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乡约保甲的合用上

。因为盗贼不打劫穷人，保甲专保护富户，地方光棍没有切肤之痛，当然不十分出力，殷实人家却是痛痒相关，何能推诿他人，倚赖他人。其余农民虽不充任保正，首当其冲，然而十六以上，六十以下的壮丁，也得全体参加救护工作。平日一二百家可觅教士一人，教习人民各种武艺，或本甲转辗相教，务使人人习熟，完成农兵的资格。

    其实乡约的上面，还有一种“公正”组织，分理全县的乡约，监督全县的约正约副人等。乡约组织是一种单层组织，只有地方一级，而没有区的组织，县的组织，省的组织，以及全省的组织，因为乡约注重在人民自动，在地方分权，所以各村有自己的乡约，有自己的活动，而不和其他农村发生联属关系。吕新吾知道“国初设老人二名，以佐州县之政”，仿佛秦汉的县三老似的。不过老人名义虽有，实际上早已沦为差役仆隶，无复尊敬乡老，引用乡贤的至意，所以普通的人士，谁都不愿意充当。吕新吾为提高老人地位，隆重老人身价起见，另立“公正”一级，概选殷实有德的人士担任，城中二人，四乡八人，分理城中及各乡乡约。凡各约约正约副人等，有不公不法的事情，公正可以纠察，或是更换，或是惩戒。更换的时候，公正也可保举胜任的人士充当。“公正”虽然不真是乡约的高级组织，不真是乡约的行政组织，然而至少有纠察监督的权限，乡村领袖的地位，无疑地是提高了不少。

    乡甲约里面乡约会期，每月二次，比以前多了一次，既不像朱子月旦集会读约在朔日举行，也不像南赣乡约在望日举行，而是在初二和十六两天举行，大雨雪则向下改移一日。开会的时候，凡是本约的人民，都要前来与会，不能来的得向甲长请假，既不来又不请假，便记过一次，三次不到则禀官，亦不许连给三假，善恶有关的人士不许请假，夏忙和秋忙则放通假二次。朱子月旦集会读约之礼，没有请假处罚的规定，南赣乡约疾病事故可以请假，无故不到作为过恶并罚银一钱，乡甲约也可以请假，自由不到便要记过，要禀官，强迫的程度日深，处罚的规程亦日重。开会的地点，不拘寺庙、公馆或大家厅房，只择能容百人处所。会场上下共设两桌，上桌立圣谕牌一面，及和事牌一面，下桌列善簿、恶簿、和簿、改簿，四种簿书。圣谕牌上书明太祖“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圣训六谕，和事牌上书“天地神明纪纲法度”八字，圣谕牌不知是王阳明首立，吕新吾首立，和事牌大约是吕新吾首创。圣谕牌桌的两旁，设约正，约副席次，簿书桌的两旁，设约讲，约史席次，其他约众则坐右右站立或坐下。集会的礼节，也十分简单，当场择少年读书者四人为约赞，先合拜圣谕，后分班对揖，就算了结，对于长幼尊卑的序拜完全删去。从前是以约正为中心，注意人和人中间的班序，现在是以圣谕的中心，注意政府在人民中间的威权，似乎有点违反乡村的习俗，民治的原理。

    行礼已毕，便要举行善恶的记载，都是由甲长出班向牌跪举，某甲某人某日行某善，为某恶，某人见证，然后善人（或恶者）证人出向牌跪，由约正副问明，约史记录。善恶分别举毕，乃由约正副劝戒一番，约史讲劝戒一番，然后再由约讲讲劝善一条，律例一条，画卯而散。我们在上面已经屡次说过，善恶的标准就不容易决定，善恶的大小尤其是无法测量，然而假使要实行乡约，举察善恶，又不得不有相当的标准。吕氏乡约善行无等级，恶行分为轻重两等，不修之过和犯约之过都是轻过，犯义之过便算重过。南赣乡约一点没有标准，乡甲约便有很详细的标准，以便实际的执行。善行共分大中小三种，小善五次等于大善一次，中善三次等于大善一次。凡有大善的人民，他们的姓名都写在旌善亭上以资奖励，其后犯了公罪，可以减免，犯了私罪，可免记恶。各种善行条件的大小，次第，性质，都有可以非议的地方，不过我们篇幅有限，不能一一指摘，只好引证几条于下作为参考：

