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乡约保甲的合用下

    吕新吾是乡约保甲合用的第一人，刘蕺山便是乡约保甲合用的第二人，吕新吾草创规模，自然不能十分完善，刘蕺山师事成规，自然易于斟酌损益。不过吕新吾的官职大，时代好，所以成绩也比较优良；刘蕺山起初施行乡保的时候，只是一个府尹，后来襄赞朝廷的时候，又到了崇祯的末年，乡约保甲固然不能挽回明末的劫运，时机也没有允许他们去挽救。所以我们研究吕新吾乡甲制度的经历，是吕新吾一段成功的历史，一段得意的历史；我们研究刘蕺山乡保制度的经历，是刘蕺山一段失败的历史，一段伤心的历史。

    刘蕺山在明儒理学的地位，自然是十分超越的，虽然赶不上王阳明先生，然而也在前五名以上，和顾宪成高攀龙齐名。他所作的人谱，阐明太极阴阳动静的道理，和周濂溪的太极图，有同样的价值。“人谱”见《刘子全书》卷一。他主持的证人社，虽然不及东林书院的声气浩大，然而在明末学术界里，也有相当的地位。社人会约的办法，有约言，有会讲，颇有乡约的遗意。明末学者组合的会约极多，证人会约由蕺山主持，在侪辈中自然是比较有声有色。“证人会约”见《刘子全书》卷十三。他不但是一位第一流理学先生，并且是一个第一流政治家，一个第一流经济家。他作官的职分不大，日子不久，本来可以不必多所论列，多所参奏，然而他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作“行人”的时候，便实行《周礼》行人的职掌，去讨论藩卫封建的问题。见“敬循使职，咨陈王政之要，恳祈圣明，端本教家，推恩起化，以裨宗藩，以治万田治安疏。《刘子全书》卷十四。他自己知道是使署冗员，分不得论列天下事”，然而以为世教人心之责，又不能不出来说几句话。所以他一则疏论“修正学以淑人心，以培国家元气”，再则疏论“躬礼教以端法官之则，以化天下”，三则曰“参正孔庙祀典，以为万古师道”，乃至学校，选举，兵事，财政，莫不有恳切的呈请，精确的论断。不过他的根本主张，总不外教化两个大字，差不多可以说是中心的主张，惟一的主张。他初任顺天府尹的时候，便请修明京兆职掌，大者击断贵戚，小者翦戮豪强。崇祯二年清兵围困北平都城的时候，他正是顺天府尹，有守城守土的专责，蕺山乃编排保甲，安插流亡，并力辟迁徙之议。他的“保民训要”，寓乡约于保甲之中，寓教化于刑法之内，便是这个时候产生的。他作都察院右都御史的时候，便更要执行御史的弹纠，图谋风纪的严肃。他的“乡保事宜”，寓保甲于乡约之中，寓刑法于教化之内，便是这个时候产生的。

    他对于赋役方面，也有不少的见解和工作。治理京兆的时候，清汰赋役，裁革冗额至一万六千余金。他归隐田里的时候，对于地方徭役不均，每于攒造黄册的时候，提倡均役的办法。因为浙江旧例，缙绅大家不在里甲之内，所以细民百亩而役，大家万亩亦不役。崇祯十四年又值攒诰黄册的日期，蕺山愿以身作则，率领缙绅大家参加里甲，以分平民徭役。后来蕺山应召北上，邑令欲专排刘姓缙绅尽入里甲，计地八千亩合为二十甲，其他姓因族人反对，故仍不列入。刘姓本仅应役十甲，因为蕺山提倡的原故，增至十四甲。蕺山地近百亩，依缙绅例无役，依平民例役一年，而蕺山因分布两里，故以百亩之地，而应二年之役。可见蕺山对于均役问题的以身作则，也可见均役办法的不易通行。见《年谱录遗》页十至十一。

