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老子杨朱庄子的批评

    （一）十个阶级 （二）亲口承认古代学术的阶级性 （三）又只认派别不认阶级 （四）老子出生的时代问题 （五）反革命的老子 （六）老子的“最大功劳”！ （七）弥缝工作中的漏洞 （八）又用照例的方法对付杨朱 （九）“打蛇打在七寸上” （一○）庄子反对摇动封建制度的工商业 （一一）庄子为什么是“守旧党的祖师”？ （一二）“哲学史……变成灵异记”！ （一三）“马生人”是“中紧理论”么？ （一四）为什么抛弃第二种佐证？ （一五）庄子的名学怎能与黑格尔的思想方式相比拟？

    第七，胡博士论“孔子老子以前二三百年”的思潮既不从阶级的观点出发，而他论孔老和诸子的哲学更是如此。可是他不独没有否认阶级的存在，而他所说出的阶级比国内任何人要多上几倍。例如他在《哲学史》中说古代有五种社会阶级，即王，诸侯，大夫，士，庶人；在《白话文学史》中又新提出五个（自然是不成话），即

    清客阶级，

    文人阶级，

    绅士阶级，

    智识阶级，

    和尚阶级。

    当他讲杜威的教育哲学（见《胡适文存》卷二）时且说：

    “古代的社会有贵贱，上下，劳心与劳力，治人与被治种种阶级。古代的知识论和道德论都受有这种阶级制度的影响，所以论知识便有心与身，灵魂与肉体，心与物，经验与理性等等分别。论道德便有内与外，动机与结果，义与利，责任与兴趣等等分别。教育学说也受了这种影响，把知与行，道德与智慧，学校内的功课与学校外的生活等等，都看作两截不相联贯的事。

    他既明知道古代（其实何止古代）一切学术思想都受阶级的影响，而他在《哲学史》中不独提及阶级两字至十六次之多，并且承认当时“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那么，讲诸子哲学时，便应当将他们的阶级性弄清楚，说明白，才算得源源本本，有条不紊。不意关于这一点，他完全没有做到，不，完全没有企图这样去做。

    他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不外又是几派。当他讲孔子的时代时，说“那时代的反动大约有三种”：

    第一，极端的破坏派，如老子邓析是。

    第二，极端的厌世派，如晨门，荷蒉，丈人，长沮，桀溺是。

    第三，积极的救世派，如孔子是。

    什么是“破坏派”，“厌世派”，“救世派”，究竟是隶属于那几个阶级呢？划分阶级最多，并明知哲学不过是一种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胡博士便缄口不言。单是这一点已足证明他的《哲学史大纲》的肤浅，这样一部书要想“使中国哲学史变色，岂非痴人说梦！

    第八，《哲学史大纲》用两章叙述中国哲学怀胎时代的时势和思潮，而其所怀的第一胎是老子。梁启超以为“《老子》这部书的著作年代是在战国之末”，因举出六个可疑之点：（一）照《史记》的说法，老子既为孔子先辈，他的儿子宗即不能捱得到做魏将（因魏列为诸国，在孔子卒后六七十年），当汉景武时，他的八代孙即不能和孔子的十三代孙同时；（二）孔子，墨子孟子始终没有提及老子；（三）就令承认孔子会向老聃这个人问过礼，然照《礼记·曾子问篇》看，此人是一个拘谨守礼的人，和五千言的精神相反；（四）《史记》关于老子的纪述，什有八九是从庄子中《天道》，《天运》，《外物》三篇杂凑而成，那些故事有些说是属于老聃，有些属于老莱子，连主名都没有确定；（五）老子“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是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一类的话太自由，太激烈，不像春秋时人说的；（六）老子书中所用“侯王”，“王侯”，“王公”，“万乘之君”，“取天下”一类成语，不像春秋时人所有；“仁义”两字对举，这本是孟子的专卖品；又“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凶年”一类的话，像是经过马陵，长平等战役的人的感觉；还有“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系战国时的官名。他后来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又补充一点，说《老子》“书中有‘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等文，似是难儒家；有‘不尚贤，使民不争，’等文，似是难墨家；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等文，似是难法家。”

