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介绍梁启超所说的诸子哲学勃兴的原因并加以批评

nbsp; 梁氏上面所举十条环境的原因，虽是当时的实情，然当时代愈向前推进，则（一）智识的素养愈宏富，文化大发展的可能性应愈大，（二）地方分化发展进步，文化应愈为多元的，（三）民族的外延愈扩大，内容愈复杂，思想应愈起一种变化，（四）国家愈统一，国土愈大，取精用宏，应愈容得起高等文化的发育，（五）社会秩序比较安宁的日子愈多，人民应愈得安心从事学问，交通也愈频繁，各地方人交换智识的机会应愈多，（六）平民中的智识分子愈多，学问自然应愈解放且普及，（十）不独抄书的方法愈通行，而印书的方法也愈推广，因此传达智识的媒介工具愈普及利用，学术自然应愈益增进。观于他在第七八两条指明四，五，六三种原因，至战国时，“循加速的法则进行”，就是一个明证。（其实一，二，三，三种原因何尝不如此了！）可是失望的很，春秋战国以后两千多年，并没有产生各种各样的哲学。因此我们对于以上的十条，也可以依照他质问胡博士的方式质问他道：

    除却第九条稍带点那时代的特色外，其余七条可算得几千年来中国史？

    通有的现象，为什么别的时代都不出哲学胎，单在这时代出胎呢？

    他倘若还存在的话，也一样没有法子回答这个问题。这十个“环境的原因”既非常枝节而肤浅，则他所举十一，十二两种心理上的原因便不能建筑在这上面了。

    然春秋战国诸子哲学的勃兴，其真正的原因究竟在那里呢？我以为就在本章开始批评前所详细描写的一件事上。现在为求明了连贯起见，可概括说明于下：

    当春秋战国之际，农工业的生产力因技术的进步————铁器的应用————而大为发展，因此引起商业的兴盛，城市的繁荣，促成封建生产方法的崩溃，而达到前资本主义的阶级。这是一个社会革命的时期。当封建的经济基础一经变动，于是站在这种基础上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由这种经济和制度所决定的社会心理以及反映这种心理特质的各种社会意识都或迟或缓地跟着变动。诸子哲学是当时社会意识的一种，它所以五花八门，光怪陆离，正是这个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与冲突中应有的表现（详情见后），一点也不足奇怪。

    要这样去说明先秦诸子的时代背景才算是对的。梁启超说：

    “春秋战国之交是我们民族大混合大醇化时代，是我们社会大蜕变大革新时代；在历史上求它的对比，除非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或者比得上。在这种时代之下，自然应该是民族的活精神尽情发露，自然应该有光怪陆离的学术思想。”

    他将当时的民族大混合大醇化看做一桩极端重要的事，自然不对，因为这不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有文化的民族的“大混合大淳化”，只是“夷而进于中国也”的勾当，没有什么了不得，而他所谓“自然应该是”和“自然应该有”，更是说不出理由的臆断话。不过除去这两点不计，这几句话恰恰证明我上面一段话是完全正确。怎样讲呢？春秋战国之交正是封建的生产方法崩溃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勃兴的时代，故学术思想呈出一大变动，自此以后，两千年来，中国总是停滞在这种生产方法中，故学术思想也没有变动，无论它们怎样发展，无论它们怎样和外来的精神文化（如印度的佛教）结合，终不能跳出先秦哲学的范围。但自一八六○年代起，西洋的机器工业移植于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开始萌芽，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发生摇动与崩溃，于是学术思想又呈出一大变动。所以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比得上春秋战国时代，原因全在于此。这样对比一下，更可以显出那时诸子哲学勃兴的渊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