    他不但对于人民赋役十分关心，主张平均，并且对于其他国民经济，社会福利，也作过不少的工作。他的本乡山阴县天乐乡，因受浙江、西江、麻溪三水合流影响，潦时常为泽国，因受麻溪坝隔绝影响，旱时亦成荒乡，所以民生异常困苦。故老相传，以为“天付吾乡乐，虚名实可羞，荒田无出产，野岸不通舟，旱潦年年有，科差叠叠愁，世情多恋土，空白几人头”。蕺山查察山川形势，依照历代进展，才知道“碛永不可塞，麻溪永不可开”的厉禁，已经失去当时的原有效用。他提出三个主张，上策移坝，中策改坝，下策塞坝洼。移坝者移麻溪坝于猫山，专备横决之浙江、西江，而不备细小的麻溪。改坝者加大麻溪旧坝，使麻溪得以畅通而免水患。塞坝洼者，使坝内外居民，旱年皆可分润麻溪之水，而不为坝内居民所独占。以上见“天乐水利议”，在《刘子全书》卷二十四。猫山闸本来是大水关闭，小水开启，以避浙江、西江二水的倒灌，而闸夫贪利，大水亦开闸通过船只，以致天乐常遭水患。所以蕺山又作猫山闸议，主持更闸制，使大水时闸低不能通舟；更闸夫，使大水时为民而不谋利。见《刘子全书》卷二十四。

    他不但关心水害，也关心民食，预防方面他提倡社仓，实际方面他参加赈济。崇祯十二年秋收不佳，十三年春收无望，浙江发生饥馑，乡绅乃极力筹捐，一面赈济，一面平粜。蕺山以为“年年议储米，年年议平粜”，结果总是无成。所以主张提出一部捐款，办理社仓，以为百年长久之计，并引孟子“制田里，教树畜，为王政本”，而以社仓为“近世之田里树畜”。见“社仓缘起”，在《刘子全书》卷二十四。当时惟有友人钱钦之赞同，在昌安厢一地实行，后来全府也采同样办法，令行三十九坊限坊储米，以备荒年。蕺山也和同里朱邢各君，醵米二百石，成为昌安社仓，并作有昌安社仓记。《刘子全书》卷二十四。里面有“储米于今日，即社仓之虚著，储米于他日，即社仓之实著”，“不狃于目前可喜之功，而必为千百世无穷之虑”，并且提到蓝田吕氏，关中横渠氏，称道他们联属乡人的功劳。社仓事宜有入例，有出例，有平粜，有赈粥，有周恤，每年推老成殷实者一人，掌管一切出纳，以三年为任期。“社仓事宜”见同书。至于实际赈灾的工作，他也行过多次。他作京兆尹的时候，因为京师被危，难民千万，流离失所，乃以地方长官的资格，会同缙绅尽力赈济。崇祯八年天乐，桃源，紫岩等乡被水，蕺山募银二百四十两，米十五石遣诸生赈之，其后政府亦拨米一百八十石助赈。崇祯十年嵊县旱灾，蕺山募集银六百三十七两，米一百七十一石，又募本地八百九十余石，遣诸生分设粥厂一百三十七所，日赈四五百人。夏季又募三千余金，赈饥民四万二千一百三十口。

    此外乡约保甲，更是他的政治根本办法，没有一地不如此设想，没有一时不如此设想。他作京兆尹的时候，曾实行过乡约和保甲，并作有“保民训要”一篇，描写他的乡保制度。崇祯七年他乡居的时候，邑令提倡乡约，他便作乡约小相篇，比“保民训要”更加详明，可惜令不能行。他的乡约理想既不行之乡里，他便作“刘氏宗约”，转而行之宗族，正和吕新吾乡居的工作一样。他作都察院的时候，又有“乡保事宜”，要把乡约保甲方案，行之他的旧蜀京兆地方。后来都城沦陷，崇祯殉国，浙绅有举蕺山担任浙东团练乡勇事务者，蕺山又作乡书，广乡书；乡书言乡保积储城守义勇诸务，广乡书则兵农里甲合议，并于朔望会士民讲乡约，习武艺，以谋守御。见《年谱录遗》页十二至十三。然而都城是失陷了，崇祯是殉国了，南京又失陷了，连他们浙江的杭州也失陷了。蕺山知大事已去，独木难支，一方面自愧不能挽救国难，一方面又怕被迫失身异族，所以绝食二十余日————顺治二年六月十五绝食，二十五日投水未死，七月初八绝命————先生的饿食，比起文天祥，方孝孺，又不觉有“慷慨从戎易，从容就义难”之感。他这种学术，他这种精神，为什么不能挽回明末的劫运，自然是我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他这样的提倡乡约制度、提倡保甲制度，乡约制度，保甲制度加上他的学术，加上他的精神，仍然无补明末的大局，更是我们要研究的一个问题。

