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

    中国思想史上的法家是以主张法治而得名的。

    法家以法治反对儒家的德治。认为“奉法者强则强国，奉法者弱则国弱”。法治之所以能兴邦，在法家看来，是因为法治最公正，即如韩非所说：“能去私曲而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因此，法家以“法不阿贵”，“刑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而自誉。

    其实，儒家主张德治不是纯粹的德治，法家主张法治也不是纯粹的法治，都是德、法兼而用之。所不同者，儒家强调德治，法家强调法治，两者侧重点不同而已。自秦王朝以后，儒家逐渐取得独尊地位，从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德治淹没了法治，使中国成为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今天，我们都明显地感觉这一缺憾。

    在我们对法家的法治给一定的肯定的同时，必须指出法家的法治，不是民主的法治，而是十足的专制主义的法治。

    无论法家怎么鼓吹法治公正，“不阿贵”，但是，法家却让法在君主面前却步：不是法治约束君主，而是君主独揽法权；不是法大于君主，而是君主超乎法之上。这就是君主专制的法治的本质特征。

    韩非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这是韩非主张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简要概括。“圣人执要”，这里所说的“圣人”是指最高当权者，这里所说的“要”，就是指“法”。

    为什么君主掌握了法就抓住了要害呢？这是因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所以为了弥补这三个“不足”，故君主要“舍已能，而因法数，审赏罚”。（《韩非子•有度》）

    简单地说，“法治”就是君王按照法实行赏罚。赏与罚是儒家德治的“二柄”，也是法家的“二柄”。所谓“执要”，就是君主要独握“二柄”而“自用”，不假予任何人。（《韩非子•二柄》）韩非提出去“五壅”（《韩非子•主道》），防“八奸”，都是企图杜绝君主失其“要”。“所谓亡君者，非莫有其国也，而有其者，皆非己有也。”（《韩非子•八奸》）这就是说，君主不执法治之要，有国也等于无国，不是亡国之君同于亡国之君。

    应该说，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不完备的。例如，法由谁来制定？按照什么程序制定？都被忽视了，未做任何阐述，只是一味强调君主独执法要。这就必然将制法权、执法权都集中于君主。这样的君主对臣民自然握有一切生杀予夺之权。法管不了他，而他高于法、大于法，他就是法的化身。这样的当权者无疑是专制主义的独裁者。

    这样的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君主最容易滥用权力，自己作法自己违法，最容易感情用事偏听偏信，为结党营私和盗窃国柄的“当涂之人”所包围。因而，也就最需要“智法之士”向他急言直谏，借以匡正君主的错误处置。但是，臣下与具有权威的君主，最难相处，最难沟通思想，最难对话。“伴君如伴虎”，言行稍有大意之处，便遭杀身之祸。为此，韩非所作名篇《说难》。

    韩非将君主比作龙，龙“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矣”臣下向君主进言如“婴逆鳞”，是多么危险呀！韩非在《说难》中列举了可能发生的七种杀身之危险和八种猜疑。

    七种“身危”：（1）无意中点破了君主内心的机密者，“身危”；（2）察知君主借一种公开的行动以掩饰内心的另图者，“身危”；（3）猜测到君主内心的谋划而有泄密之嫌者，“身危”；（4）与君主感情不深而进言奏效者，“身危”；（5）借宣扬“礼义”，以抖出君主毛病者，“身危”；（6）谋略得当君主独占其功而知其谋者，“身危”；（7）要君主做他不愿做的事，要君主停止他不愿停的事，“身危”。

    八种猜疑：（1）与君主议论大臣有离间之嫌；（2）与君主谈论左右侍从有炫耀自己权势之嫌；（3）夸奖君主所爱有找靠山之嫌；（4）谈论君主所恶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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