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乡治理论的完成

    近代的乡治理论，是从《图书编》开始，经过吕新吾刘蕺山的修改，而完成于陆桴亭的《治乡三约》。《图书编》已经看出乡治的整个性，保甲乡约社仓社学的相关性，然而编者找不出一个概念，找不出一个名词，去代表那个整个性，那个相关性。所以前也保甲乡约社仓社学，后也保甲乡约社仓社学，只知道相提并论，而无法冶为一炉。吕新吾的乡治理论，单从“乡甲约”这个名词看来，便已有了初步的团结，至少是乡约保甲的团结。刘蕺山的乡保制度，前面那一套“保甲之籍”“保甲之政”“保甲之教”“保甲之礼”“保甲之养”“保甲之备”“保甲之禁”，是寓乡约于保甲之中；后面那一套“约典”“约诫”“约礼”“约制”“约法”“约备”，便是寓保甲于乡约之中。不过社仓和社学的地位，还不十分显明，还是十分糊涂，所以吕新吾的乡甲约，刘蕺山的“保民训要”和“乡保事宜”，只能说是乡保混合制度，而不能说是乡治整个制度。

    只有陆桴亭的乡治系统，才是整个的乡治系统，陆桴亭的乡治理论，才是整个的乡治理论。他的系统既不叫作乡约，也不叫作乡治，而叫作治乡三约，意见是说乡约是乡治的总称，保甲、社仓、社学是乡治的方面，保甲是乡治的第一约，社仓是第二约，社学是第三约。陆桴亭是崇祯末年的人物，他的《治乡三约》是在崇祯十三年（公历一六四〇年）草成的，一方面虽然也顾到乡治当时的趋势，一方面完全是他个人复古的理想。他的序文里面虽然讲的是乡约、保甲、社仓、社学等时代的组织，他的系统里面便只有教约、恤约、保约、教长、恤长、保长那些仿古的名词。他对于古代的制度，是十二分的信仰，对于现行的制度，便是十二分的怀疑。他在崇祯十六年所作的“治通”，完全推原孟子封建，井田，学校三大旨，而尤以学校为致治之本。《论学酬答》卷一“答郁仪臣论学校书”。他最相信三代以前的儒治，而不信秦汉以后的吏治，因为儒治于教化上做起，吏治从刑政上做起，所以要恢复三代的儒治，非从学校教化上下手不可。《论学酬答》卷一“答郁仪臣论学校书”。他对于封建井田也是同样的深信，并且有具体的方案，去恢复封建井田的精神，去保存郡县阡陌的利益。

    他当然知道封建井田的过于陈旧，不易恢复，所以自己不站在封建一边，而站在封建和郡县的中间。“左郡县者偏于徇今而不识古来致治之原，左封建者偏于徇古而未尽当今制治之妙”，他以为这两种学说都是不对的。因为“封建之制，虽足以维持永久，然其主仅存，而中原之民无日不争地争城，肝脑涂地”“郡县之制，虽足以苟安太平，然寇贼一讧，而天下瓦解”。所以他要会合古今之制，变通封建郡县，使“有封建之实，无封建之名，存郡县之利，去郡县之弊”，达到一个“专柄之任”的地步。封建之制传子，陆桴亭主张传贤，郡县之制任守令，陆桴亭主张任诸侯。其实这个封国传贤的办法和他的井田方案，是一个连串的东西。他要清理疆界，均平地亩，不过怕地主们的反对，才想出这个封国传贤的办法。凡原有地主，仍辖原有土地，并得正式封号，使他们的富上加贵，他们自然没有不乐从的。这一次的封国，完全是以经济情形为基础，使有钱的地主，再加上正式的封号，似乎是火上加油，助长地主的威势。不过第二次的封国，便完全以贤能为标准，地主的儿子也许可以受封，也许不能受封。这样一来，佃租制度可以打倒，井田制度可以复兴，封建制度也可以复兴，倒是一个一举三得的简易方案。当然在民治的现代，井田问题或者还有讨论的余地，封建问题大约是谈不到了。

    陆桴亭的基本政治思想，虽然注意在封建、井田、学校三大主张，然而他对于乡约的兴趣，也是十分浓厚。他有一点日记————《志学录》，是在崇祯十四年，《治乡三约》完成一年以后写的。他的乡约思想，便可以从这个日记里面，找得充分的证据。我们且看：