    不过在没有问答上面两个难题以前，我们必需先来分析他的乡保制度内容，研究乡保制度的环境，以及乡保制度的进展，才敢有一个具体的答案。他实行的乡保制度共有两个，一个叫作“保民训要”，以保甲为主，乡约为辅，一个叫作“乡保事宜”，以乡约为主，保甲为辅。“保民训要”是在崇祯二年（公历一六二九年）任顺天府尹的时候颁布的，“乡保事宜”是在崇祯十六年（公历一六四三年）任左都御史的时候奏呈的。十四年前的乡保制度，是教化寓于保甲之中，十四年后的乡保制度，是以乡约行保甲之法，名义虽然不同，而根本原则，主要办法是一样的。他颁行“保民训要”的时候，是一位顺天府尹，京师为帝都所在，五方杂处，所以第一个问题自然是地方治安。并且那个时候，流贼遍地皆是，清兵出没近畿，尤其不能不讲保甲，不讲守御。所以“保民训要”开宗明义，便是“为通行保甲以安地方事”，并且以为“弭盗安民，莫善于保甲”。“保民训要”里面的名称，也是什么“保甲之籍”，“保甲之政”，“保甲之教”，“保甲之礼”，“保甲之养”，“保甲之备”，“保甲之禁”等等。“保甲之籍”是普通的户口编查，还可勉强说是保甲的工作，“保甲之政”，“保甲之教”，“保甲之礼”，便近似乡约的工作，“保甲之养”，近似社仓工作，只有“保甲之备”和“保甲之禁”才是真正的保甲工作。我们现在先将“保民训要”里面的内容稍加分析，然后再去讨论“乡保事宜”的内容，以及这两种制度的异同优劣。

    保甲之籍共分军民两种，军有屯军、营军，民有土著、流寓以及士、农、工、商、庶人在官、道、僧、优人、乐户、流乞十种的分别。军人除战守有事外，都要听有司（地方长官）的节制；不过因为军人本有名籍，本有编制，所以“保民训要”并没谈到军人的名籍和编制。民人如士、农、工、商、庶人在官五种，是没有问题，一体编查。下面的五种，则“妖道有禁”“游僧有禁”“合班梨园有禁”“土娼有禁”“奸细有查”尤其是流乞的管理，弄得特别周到。“凡流乞总甲收之各铺房，查其来历，冬月以官糈养之，至春遣还原籍收管，驱以力农”。不过无家可归，或离家太远的流乞，也可通融办理，流寓京师。民人的编制，自然不外乎十户为甲，甲有长，十甲为保，保有长的旧法。不过十保的上面，蕺山加上一个乡的阶级；若干乡的上面，又有一个坊的阶级，五坊的上面为城，五城的上面为畿，五城的外面为郊，郊的外面为都鄙。他这个乡保制度，虽然有乡长的名称，虽然有都鄙的名称，有近似吕氏乡约的六条，有洪武乡里的六谕，然而老实说起来，大部是城市的工作，不是乡村的工作。乡村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单位，自然的社会单位，彼此互相认识，彼此互相信托，奸宄才容易查察，教化才容易推行。拿乡村的办法去推行到城市，去推行到五方杂处，万恶会萃的京师，无怪乎地方治安，人民风俗只能纠正于一时，不能传留于永久。然而保甲到底是保甲，乡约到底是乡约，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移到城市，便不去研究他们，更不能因为他们在城市不易实行，便不去研究他们。蕺山也知道彼此认识，彼此了解，是保甲乡约的基本条件，所以一甲之内，“各户互相亲识，以听命于甲长；一保之内，各甲互相亲识，以听命于保长”；一乡之内，各保互相亲识，以听命于乡长……一甲之内只有十户，自然彼此熟识；一保之内共有百户，还可勉强相识；一乡之内共有千户，便没法认识，乡的上面人户更多，认识更谈不到了。也许蕺山的原意，不是指人民的认识，而是指领袖的认识，譬如一保之内，十个甲长互相亲识，一乡之内，十个保长互相亲识，便没有什么困难了。不过单有十户里面的人民相识，十户以外便只有领袖相识，而没有人民相识，治道或者可以维持，教化实在是不容易推行的。因为教化的推行，完全根据情感的放射作用，人民彼此不相认识，情感关系也便无从发生，乡约之所以为乡约者以此，乡约之所以不为市约亦以此！

