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乡约保甲的合用下

社会（Village Community），现在俄国的集团农场（Collective Farm）十分仿佛，不过私有产权还没有打倒罢了。农业知识的推广，农业技术的介绍，在现在农村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种社会工作，不过农业实际的工作，实在用不着承旨，也用不着传谕。

    关于粮食调节，灾荒救恤的办法，刘蕺山也有一个特别的办法，又破除了朱子社仓的成规。他的办法不是每村有仓，每仓有谷，丰年则收入，歉年则放出的老法。他的办法是每甲有一二户蓄粮，每保也有一二户，每乡也有一二户，坊司买米积煤，州县常年积谷，一层一层都有预备。每甲推一二户，预蓄杂粮一年，煤刍一年，遇欠则以时价分卖于本甲，每保也推一二户，预蓄杂粮煤刍二年，每乡则蓄三年之粮煤，似乎算是充分的预备。不过这一二户如何推出，他们是不是愿意预蓄；预蓄的资本是否由私人自出，私人是否有这许多资本；将来出卖的时候，什么是时价，歉年所得的钱是归谁，丰年所赔的本又归谁，都是刘蕺山没有回答的问题，还有“杂粮一年，煤刍一年”是否指一户一年的煤刍，或是十户一年的煤刍；一户一年的煤刍无补于其他九户，十户一年的粮煤又似乎太多。因为每甲有人预备一年，每保有人预备二年，每乡有人预备三年，假使是指他们自己的粮煤，一甲只有一二人，一保只有一二十人，一乡只有一二百人有煤有粮，其他的大多数还是没有法想，假使指全体一年，二年，三年的话，一共预备了六年的粮煤，还有州县和坊司的接济，又似乎是太多。不过蕺山这种分家积蓄的办法，比起社仓共同积蓄的办法，以觉得易得人民的信仰，易于在各处实行。此外“保甲之养”还谈到赋税、养济、养塚、施棺的设备，赋税是政府自己的事情，其他便是乡里的义举，也是不可少的。

    刘蕺山闹了半天保甲长，保甲短，保甲这个，保甲那个，其实只有这个“保甲之备”，是真正保甲的工作，是真正防卫的工作。器械每户备兵器一件，木棍一条，每甲备锣一面，每保备牛三只，骡三头，每乡备马四匹，弓矢二十副，以资应用。壮丁每甲挑选三名，每保共有三十名，另加艺士二名，每乡共有壮丁三百名，艺士二十名，另加鞱略士一名。无事自相团练，只由每乡火夫一人，鸣锣直夜，并口宣火烛相诫，盗贼相御，忧患相恤，喜庆相贺，德业相劝，过恶相规，以资警劝。有事壮丁艺士集合，由鞱略士部署，受命于司城，以相守御。郊外有警，士民先运粮食入城，寇至则相率入城，各依亲戚借住，或至寺院聚居，以完成坚壁清野的政策。这个办法假使能够实行，千百人民便可以自守，千万土匪都没有办法，明末如此，就是现代也还如此。最后一条“保甲之禁”也有一点保甲禁暴安良的意思，一共有十三目，无非是什么停丧娶妻，同姓为婚那一类违反当时社会道德标准的事件。禁约的举发，普通保甲是连坐的，这里也是如此，“一户犯禁，九户举之；一甲容奸，九甲举之；一保容奸，九保举之；一乡容奸，各乡举之；司坊容奸，上官举之”。