    三月二十九，下午记乡约说二条。

    四月一日，州县大会乡城约正副于海宁寺，前往观礼并有批评。

    四月十四日，在端士斋与登善谈封建乡约诸事。

    五月十一日，新论经济理学，以为治国治天下须一贯，封建井田治天下一贯之道，乡约治国一贯之道。

    五月十九日，阅阳明集中载乡约法甚妙，其赏罚善恶，皆乡老以酒行之，于乡约之中，寓乡饮之礼，较近今所行之赏罚，似为过之。

    六月十六日，“记乡约新说十余条，编户，选择一正三长曰社，正长户口，察封，编民户口。思得赋役之法，并悟设法多端，不可执法之妙赋役出于乡约，甲长当粮里，小民任力役，乡间点田开河，城河役城中大户，富民任雇役。”

    六月十七日，记乡约新说二条编亩，分乡。

    六月二十六日，小注中有约王爵禄。

    六月二十七日，记乡约新说一条。

    六月三十日，户帖法即黄册之始，与予乡约法造册意合。

    七月初三，归晤虞升士，共论赋役出于乡约之法。

    上面所引的几条，已够表现陆桴亭对于乡约的兴趣，不过这里所指的乡约，到底是普通乡约，还是治乡三约？旁的日子他并没有写出细目，我们无论揣想，不过六月十六日的记载，所谓一正三长，明明是指治乡三约的领袖，六月三十所指“与予乡约造册意合”，以及六月十七的编亩分乡，也都似是治乡三约的口气。只有四月初一所指约正副大集会，才是真正当时的乡约，他虽然也还赞叹，不过表示很不满意。他对于治乡三约的信力，从《志学录》的记载，以及《治乡三约》的本文，我们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他对于当时乡约的不满，也正好志学录日记里面，载有一段很好的材料，可供我们的参考，我们再看：

    四月十三日，闻约副信，甚恶之，尽思君子作事之不可不慎也。

    四月二十三日，归坐少顷，忽有青衣至，予以为邻友之误入予家者，既而知为阴阳生，袖出州尊名帖，命予为州前铺约正，予心中颇觉不快，仪文语言之间，便多率略，不与之揖，不命之坐，但直言予决不能任斯事，幸为我辞。已而思月来约正之役，辞之甚难，乃更令希定邀阴阳生至，且与曰夏商，姑以远出辞之，徐为辞免之计。

    四月二十四日，作书与登善，话辞约正。

    四月二十六日，闻州事下午欲往崇明，恐约正事迟则无及，乃具揭往辞，力言不能胜任之故，州事不允。

    四月二十八日，与登善同至张受考处，辞约正之任，以有妨读书为言，受考首肯，命予择一人以自代。先是城中报约正者甚难辞，予亦深虑之，至是予见受考相亮，不觉深喜。……

    四月二十九日，早起至何叔熙先生家，约同往辞约正。予约正之任，受考处虽辞，归晤王完老云，州中册簿已请予名，因欲予同壻其何叔考至受考处核实，往受考为新事闭门，未扎而归。

    陆桴亭对于他自己的治乡三约那样热心，对于当时的乡约，又那样冷淡，视为差役，多方推诿，必欲辞脱而后快。他不是在那里空谈高调，便是在那里自高身价，无论如何他总逃不出二者之一。陆桴亭的善述颇多，理论亦高，不过他的身世，除了求学，讲学以外，从没有一点实际的工作，真正的贡献。所以治乡三约的理论虽然很好，治乡三约的实施，问题自然不少，前途不必可以乐观！“秀才作事，三年无成”，已成中国文人的通病，上自老庄孔孟，下至周程朱张，哪一个不陷落在这个圈套里面。真正能知能行，能收能发的人，据作者个人的意见，还只有王阳明和曾左胡罗那一批人物。当时的乡约，或者普通视为贱役，然而以陆桴亭的学问地位，去充任本县约正，不独陆桴亭的谦退为人敬服，而约正的地位也许从此可以提高。即不然，他可以和州尊商量，提高约正的地位，改订乡约的组织，使之日趋完善，不能提高的时候，不能改订的时候再辞不晚。并且谋事在人，地位很低，工作很少的乡约，加以整顿，加以提倡，又焉知不可以渐次达到治乡三约的地步。不晓得一步一步的去迈进，只知道我的理想，只要行我的理想，中国古代的学者如此，中国现代的学者又何尝不如此！到了顺治十一年，《治乡三约》完成以后十一年，他还偕同他的老师文介石先生到蔚村讲乡约，只知口谈，不会力行，无怪乎陆桴亭不能成为中国民治的前锋，只能称为中国乡治的论者。