    因为“保甲之籍”管的是人民户口，所以一定要有一种户口表格，去登记每户的人口状态。“保民训要”的后面，附带有四种保甲牌式，第一种是民户用的，每户一纸，下面的三种便是甲长、保长、乡长用的，每人一纸。民户用的牌式，和普通的保甲牌式相差不远，由乡长给与，并加盖乡长私记。内容无非是某城某坊某乡某保某甲人，某业某籍，何时迁来，何处迁来，父某，母某，兄某，弟某，妻某，子某，客某，仆某等等。不过人口记载的后面，还有一个附录，说明成丁、门面、户税、行税、月粮、器械的数目，以便有事的时候，可以征发人夫，筹画饷械。甲长的牌式前面有甲长个人的登记，也是某城某坊某乡某保某甲甲长，某业某籍，何时迁来，何处迁来。牌式的中部，专载本甲十户各户长的姓名和职业。牌式的后部，添上几句有趣的文字，“火烛相诫，盗贼相御，忧患相恤，喜庆相贺，德业相劝，过恶相规”，极像吕氏乡约的条款，也就是蕺山所谓寓教化于保甲的办法。保长、乡长的牌式，和甲长是一样，都是由政府发给的，当然下面所辖的阶级名称，自然要跟着更改的。不过乡长牌式的里面，又有两个小小的问题，值得我们的讨论。一个是本籍的申明，“必用土著士绅”，在甲长、保长牌式里面是没有的。这是不是说甲长，保长可以不用本籍人士，而乡长必需用本籍人士？甲长、保长是按照住宅的次序排列的，举到某人便是某人，所以不能分别本籍客籍。并且甲长，保长的关系比较轻一点，所以寄籍也可充任。第二个问题是乡长的名称，在“保甲之籍”的本文原作“乡长”，在乡长牌式的前后也作“乡长”，不过到了中间便叫作“乡约长”，把乡约的意味又加多了一点。乡长不但有牌式，并且有专札，里面的文气，便乡约多而保甲少，我们不妨转录在这里，以资参考：“某府县为乡约事，照得京师首善之地，保甲王化之基，积甲成保，积保成乡，厥任弥重，实惟吉人端士，乃克胜之。咨尔学行老成，众所推允，兹特立尔为一乡约长，约尔一乡之民，使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共成敦睦之风，永效君亲之戴。尚有异数，俟尔殊能，须至札者”。

    “保甲之政”名为保甲之政，其实是乡约之事，纲目六款像上面保甲牌式所载的一样，“一曰火烛相诫，二曰盗贼相御，三曰忧患相恤，四曰喜庆相贺，五曰德业相劝，六曰过恶相规”。因为保甲注重治安，所以吕氏乡约患难相恤的火水，盗贼另立专条，并且放在前面。第三条忧患相恤便是吕氏四条的患难相恤，第四条喜庆相贺便是吕氏三条的礼俗相交，第五条德业相劝和吕氏一条是一样的，第六条过恶相规和吕氏二条只差了一个字，这些事业的实行，“一户有事，九户趋之，一甲有事，九甲趋之，一保有事，九保趋之，一乡有事，各乡趋之。一甲十户的合作，自然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一保百户的合作，便比较的困难；一乡千户，认识尚且不能，又怎么能通盘合作；一乡以上，便更不消说了。不过下面又有一个相反的意见，“小事听乡长处分，大者闻于官”，甲长保长又是干什么的，保甲组织又是干什么的？从前的保甲组织，都是什什伍伍的组织，从前的保甲工作，都是提纲挈领的工作；如身之指臂，臂之使掌，掌之使指，只顾上面指挥的灵便，而不顾人民合作的困难。府尹为五城总领，由皇上擢用，去指挥监督五城的乡保；城司为五坊的总领，由府尹与城院会荐，去指挥监督五坊的乡保；坊官为各乡的总领，也由府尹和城院会荐，去指挥监督各乡的乡保。由此而下，乡长指挥保长，保长指挥甲长，甲长指挥户长，完成上下相维，大小相承的保伍组织。组织固然是十分严密，然而未免太机械一点，太人为一点，对于反面的防制工作，自然不无小补，对于正面的教化工作，是没有什么帮忙的。