    一　孝顺父母者一事为一大善。

    一　尊敬长上者一事为一善。

    一　舍义学，义塚，舍饭，舍衣，舍药，舍方，及报信指路者为一善，多者为一大善。

    一　劝化十人改过者为大善，五六人为中善，一二人为小善，能恶大恶者一人准作十人。

    一　他人告状劝回和解者，一事为一善。

    一　能成就好事者一事为一善，大者为一大善。

    乡甲约恶行的分别，没有善行那么清楚，也没有大中小的名义，大约是轻者记恶，较重者禀官，最重者送官。不过此外遇有特别事件，也有特别罚则，譬如赌博送官，财物赏人，并罚谷三石充赏；游食光棍一月记过，再月拘令照月应当轿扛等夫；私用大小斗称尺者，罚银三两给赏。恶行条件条款较多，内容亦比较复杂，不过有许多还是相对善行条件而言。譬如恶行条件第一条，“子妇冲撞父母，及自吃酒肉，父母粗茶淡饭，自穿绢帛，父母破衣烂裳，自骑鞍马，父母先行，自享安闲，父母劳苦，及一切不服管束，自恼爷娘，亲死三年不葬，服内宿娼作乐者，是为不孝之子”，便是对善行第一条“孝顺父母者”而言。还是不忘洪武六谕的原意。第二条讨论尊敬长上事项，如“卑幼侮慢尊长，兄弟互相结冤仇，邻里以小事相争，亲戚以微嫌起怨”，初犯约正副为之和处，再犯则报官究处。第三条讨论家庭争执，第四条讨论邪异端……以下便和善行条件，太祖圣训没有什么关系。

    除了这两个善恶标准以外，吕新吾还发明了一种圣谕格叶，一方面为的是调查户口农桑，一方面为的是记载善恶行动和善行条件，恶行条件可以互相为用。圣谕格叶里面的条款，是按着太祖圣训六谕的精神排列的，第一款关系孝顺父母，第二款关系尊敬长上及和睦乡里，第三款关系教训子孙，第四款至第十三款都是关于各安生理，第十四款至第十七款则是关于无作非为。第一款的父母在否，第三款的子孙人数，第四款的土地顷亩，差粮完纳，第五款的何种生理，都于格叶领到的时候，由约讲史查明誊写。其余的条款，每年到了十二月十六日，先由约正率领十甲长焚香誓神：“凡我会人，审填格叶，遵行者不许诬枉，违犯者不许回护，如有不公不实，神鬼鉴察，身家被祸。”然后由约正轮流唤各甲长，到圣谕前分别填写。到了十二月二十以后，约正即将已填格叶册单，订好送掌印官处考查，全遵无违者记大善一次，全违无遵者记大恶一次，半遵半违者，分别处罚。这个圣谕格叶的条款，有许多同善恶条件相差不远，一个平日书簿，一个年终誊写，本来可以并行不悖，不过善恶条件的赏罚较重，圣谕格叶的赏罚较轻，善行条件里面的一款即可作为大善，恶行条件里面的一款即可作为大恶，而圣谕格叶一定要全遵无违才作大善，全违无遵才作大恶，似乎有点彼此矛盾，假使善恶在乡约记载以后，又重新在格叶记载，岂不是善者再赏，恶者重罚吗？

