，使得窥其底蕴。

    三，《商子·壹言篇》所说的“农战之士”和《韩非子·亡征篇》所说的“耕战之士”不是普通的农民和兵卒，而是地主和军官。关于此事的证据，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此处不再赘了。

    既有这三层理由，便可以知道上面寥寥数节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确切的证据，无复疑义了。法家既和儒家代表同一阶级，所以和儒家最接近，简直可以说它是出于儒家。尤其是《管子》，《慎子》，《尸子》诸书，于法之外，一敌把儒家的仁义礼德等等收罗起来作为装饰品。但到了《商子》和《韩非子》便面目一变，前者明目张胆地排斥“诗书礼乐孝悌善修”（《去强篇》），或辩慧礼乐慈仁任誉（《说民篇》），后者也公然訾议“仁义智能”（《说疑篇》）。它们唯一的目的有两个大可以包括，就是“农战”或“耕战”。因此他们虽和儒家共同代表士和地主阶级，但他们所代表的是武士（并且排斥文士），而儒家所代表的是文士，这是两者中间一个不同之点。

    胡博士对于此等根本问题和大关节，一字不提，偏在整个次要的问题如书的真伪，法家的沿革等等，连篇累牍地说个不休（自然也应当说，不过不应将半数的篇幅花在这上面），末了仅介绍法理学的几个根本飘念，就是：

    第一，无为主义。

    第二，正名主义．

    第三，平等主义。

    第四，客观主义。

    第五，责效主义。

    这许多主义集合在一起，法家几乎变成一个主义陈列所，真是洋洋大观！然依照胡博士的意思，这并非偶然，都有来源可考：第一种主义是出于道家，第二种主义是出于儒家，第三种主义是出于墨家，要到第四第五种主义才是创自法家。既是这样，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是由法家集大成的，值得做哲学史的人用大部分的篇幅来加以描写。但胡博士对于法家所花的篇幅不到全书十六分之一，这也奇了？其实并不足奇。我们的大博士实在找不出许多材料来扩大篇幅，因为所谓道家的无为主义和墨家的平等主义，都只能从字面上勉强比附几句，那来成系统的长篇议论呢？谈到儒家的正名主义，我们承认是由法家接受过来了，因为它最重名分，试看《慎子》的说法就是一个例证：

    “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也。……积兔在市，行若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

    可是法家从俗家接受过来的，还不止这一点。我们在《管子》一书中除法一项以外，所遇见的几尽是儒家的学说，今试略举数例如下：

    “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牧民篇》）

    “尊贤授德则帝，身仁行义，服忠用信则王，审谋章礼，选士利械则霸。……通之以道。畜二以惠，亲之以仁，养之以义，报之以德，结之以信，接之以礼，和之以乐。”（《幼官篇》）”

    “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父者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孝悌以肃，为人兄者宽裕以诲，为人弟者比顺以敬，为人夫者敦懞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夫然，则下不倍上，臣不杀君，贱不踰贵，少不陵长，远不间亲，新不间旧，小不加大，淫不破义，凡此八者，礼之经也。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不相踰越；少长贵贱不相踰越，故乱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礼不可不谨也。曰：民知礼矣，而未知务，然后布法以任力。”（《五辅篇》）

    最后这一大段话不独充分表现儒法两家的源流，并且明白告诉我们，法理学的起源是在补礼之不足，由于礼不够用。大家看了这些话，对于儒法代表同一阶级，当可深信不疑了。此外，《慎子》祖述儒家的话已见上文，而《尸子》一书也有下列的说法：

    “行有四仪：一曰志动不忘仁；二曰智用不忘义；三曰力事不忘忠；四曰口言不忘信。”

    “恕者以身为度者也。己所不欲，毋加诸人，恶诸人则去诸己，欲诸人则求诸已，此恕也。”

    以上所举各条的学说，其名词的含义虽未必与儒家完全相同，然无害其为一脉相承，渊源有自。惟《商子》与《韩非子》两书排斥仁义礼乐和文士，似乎无以自解于出源儒家之说，其实这是因著者迫于当前的局势，急于功利，要专心致志提倡农战，才激而出此，这只是一时的策略，和儒家并非有什么根本上的对抗。《商子》或系伪书，不知是战国时何人所作，至于《韩非子》为韩非手笔，而非明为荀子的弟子，其系统分明，更无疑义。自此以后的法家如萧何，曹参，贾谊，晁错，诸葛亮等不独不排斥儒家，并且在表面上还要借重它啦，因为两者本来是没有什么不兼容的地方。

    统观以上各节，可知法家取自儒家的成分甚多，不仅正名一点。胡博士不懂这些东西，竟一起抛弃不顾。他大概是为求均衡起见，不多不少，从道，儒，墨三家各派一种主义给法家，对于太少的，便拉长一点，太多的，便去掉一点，截长补短，整整齐齐，何等美观！至于客观主义和责效主义确是法家较儒家更进一步的优点，它所以能够卓然成一家，原因就在此，而后来统治阶级有能力的政治家或政论家虽多打儒家的招牌，终必卖法家的药料，原因也在此。

    总而言之，胡博士对于法家与儒家的关系，估量得不正确，对于法家与道墨两家的关系，估量得更不正确。他一方面说中国古代的法理学含有五种主义，在另一方面又说：“中国古代以来的法理学只是一个刑名之学”；试问以包含无为主义，正名主义，平等主义，客观主义，责效主义的堂堂法理学岂止等于“一个刑名之学”？试问“一个刑名之学”又岂能包括这五种主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子又何说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