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

所恶者有试探之嫌；（5）说得直截了当有笨拙之嫌；（6）说得细致周详有琐碎之嫌；（7）陈述简略有胆怯之嫌；（8）畅所欲言有傲慢不恭之嫌。这八种猜疑同样也埋伏着杀机。

    七种“身危”和八种猜疑，不得不将进言者置于“说难”的境地。左右为难吗？不够；是“八面埋伏”的难吗？也不够。按照韩非的说法，应是面临十五种杀机的超级之难。

    处在这样困境中，既要进言又要避免杀身之祸，怎么办呢？韩非就要进言者在君主面前讲假话、讲违心话。在这方面韩非列举了十三种：

    第一，进言者应夸赞君主自己认为得意的事情，掩盖他认为羞耻的事情；

    第二，君主急谋私利，进言者应将私利说成合乎公义，并纵容他大胆地去干；

    第三，君主有卑下的念头，想干而又有所顾忌，进言者就要故作姿态，抱怨他为什么不去干；

    第四，君主想做实际做不到的事，进言者不要硬顶，而是揭示这件事的缺陷，称赞他不去做的明智；

    第五，君主想要夸耀自己的才智，进言者就应为他自逞才智提供依据，而不要假装不知道；

    第六，进言者要为人说情，既必须用好的名义加以阐明，又要暗示此事合君主私利；

    第七，进言者要劝阻君主做危害社会的事，不仅要说明做此事定遭议论，而且还要暗示此事有害于君主本身；

    第八，假如君主不喜欢露骨的赞誉，进言者就赞誉与君主思想行为相同的另一个人，借以达到间接赞誉的目的；

    第九，假如有人跟君主有同样卑污的行为，进言者必须毫不含糊地加以掩饰，说他没有什么过失。借以达到间接为君主饰非的目的；

    第十，假如有人跟君主遭到同样的失败，进言者必须否认有什么失败，借以达到间接挽回君主面子的目的；

    第十一，君主在夸耀自己的能力时，进言者就不应劝他做办不到的事，以免让他露马脚；

    第十二，君主自以为勇于决断，进言者就不要揭他在这方面的短处；

    第十三，君主自以为谋略高明，进言者就不要指出他在谋略方面的失措而使他困窘。

    韩非教人在不同的场合讲不同的假话、违心的话之后，他却做了一个重要的申明。他说：“今以吾言为宰虏，而可以听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即是说，假话将我们的言论看成是教人在君主面前做奴隶，低三下四地讲假话、讲违心的话。然而，只要这样做能达到振世救弊的目的，就不算耻辱了。

    韩非认为君主的周围有两种人，一是“当涂之人”，一是法术之人。这两种人为了取得君主的信任，都要讲假话、讲违心的话，也可以说在君主身边没有不讲假话、违心的人。所不同者，只是一为私利而为，一为“振世”而为。韩非支持后者，反对前者，这大概就是韩非还不算心术不正之类的缘故吧！

    讲假话、讲违心的话，不敢讲真话，是出于怕，而在操一切生杀予夺之权的专制君王面前又不可能不怕。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讲假话、讲违心的话的根子在于对专制主义的畏惧。韩非写《说难》，公开传授讲假话、讲违心的话的技巧，鼓励以“振世”为目的法术之士用讲假话、讲违心的话的技巧去与专谋私利的“当涂之人”争夺君主的信任。可谓用心良苦矣！

    法家思想，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不居统治地位，但韩非宣扬讲假话、讲违心的话的技巧在中国却有生存的土壤，因为中国被专制主义统治了几千年。以后，专制主义制度虽然被打翻了，但是，它的影响还很深。

    看来，讲假话、讲违心的话，不完全是个人的品质问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社会制度问题。中国古代社会官场上盛行讲假话、讲违心话之风，实质上是畏惧专制独裁的心理状态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