    我们暂且不去多管陆桴亭全体的工作，而单去讨论治乡三约局部的理论，我们可以发现两个主要的论点，一个是三代的治理，一个是乡村的治理。“以三代之治治天下，其要在于封建”，封建的重要，他已屡次申述。“以三代之治治一邑，其要在于书乡”，便跑到我们乡治的范围来了。所以他说“乡者王化之所由基也，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他又说“治天下必自治一国始，治一国必自治一乡始，治一乡必自五家为比，十家为联始”。见《辨录前集》。因为一邑的人民虽然不多，然而还不是一个守令所能周虑，所以一定要“什什伍伍，分节而制之，总纲而系之”，可以治一邑，可以治一国，也可以治天下。他知道三代的比闾族党不能恢复，他也知道明末的厢坊里甲可以应用，然而今不如古，到底是一个什么道理？依他个人的分析，他以为有两个道理：一个是“自用用人之法殊”一个是“繁简疏密之制异”。因为《周礼》所谓乡大夫、州长、闾胥、党正之类，都是乡官，都以士大夫为之，一方面是乡村的真正领袖，一方面又是政府的基本职员。明末的“耆正、里排、地方、保甲”，不是勉强富民充任，便谓无赖滥竽充数，政府奴役他们，人民贱视他们，怎么能讲到治乡，怎么能讲得乡治。因为人民不能自治，领袖不能导治，所以政府自然会越俎代庖，实行官治。乃至政令繁多，目不暇给，结果只能扰民，而不能利民，只能病民，而不能安民。

    他以为当时的法则，有四种颇近于古，颇合于今，那就是乡约、保甲、社仓、社学。这四种法则，在明末已经尽人皆知，各处皆行，然而还是不能达到“三代之治”，又是什么道理？第一，他还是归咎于用人，并且引孔子教仲弓举贤才，子游问孔子得人才，证明“得人之为用不浅矣，得人之为治不难矣”。第二，他以为一班人士对于乡约保甲社仓社学四者的意义不明了，关系不清楚，“虚者实之，实者虚之，纲者目之，目者纲之，此其所以孳孳矻矻，而终不能坐底三代之治也”。什么是社学保甲社仓，他以为是孔子的足食、足兵、民信，孟子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什么是乡约，他以为是“约一乡之众，而相与共趋于社学，共趋于保甲，共趋于社仓也。”四者的关系，他以为“乡约为纲而虚，社学保甲社仓为目而实”，乡约理论的整个性，才彻底发现。从前的乡约理论是乡约、保甲、社仓、社学，道德、政治、经济、教育各不相谋，各自为主；《图书编》的乡约理论，是保甲、乡约、社仓、社约四者并重，四者并立，而没有虚实纲目的关系；吕新吾的乡治理论是以乡约保甲为重心，社仓社学为辅佐；陆桴亭的治乡三约，才把乡约的基本精神，主要地位认清，作为乡治的纲领，作为乡治的总称。

    乡约的始意，从吕氏兄弟的眼光看起来，只是“乡人相约，勉为小善”，所以道德的观念，善恶的劝戒，在吕氏乡约里面，成为中心理论。不过道德，善恶都是空空洞洞的名词，怎么才是道，怎么才是德，怎么才是善，怎么才是恶，不同人事发生关系，是没有法子评定的。孝敬父母是善，读书治田是善，水火救济是善，盗贼追捕是善，总逃不了家庭、政治、经济、教育种种事业范围。举行乡约专讲道德，推行宗教专讲圣经，整个的乡村社会就可以改善吗？不讲经济建设人民没有财力，不讲心理建设人民没有知识，不讲政治建设，人民没有秩序，空洞的道德，个人的道德，又有多大的效果！当然道德也是不可少的，有金钱没有道德，人民会骄奢淫佚，有知识没有道德，人民会欺诈盗伪；有政权没有道德，人民会鱼肉乡里，乡村社会也是没有办法的。所以道德中心的政治学理，乡约中心的乡治系统，是纯正的乡治系统，是整个的乡治系统。乡约的实际工作，是保甲、社仓、社学，保甲、社仓、社学的基本精神是乡约，一纲三目，一虚三实，相辅而行，相互为用，这就是《治乡三约》的乡治理论。

    至于《治乡三约》的详细办法，陆桴亭一方按照《周礼·地官》的乡治系统，一方按照吕氏乡约的考德纠恶，一方按照明末实际的农村组织，草成本文和注解两种。本文并不很多，完全仿照《周礼》的笔法，采用周礼的字句，简直是一部小周礼。每段本文的后面，有十倍以上的注解，用当时的笔法，用当时的名词，去解释古色古香的本文。第一段“治乡之法，每乡约正一人”虽然只有寥寥十字，然而治乡三约的基本组织，便都包含在这十个字里面。依照原来的注解，城外都图为乡，城中坊铺亦通称乡，《治乡三约》不惟包括乡治，并且包括市政。古时社会幼稚，组织简单，都市与乡村分别不大，乡村的组织可以行于城市，城市的组织也可行于乡村，不过现在的都市的发展已经到了极度，市政的发展也随着都市的繁荣而上升，乡治和市政就截然成为两个法则，不能渐为混同了。约正要由人民公举“廉平公正宿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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