    上面讲的那个“保民训要”，是地方官吏分内的事情，地方自治应有的工作，不过刘蕺山对于乡约保甲特别重视，屡次加入奏章，几乎视为国家根本政策之一。王阳明，吕新吾不能不说是提倡乡约保甲十分努力，十分认真的人物，然而他们只认为地方的工作，而不认为国家的工作，所以他们的奏章里面，是不讨论这些东西的。蕺山“再申人心国势之论，以赞庙谟疏”，题目何等重大，里面的内容倒有一半是鼓吹保甲和乡约。全疏共分四点，一曰安民心，令民立为保甲，编成义勇，岂不是在那里谈保甲吗？三曰安士心，以为乡约保甲之法相为表里，既有保任之法，则不可无约束之法，既有人民团结为保甲，则不可无老成行谊之士为约长，岂不是在那里谈乡约吗？“敬陈地方善后事宜，以祈圣鉴疏”，也有“十家为甲，十甲为保，十保为乡，乡择贤者一人立为长，以约束其众。朔望读法，诵高黄帝六训……”，岂不是又在那里鼓吹乡约保甲吗？蕺山立朝不久，屡以梗直忤旨革职，奏章本来不多，关于乡保的奏章自然也不会很多的。不过到了崇祯十五年，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时候，他的乡保政策，又成为施政的根本。因为都察院的职责是风纪，而京师又为首善之区，所以蕺山又有“申明巡城职掌，以肃风纪，以建治化疏”的奏呈。他以为先王之治天下也，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道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不过现在良法美意、荡然无存，只有这个“乡约保甲二事，犹有先王之遗焉”，乡约保甲经过这种的称赞，这样的抬举，真是不胜荣幸之至。所以蕺山毅然决然，令所在地方特设乡三老，申高皇帝六言大训，务以其时讲明之。而即以乡约行保甲之法，使比闾而居者有善可以相长，有过可以相规、平居而亲睦宛如同井，有事而捍御即为千城。这位大好皇帝，也看上了乡约保甲，以为“讲明乡约保甲，尤得安民要领”。所以蕺山特别起劲，特别卖力，将“乡约保甲，二事通为一事”，编成“乡保事宜”，一面奏呈皇帝，一面施行地方。这个“乡保事宜”，就是我们上面所说两种制度之一种，也就是我们现在要来分析比较的东西。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保民训要”是以保甲为主，乡约为辅，所以内部的款目，便叫作“保甲之籍”“保甲之政”“保甲之教”“保甲之礼”“保甲之养”“保甲之备”“保甲之禁”。“乡保事宜”是从整肃风纪下手，是都察院下来的章程，又得改换一番面目，所以内容便叫“约典”“约诫”“约礼”“约制”“约法”“约备”。“乡保事宜”不单是题目简短，内容也比较简短，“约典”只有洪武六谕，“约诫”只有吕氏四条，便算完了两部。约礼每逢朔望，有集会读约之礼，由地方官为主，约正为宾，保甲以下为居民追随行礼。这个宾主的办法，是从乡饮酒礼抄下来的，前此一切的乡约集会，都是没有的。当然开会的时候，也有序拜，也有开讲，也有举善，也有纠过，像普通的乡约集会一样，不过仪节比较简单一点。朔望有普通的乡约读法，初八二十三又有特别的乡约读法，称之曰“小讲期”，由约正为主，保长为宾，照常行礼，农忙则辍。此外“岁节有会”，“饮射有会”，都依普通的习俗举行，蕺山不像在“保民训要”一样，替他们详细规画了。约制就是户籍的编制，等于“保民训要”的“保甲之籍”；十户为甲，十甲为保，十保为乡，合乡为坊，合坊为城。甲长、保长、约副皆以才充，约正则以德充，或以齿以爵亦可。约法相当于“保民训要”的“保甲之禁”，一户有事，一甲举之；一甲有事，一保举之；一保有事，一乡举之；一乡有事，坊官举之；一坊有事，城御史举之；匿而不举，举而不实都有罚。不过“保甲之禁”纯粹是反面禁约，“约法”则有正反两面；正面有劝善条例，反面有惩恶条例。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良士皆有赏，赏以花红，以粟帛，以冠带，或则给扁，或则题旌，都随善行的大小而定。惩恶条例所查禁的，共有失火、斗殴、酗酒、赌博、拿讹、盗贼等二十一款之多，皆有罚，或笞或杖，或枷号，或题参，或径自拿问，或径行驱逐，完全是乡约纠过以外的办法，法律惩恶里面的范围。最后的约备，也是保甲分内的事情，所以和“保民训要”里面的“保甲之备”相差极少，无非是器械，守望，巡逻之类，我们自然无需一一比较，一一讨论。