    “保甲之教”完全根据在洪武六谕上面，各甲每日一申饬，各保每旬一申饬，简其不肖者教之，保长累赘还少，甲长岂不是一天到晚都要忙死？此外又照洪武最初的办法，以木铎徇于道路，且行且击，且击且读，以惊悟民众。朔望的会集还是照旧，由各乡会同官府共同宣读六谕，并且申饬不肖，或旌善，或记过，以儆其余。凡本乡终岁无讼者，旌其乡曰“仁里”，乡长特予记录；早完官税者旌其乡曰“义里”，乡长也有记录，息讼是仁，完税是义，蕺山也未免太牵强一点；凡民六德（指六谕）俱备者，乡里选举其善；能具三德者，门旌以扁；高年有德者，乡饮酒时荣以宾位；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便申请朝廷，特加旌表。济恶不才者有罚，三犯则书门以辱，俟改过乃为除去。这个赏罚的办法，和其他乡约赏罚相差不远，不过又多加了“乡举里选”乡饮宾礼，朝廷旌表之类，都是名义上的赏罚，心理上的赏罚，而不是实质上的赏罚。上面讲的都是成人教化，所以偏重乡约；不过儿童也应当有相当的教化，也应当有乡学的设置。所以“保甲之教”里面，便有这样一条；“凡乡立乡学，举乡师，教其子弟诗书礼乐射御书数，达于成德”。其实“保民训要”的后面，还有社仓的设备，所以刘蕺山的乡保制度，也和吕新吾的乡甲制度，以乡约保甲为主，以社学社仓为辅，几乎成为一个整体的乡治系统。

    “保甲之礼”冠婚两项，完全依照“文公家礼”，丧祭两项，便只参酌“文公家礼”。朱子的家礼在明代乡里，早已发生效力，刘蕺山便正式把他放在乡保制度的里面了。其实冠婚丧祭完全是家礼而不是乡礼，所以朱子叫作家礼，后人也叫作“文公家礼”，放在“保甲之礼”里面，似乎有一点勉强。除了冠婚丧祭以外，还有三种真正的乡礼，就是《周礼传》下的乡饮、乡射、读法。乡饮共分春秋二次，大小两种，一乡由保长甲长共出饮资，先祭土谷之神，然后再行会饮之礼；一甲只由甲长会集各户聚饮于私家。乡射每月朔望皆有，所以练习武事，士人习射于学宫，齐民习射于别圃，庶人在官者习射于公署，都是由技术高明的人教导，官长只负提督之责。读法就是宣讲圣谕，只由各乡“约长”率领保长、甲长参加，而没有普通的人民参加，倒是一个特别的先例，乡约宣讲的地方叫作“乡约所”，也有圣谕牌，也是朔望举行，也有善恶报举，同朱子的月旦集会读约之礼相差不远，不过一个是领袖的聚会，一个是人民的聚会，差别虽少而关系颇大。因为乡约宣讲是乡约里面一个主要部分，也是教化人民的一个重要方法，只是领袖参加，没有人民参加，教化的功效自然会减低不少。“保甲之礼”后面，并且提出几个上下高低的原则，“凡家庭尚亲”“凡公庭尚贤”“凡乡社尚齿”“凡讲约尚贵”，作为日常生活的标准。甚至行路的男左女右，来往让避，以及饮酒的程度，菜肴的数量，都有一点解释，作为日常生活的参考。

    其实“保民训要”里面最特别的一纲，还是“保甲之养”，关系农田、水利、树木、粮食、仓库、赋税、养济、义冢，施棺等等，完全是物质生活里面的事项，为现在社会所重视，而为乡约保甲所忽略的。吕氏乡约第一条的德业相劝，虽然也有“治田”的字样，然而地位极小，关系极轻，不能和精神方面的事项，道德方面的事项相提并论的。作者分析吕氏乡约的时候，对于德业相劝的业字，总觉得发挥不足，总觉得有补充的必要。“事父兄，教子弟……”这一大段，似乎是德而不是业，并且前面已经列举。真正的业，只得“读书，治田，营家，济物，好礼乐射御书数之类”，而读书和礼乐书数还不能真算作业。现在有了蕺山的补充，吕氏乡约的缺憾，当然可以弥补了。农业的提倡，共分“农田”，“树宅”两部，农田包含稻、黍、稷、麦、菽五种，树宅包含桑、麻、木棉、枣、杨以及其他蔬果。春天“令民毕出在野，有事于耕”，夏天“令民毕出在野，有事于耔”，秋天“令民毕出在野，有事于获”，冬天“令民毕入在户，有事于盖藏”，都是在每月朔日，由“坊厢承旨转相传谕”。这完全是农民自己的工作，不知京师乡保为什么要弄上这些农业工作，也不知社会乡保为什么要弄上这些私人工作。这和上古时候的村落社会（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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