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东方》十五卷十二号

盛，而失其统整，遂现混乱矛盾之象。以晚周与汉、魏、唐、宋，以欧洲与中上，比较其文明，以记者之见解言之，殊不能谓其彼善于此。但此种问题，各人各具见解，不易论定。《新青年》记者苟有所见，尽可自抒伟论，无烦下问。至文明之统整思想之统一云云，决非如欧洲黑暗时代之禁遏学术，阻碍文化之谓，亦非附和雷同之谓，亦非儒术即学术之谓，亦非不翻译欧洲书不输入欧洲文化之谓。凡此皆《新青年》记者自己推想之误。《东方》原文明言“吾人不宜仅以保守为能事”；又言“西洋学说之输入夙为吾人所欢迎”，又言“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又言“西洋之种种主义主张骤闻之似有与吾固有文明绝相凿枘者，然会而通之，则其主义主张往往为吾固有文明之一局部扩大而精详之者”。此等论旨，原文中再三申说，《新青年》记者如将原文全阅一过，想亦不至有“人间思想界与留声机器有何区别”及“商务印书馆何以译欧洲书”之疑问。至原文所谓“君道臣节及名教纲常诸大端”，记者确认为我国固有文明之基础。《新青年》记者谓共和政体之下，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作何解，谓之叛逆，谓之谋叛共和民国，谓之谋叛国宪之罪犯。记者以为共和政体决非与固有文明不相容者。民视民听，民贵君轻，伊古以来之政治原理，本以民主主义为基础。政体虽改，而政治原理不变，故以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为基础之固有文明与现时之国体融合而会通之，乃为统整文明之所有事。若谓共和政体之下不许人言固有文明中有君道臣节名教纲常诸大端，则非用焚书坑儒之法，将吾国固有之历史文学政治诸书及曾读其书之人一律焚坑之不可。盖固有文明中有君道臣节名教纲常诸大端，乃已往之事，实非《新青年》记者所得而取消。已往之事实既不能取消，则不能禁人之记忆之称述之。苟不用焚坑之法，虽加以谋叛之罪名，亦不能使之箝口而结舌。前清专制官吏动辄以大逆不道谋为不轨之罪名迫压言论，初未有效，《新青年》记者可以不必步其后尘矣。

    （7）《新青年》记者谓“《方东》记者之意颇以中国此时无强有力者以强力压倒一切主义主张为憾”，又谓“《东方》记者既以为非己国固有文明不足以救济中国，何以《工艺》杂志序文中复有虽周、孔复生，无所措手之言？”按《东方》原文明言强有力主义之不能压倒一切，反足酿乱；又《工艺》杂志序中所云周、孔复生无所措手，乃反面文字，非正面文字。《新青年》记者如将原文及《工艺》杂志序文全阅一过，当不至作此疑问。

    （8）《中西文明之评判》，系译日本杂志，文中有“此次战争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云云。《新青年》记者乃以“此言非梦呓乎”为问。夫《新青年》记者对于上列云云，加以事理上或文义上诸责，固无不可，若仅以是否梦吃为嘲骂之方法，是村妪反唇相讥之口吻，非言论家之态度也。

    （9）德人台里乌司氏谓“欧洲文化不合于伦理之用”，而称许辜鸿铭之主张为正当。《新青年》记者谓“台里乌司氏料必为崇拜君权之怪物”，又谓“《东方》记者处共和政体之下不宜译录辜言而称许之”。按《东方》译录辜言，并无抵触国体之语。《新青年》记者以辜氏所著《春秋大义》中有尊王之语，乃并其与现时国体不相抵触之语亦谓不宜译录，又以台里乌司氏称许辜氏所主张之伦理乃断定台里乌司氏为崇拜君权之人，遂台里乌司氏所述辜氏之言亦谓不宜译录：如此罗织，虽专制官僚，亦无此严酷矣。

    （10）辜氏著作中曾谓“中国人不洁之癖，为中国人重精神而不注意于物质之一佐证”。《新青年》记者乃问“精神为何等不洁之物”。夫辜氏之言，就文义推之，固谓中国人之不洁由于不注意物质也。其不注意物质，由于注重精神也。义甚明了。若以此二段为前提而下断案，仅能谓中国人之不洁由于注重精神，决不能下“精神为不洁之物”之断案。《新青年》记者明于逻辑，胡为有如是之疑问？此外问题尚多，记者不暇一一作答，惟《新青年》记者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