    刘蕺山对于乡保的提倡，他还以为不足，所以当他接到钦颁宪纲的时候，他又大书特书的来鼓吹乡保制度。本来圣旨叫他们力行，不必徒托敷陈，然而蕺山以为宪纲对于都察院巡方之职，说得不很详细，所以又上了一个“责成巡方职掌，以振扬天下风纪，立奏化成之效疏”。他仿周官六计之说，提出下面六个原则：一曰风吏治以廉善，二曰风吏治以廉能，三曰风吏治以廉辨，四曰风吏治以廉法，五曰风吏治以廉正，六曰风吏治以廉敬。“善以言乎怀保之德”，所以蕺山第一主张招抚流亡，编入保甲。“能以言乎其才胜也”，蕺山以为才能之所经理，莫先于农事。“辨以言乎其智胜也”，蕺山以为心计之纤委者，莫如赋役。法自然是一切民刑诉讼，蕺山主张由“乡约处分回报，一概不科罪名”。上面这四条哪一条不同乡约保甲发生相当关系，哪一条不是在“保民训要”可以找得出来；下面的二条，便是更和乡约保甲打成一片了。“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是蕺山的引经据典，开章明义。要是照寻常的说法，便是风俗，便是教化。俊秀士子，有学校训练，有师儒董正。普通人民便有乡约读法，“因得修其孝弟忠信之行，使民日迁善改过而不自知也”。敬指“临事而敬”，即“近日所行修练储备四者”，“诚风吏以廉矣，于是乎议备御请即自保甲法始”。所谓修练储备四者，蕺山也有很好的解释：“众志成城，修之至也；以民寓兵，练之至也；制挺以挞坚利，备之至也；又听民间各置社仓，以行其相友相助之义，则储之至也”。他讨论了上面六个原则以后，又附带一个“六计类要”，和上面并行相较，一曰招抚流移，二曰开垦荒芜，三曰清理赋役，四曰节省词讼，五曰申明教化，六曰修饬备御，里面分成一条一条，注明某省某府某县，对于某种工作的成绩。

    上面说的各种办法，各种制度，虽然不见得都曾实行，都有成效，不过不是拿官吏的威权发表的，便是经皇帝的威权承认的，事实上或者没有效果，法律上自然是有地位的。他们并不是空言，也并不是理论，他们都是已经成立的法规，已经成立的制度。我们要看蕺山的乡约保甲理论，恐怕《乡约小相篇》《刘氏宗约》《乡书》《广乡书》里面，更要详细一点，更要完备一点。《乡约小相篇》我们还没找着，据年谱所载，是崇祯六年编辑的，编辑的动机，是扶助邑令提倡乡约，编辑的内容，是“首载高皇帝圣谕六言，衍释大意，次乡约事宜，次乡约类训”。《乡约类训》大约是《乡约小相篇》里面最主要的部分，像“保甲训要”的“保甲之籍”，“保甲之政”……一样，有“乡人守望之约”，有“乡人读法之约”，有“乡饮之约”，有“乡射之约”，有“乡学之约”，有“乡举之约”，有“乡储之约”，把古代的读法、乡饮、乡射、以及学校、选举、保甲、社仓都包罗在里面，所以年谱称其“视保民训要更加详明”。可惜邑令不能施行，致使乡村组织不能根本改造；更可惜原文未能找出，致使蕺山整个乡村组织理论，不能彻底了解。

    《刘氏宗约》是在崇祯七年，《乡约小相篇》草成以后一年实行的。约有宗长一人，总宗教，以约九族之众，宗翼二人，左右宗长举宗教；如宗长年龄不大，还要另举宗老一人，以表率宗族。此外办理约事，有宗干一人，司钱谷出纳事宜，宗纠一人，任纠绳纲纪的责任。宗约和乡约一样，也有彰善簿以彰善，纪过簿以纪过；也有月朔告庙之会，也有祖训讲解之礼。不过另有息讼和讼办法，比乡约更加积极，凡族人未经宗长处分，而輒兴词讼者至以罪论。又置族中义田百亩，以周恤宗族，一恤贤，二恤鳏，三恤孤，四恤婺，五恤丧，六助丧，七助婚。年谱称刘宗事无大小，无不取裁蕺山，蕺山亦“示以尊祖敬宗之道，联以收族合涣之谊”，所以“服习既久，风尚一变，二十余年，通族莫有讼公庭者”，乃至蕺山没后，“犹尊行其教不衰”。

