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东方》十五卷十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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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青年》杂志近刊《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条列问题，要求解答；且谓勿以笼统不合逻辑之议论见教。记者于逻辑之学未尝研究，兹勉作解答，于逻辑或未有合焉：

    （1）《新青年》记者问“《东方》征引德人台里乌司氏评论中国人辜鸿铭氏之著作（系从日本杂志《东亚之光》译录原著中误辜氏为胡氏），《东方》记者是否与辜为同志？”夫征引辜氏著作为一事，与辜同志为又一事，二者之内包外延自不相同，《新青年》记者可以逻辑之理审察之。

    （2）《新青年》记者谓“孔子之伦理如何，德国之政体如何，辜鸿铭、康有为、张勋固已明白言之，《东方》记者亦赞同否？”按此问题将孔子之伦理与德国之政体，与辜鸿铭、康有力、张勋三人所言之孔子伦理，与其所言之德国政体，互相连缀，混八项为一项而问记者之是否赞同，一若此八项中，苟赞同其一项者，则其余各项亦均在赞同之列。其设问之意，无非欲将孔子伦理与德国政体并为一谈，又将辜鸿铭所言之孔子伦理与其所言之德国政体并为一谈，且将辜鸿铭之所言与张勋之所言并为一谈，因而使孔子伦理与张勋所言作一联带关系，以为逻辑上“凡尊崇孔子伦理者即赞同张勋所言者也”之前提。但记者对于《新青年》记者所设问题，以为过于笼统，不能完全作答。其可答者，则记者固尊崇孔子伦理，且对于辜氏所言，凡业经征引而称许之者，皆表赞同之意者也。

    （3）《东方》杂志《功利主义与学术》之文中略谓“欧美民权自由立宪共和之说非功利主义所能赅括，吾国人之为此则属于功利主义”。《新青年》记者乃谓记者“是否反对民权自由？是否反对立宪共和？”夫批评功利主义之民权自由，非反对民权自由；批评功利主义之立宪共和，非反对立宪共和；犹之批评应试做官之读书非反对读书，批评金钱运动之选举非反对选举。《新青年》记者亦可以逻辑之理审察之。

    （4）任何名词皆随其所定之界说而异其意义。《新青年》记者将功利主义为广义解释，包括善行于功利主义之中，则《新青年》记者所崇拜之功利主义与《东方》所排斥之功利主义内包外延自不相同，不能笼统混合。至《新青年》记者谓“功之反为罪，利之反为害，《东方》记者倘反对功利主义，岂赞成罪害主义者”？以此种逻辑方法推论事理，则可云“凡反对图利之人即赞成谋害者，凡反对贪功之人即赞成犯罪者”。此推论果好乎否乎？

    （5）《功利主义与学术》文中谓“文化重心在高深之学，普及教育不过演绎此高深之学之一部分，为中下等人说法；如无高深之学，则普及教育将以何物为重心”？并无反对教育普及之言，《新青年》记者乃责以反对教育普及，不知用何种逻辑以断定之？又文中谓“教育普及而廉价出版物日众，不特无益学术反足以害之”，下引美人勃拉斯所言之书报及吾国坊肆诲盗诲淫之书以实之，则所谓廉价出版物之有害学术者，自指勃氏所言之书报及坊肆中诲盗诲淫之书而言。《新青年》记者断章取义责《东方》以“反对普及教育，反对通俗书籍文字，以廉价出版物为有害学术”，试另设较为简明之例，一曰“民国成立而定期出版物日多，言论荒谬，如某日报之鼓吹某事，某杂志之主张某说”云云，则此例中所指为言论荒谬者，自然指某日报某杂志而言。若以此例所言为“反对民国反对出版物以定期出版物为荒谬”，果当乎否乎？

    （6）《新青年》记者对于《东方》杂志《迷乱之现代人心》文中为种种之质问，谓“中国学术文化以儒家统一以后之汉、魏、唐、宋为盛乎？抑以儒家统一以前之晚周为盛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之文明，比之中土，比之欧洲中世，优劣如何？”《东方》原文曾言“进化之规范，由分化与统整互相调剂而成”，有分化而无统整，自不能谓之进步。中国晚周时代及欧洲文艺复兴以后之文明，分化虽盛，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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