    我以为这些理由都是很充足的，尽可依照梁氏的话，确定《老子》一书为战国末年的作品。因为除这大批的证据外，我们还可补充几点：（一）这寥寥五千言的《道德经》两言“不贵难得之货”，又说“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身与货孰多”？所谓货就是商品，这种再三鄙视商品的话应是针对着商业发达的战国说的；（二）所有“民多利器，……人多伎巧……法令滋彰”，等语应是技术进步，法令繁多的战国时代的写照；（三）书中的词句简练，易于记诵，应为盛行作经（如，《韩非子·内储说》，《外储说》等经和《墨经》之类）的战国末期的产物。由此看来，胡博士所说的古代哲学的第一胎，“中国哲学的始祖”，便没有一点真实性了。

    即抛开这一点不讲，专就他所描写的老子考究一下，也全失去这位“老太爷”的本来面目。他在“革命家之老子”一个标题下说道：

    “上篇说老子以前的时势和那种时势所发生的思潮。老子亲见那种时势，又受了那些思潮的影响，故他的思想完全是那个时代的产儿。”

    他于是引出老子一批话和《伐檀》，《硕鼠》，《苕之华》等诗去对比，自以为是源流分明。其实老子是旧统治阶级（即封建地主）和旧贵族的代表，完全反对危害封建制度的。所以他是一个反动分子而非革命家。他代表统治阶级最明显的说法是：

    “……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城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他为着拥护封建贵族的利益，极力反对工商业，甚至于不惜主张回到封建最初自给自足的形态上去，所以说：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乘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试问像这样旧制度的反动代表和革命的《伐檀》，《硕鼠》两诗有什么渊源？！他所谓“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和“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并不是替被压迫的人民主张利益，不过眼见商人的兼并，新地主的鲸吞（详情见后），予旧贵族和封建地主以莫大的打击，而当局复好作好为，征取浩繁，不能像封建盛世一样轻徭薄税，使人民得安居乐业，不起为乱，摇动封建制度的基础，特发几句牢骚，这与《伐檀》，《硕鼠》的抗议完全不同。至于他所谓“民不畏死”和“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是看见人民已经置生死于度外，要起来革命，特警告当局勿一味惨杀，免得火上加油，引起更大的风波，所以有“奈何以死惧之”的痛言，这与《苕之华》的“知我如此，不如无生，”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因为这篇诗是破落的贵族极端厌世的消极表现，与被压迫的人民造反作乱的具有积极精神截然不同。可是我们的胡博士竟东拉西扯，牵强附会，将它们各各配合起来，作为互相影响的证据，本领固然不小，只是不值读者一粲！

    老子的政治学说是反动的（我所谓反动是开倒车的意思，胡博士所谓反动仅指一种反响讲，所以他一方面称老子“创为一种革命的政治哲学”，一方面又称“他的思想……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反动”。这样用法，殊嫌混淆），他的哲学是绝对的唯心论，什么“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什么“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都是没有根据，玄之义玄的把戏，和客观的真理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可是把戏映入胡博士的眼中，便变成稀世之宝，所以说：

    “老子的最大功劳在于超出天地万物之外，别假设一个‘道’。这个道的性质是无声无形；有单独不变的存在，又周行天地万物之中；生于天地万物之先，又却是天地万物的本源。”

    宣言“我们人类所要的知识并不是那绝对存立的‘道’”，又承认“那绝对博真理是悬空的，是抽象的，是笼统的，是没有凭据的，是不能证实的”的大的士对于老子所假设的这个“抽象的观念”的“道”不知道为什么又这样热心称赞，许为他的“最大功劳”？这是不是自相矛盾了？

    此外，老子所谓“天地不仁”，所谓“无名之朴”，所谓“无为”，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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