    《乡约小相篇》我们不易找得，《刘氏宗约》不知道有没有成文法则，我们对于蕺山乡约理论的了解，自然是非常遗憾。幸而《刘子全书》载有《乡书》，使我们明了蕺山乡约的理论，最后乡约的理论；不幸而《刘子全书》略去《广乡书》，使我们对于蕺山的“兵农里甲”大计，不能有相当的认识。好在《乡书》讲“乡保积储城守义勇诸务”，和我们的题目接近一点；《广乡书》讲“兵农里甲”，和我们的题目离远一点，我们有了乡书的理论，乡书的主张，也可以窥见蕺山全部的主张，最后的主张了。《乡书》虽然是“在乡言乡”，迹似乎小人自谋，然而只要“子言孝，弟言弟，士服诗书农力田，相与无即于慆淫”，“而伍两卒徒之众，厉兵讲武之法，已寄于此”。只要能如孟子所说“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便可“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更“何忧乎外患”。只要“君子之教”闻风兴起，自乡而国，自国而天下，“秦晋梁楚，总属门庭，霜露日月，同流血气”内宁外攘，也不过我们这些“乡人之政”。所以《乡书》这种主张，《乡书》这种办法，小之可治一乡，大之可治一国，可治天下，农业国家的政治，大约都是如此的。

    上面所说的见解，是《乡书》开宗明义的前题，自责责人的约言，约言的后面，便是《乡书》的本体。《乡书》本体仍然是乡约保甲合用的局面，约言前序也提出乡约保甲的主张，不过标题是“乡约事宜”，似乎又在那里偏重乡约了。蕺山初任顺天府尹，清兵不时入关，不时攻城，治安的维持，流民的安置是他的重大问题，所以保甲的色彩要浓厚一点。编辑《乡约小相篇》的时候，隐居乡里，实行教化，自然会向乡约一面走。所以后来升任都察院御史的时候，便用乡保事宜，现在预备乡书的时候，便用乡约事宜了。“乡约事宜”的内容，和“乡保事宜”相差不远；乡保事宜有“约典”“约诫”“约礼”“约制”“约法”“约备”六条，乡约事宜便有“约训”“约法”“约礼”“约备”四条，他们两个制度相同的地方固然是不少，相异的地方也是很多，所以我们不能不拿他们来比较一下。

    乡保事宜的“约典”，只引洪武六谕；乡约事宜的“约训”，便在洪武六谕的下面，加上许多蕺山自己的注解。明太祖不好意思自己捧场，所以只提“孝顺父母”，刘蕺山硬要说“忠孝一理，在家以父母为严君，在国以元后为父母”，正和梁延年的康熙圣谕像解一样。见下章。“尊敬长上”加上“子弟敬父兄，百姓敬官长”，大约长的解释是年老的父老，上的解释是位高的官长。“和睦乡里”只加“息争为上”，“教训子孙”只提到“在世家大族，尤当诫戢僮仆”，“各安生理”只说“以士农工商为常业”。毋作非为的下面，便分别列出赌，盗，私娼，容留来历不明等人，讹言，夜行，抢火，台戏，迎神会赛，纵妇女入庙烧香，溺女，锢婢，健讼，斗殴，行使假银等十五项。乡约事宜的“约诫”，只吕氏四条；乡约事宜的“约法”，便在吕氏四条的下面，加上许多蕺山自己的注解。至于乡保事宜的事宜，也大半容纳在吕氏四条的“过失相规”里面。其实蕺山不惟删去吕氏原有的细目，不惟不用朱子的增损，并且连“德业相劝”也改成“德义相长”，倒和他的徒弟黄梨洲改“德业相劝”为“德业相励”遥遥相应。德义相长的内容，完全根据洪武六谕，分为孝、敬、睦、训、生理；过失相规的内容，便是洪武六谕的反面，不孝、不敬、不睦、不训、不安生理。以上德行，过端，都是由甲长、保长、乡约长举发，大则政府旌罚，小则本乡励惩，奖励有时用粟帛以资贫乏，惩罚一等一两，二等五钱，三等三钱。礼俗之交不是朱子本来面目，没有什么“尊幼辈行”“造请拜揖”“请召送迎”“庆吊赠遗”；只有春秋社、私宴、贺正、贺冬、致端、贺娶妻、贺生子、贺高年、贺进取九种，由士绅作法，乡人仿行，都以省俭为主。春秋社的举动，不单是彼此交往，而有洪武里社乡厉的意思，以祀土谷之神，以为饮宴之会。患难相恤一条最近吕氏原约，只略去孤弱一条，贫乏一条，而新添灾荒一条。蕺山以“相”字为中心思想，孤弱，贫乏完全是被助而不是相助，所以不在患难相恤范围以内，而只有“水火相救，盗贼相捍，疾病相问，死丧相吊，诬枉相白，灾荒相济”“贫者出力”“富者出财”，都以厚重为主。

    乡约事宜的“约礼”，没有乡保事宜的“约礼”的详细，只分“讲约公会”“讲约私会”两种办法，公会由上官主领，私会则士绅约长主领，没有宾主的分别，也没有大讲期，小讲期的分别。乡保事宜的“约制”，在乡约事宜没有提出专条，不过在各条的前段，有十家为甲，十甲为保，众保为乡的办法，和乡保事宜的“约制”相差不多。甲有甲长，保有保长，乡有乡约长一人（有时称乡长或约长），约副一人，总甲一人，木铎老人一人，夜巡四人；保甲长以才选，乡约长便以德选。“约备”双方相差不远，无非是预备食粮、人丁、兵器、灯笼、水缸、铜锣、木铎之类，以作城守团练的准备。至于城守的方案，乡勇团练的方案，另有“城守事宜”，“乡勇团练事宜”附于“约备”的后面，“乡勇团练事宜”是蕺山好友祁世培所作，“城守事宜”大约是蕺山自己作的。因为本书的主题，是施行教化的乡约，而不是施行捍卫的乡守，所以“城守事宜”的内容，“乡勇团练事宜”的内容，我们便不去多事分析了。此外乡书的后面，还附表格四种，第一种是记载保甲人名，第二种是记载户籍状况，第三种是记载队伍人名，第四种是记载善恶劝惩。保甲人名每保一张，保分十甲，甲分十户，只有人名而无其他事项。户籍状况每甲一张，共分十户，每户载明户主年龄，籍贯，生理，子妇，亲识，米粮，器械等等。队伍人名是为乡勇用的，哨分十队，队分二伍，每伍各载乡勇五名。劝惩善恶的表格叫作“劝惩格”，大约是每人一张，共分十二个月，连闰月十三个月，白圈注善，黑圈注恶，仍然是朱子善恶簿的余意。《乡书》见《刘子全书》卷二十四。

    以蕺山先生那样的学问，那样的人格，那样的热心提倡，乡约保甲应该有相当成绩。乡约保甲要是可以办到蕺山所期望的程度，不要说明末流寇无法蔓延，就是满清雄师，也不易自由来去。然而流贼是在哪里，清兵是在哪里，乡约又到哪里去了，保甲又到哪里去了？这是社会趋势不可挽回，崇祯皇帝不可救药；还是乡保制度的徒法不行，或是蕺山先生的空言无补？明末的大势自然是不好，不但流寇蔓延乡里，并且小人满布朝廷，有一点气节的人物，有一点学识的人物，杀的杀了，跑的跑了，正是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一个时代。魏忠贤当国的那些年头，屡兴党狱，先有杨涟等六君子之狱，后有高攀龙等七君子之狱，因为那时蕺山尚少，不然他也是没有了。嘉宗虽然是偏听奸竖，不可救药；思宗倒是一个有思想，有作为的贤君，蕺山在思宗殉难以后，曾有几句精确的断语，很能代表当时的大势。他说“先帝无亡国之征，而政之弊有四：一曰治术坏于刑名，二曰人才消于党论，三曰武功丧于文法，四曰民命促于贿赂，所谓四亡征也”。时局如此，思宗皇帝不能挽救，满朝文武不能挽救，蕺山个人当然不易挽救，乡约地方制度尤其不能弥补。蕺山的乡约保甲制度，照我们的眼光看起来，和其他的制度比起来，不见得哪一点不如。吕新吾处治世，所以乡甲约容易发生效果，王阳明征反叛，他是拿军事作主，民事作辅，才能削平各洞，擒获宸濠，蕺山在这种时代，一定要在外任，一定要有兵权，才能够攘外安内。他就没有这个机会，只作了一次顺天府，一次都察院，并且每一任的日期非常的短，叫他的乡保制度，怎么能够发生效力？我们很可惜乡保制度没有这么一个机会，去证实他的力量，我们更可惜蕺山先生没有这么一个机会，去证实他的理论。不过反过来想一想，乡保制度没有机会，蕺山先生没有机会，也未尝不是他们的幸福。我们知道蕺山先生的学问，我们知道蕺山先生的操守，然而他这个人，是一个守经而不从权，能静而不能动的先生。他是一个天字第一号思想领袖，他是一个天字第一号的精神领袖，然而讲到实际的社会，实际的工作，他便有一点格格不入。他没有机会，没有成绩，我们可以原谅他；他有了机会，没有成绩，我们便不管他的学问，不管他的人格，要去骂乡保制度的不行，蕺山先生的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