    其实这个善恶重复的毛病，不单是善恶条件与圣谕格叶为然，申明旌善亭的设立，州县竖牌的设立，也有一点重楼叠阁的嫌疑。吕氏乡约以簿书记善恶，洪武礼制以亭牌记善恶，簿书隐而婉，亭牌明而显，自然各有各的好处。不过两者目的相同，功用相同，有了簿书似可不必再用亭牌，有了亭牌似可不必再用簿书。吕新吾采用吕氏乡约的根本方案，以簿书记善恶，不过大善大恶惧其不显，又采用申明旌善亭子方法，罪大恶极便另用一种州县竖牌，使全县人民都知其恶。竖牌共有十种，长二尺，宽八寸，上书过恶，下书姓名，钉于本犯门左。凡过恶严重，钉有竖牌的人，街民不与往来，集会跪地听讲以示辱。竖牌的种类如下：

    1.不孝某人————不养父母，时常忤逆

    2.不义某人————骨肉无恩，尊长无礼，夫妻无情，父子生分

    3.做贼某人————偷鸡摸狗，拔树掏谷

    4.赌博某人————赌博开场

    5.光棍某人————游手帮闲

    6.凶徒某人————生事殴人

    7.奸民某人————诡隐地粮，教唆词讼，阴险害人，贪婪利己

    8.诈伪某人————口无实言，行无实事，搬弄是非，妄传诬告

    9.无耻某人————诓骗财物，勾引妇人

    10.败子某人————淫荡破家

    吕新吾对于恶行的惩罚，虽然是十分严厉，然而他以为普通人民，“眼不见诗书，耳不闻义理，心不知古道，口不讲王法，今日才入乡约，才学好人，旧心歪心，怎能就变”。所以又设立一种改过簿，许人民改过自新，除了“杀人放火，强奸断路”要依法处治以外，只要自己悔悟，有人保证，便可将罚规酌量改轻。凡小恶三月不再犯，中恶（三犯小恶）六月不再犯，大恶一年不再犯者，由乡约领袖担保改悔，大恶而钉竖牌者，并要全约人民共同担保，才能发生效力。一切过恶改悔以后，都记在改过簿上，旧有罪名虽恶簿不除，实际上全部取消，不再计算。我们现在把“大恶限满保状式”引在下面，以备参考：

    “本县某字约约正副讲史某人，本甲甲长某人，甲众某人，为改过事，本约某人某月日为某事记大过一次，至今限满，并无违犯，情愿改过，如再犯者某某等甘心一例同罪，须至保状者。”

    过恶的事情可以悔改，争执的事情自然也可以和解，所以吕新吾本着息讼止争的本意，又设立和事牌，上书“天地神明纲纪法度”，无事设于圣谕之旁，有事移于圣谕之前，以代表和解处断的权威。他自己是一个大吏，曾经作过几次州县，知道那时司法黑暗，书吏贪污，所以毫不客气的打开官厅黑幕，打断人民痴心，教他们自己和处，不要倚赖官司。他引用的两句成语，“原告被告，四六使钞”“官府不明，没理的也赢”，正和我们的“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一样。应和条件，共分婚姻不明，地土不明等九条，由约正副两造问明，秉公处断。本来洪武时候，老人里长在申明亭处理词讼，可以笞杖断决，吕新吾恐怕是非连累，所以只许口说和处。不服和处的人民，可以再到衙门告状，假使和处不公，约正副便要坐罪，假使和处极公，上告人分外加责。这同我们现在所有的息讼会，或是调解委员会相差不远，虽然不能改革司法的本体，至少可以避免司法的黑暗。

    上面讲的都是吕新吾巡抚山西的时候，对于乡约保甲所有种种的设施，不惟他处无人仿行，吕新吾亦未行之他处。不过他对于乡约的思想，是表示的很早，对于乡约的提倡，也曾略为点缀。他在万历二年（公历一五七五年）任襄垣令，颇著成绩，三年去任，四年民为之立祠，五年民为之立牌，以志纪念。他自己不好意思，提议改为乡约所，并且说：“夫邑之有乡约，以崇圣训也，士民暇则与聚焉，谈礼义，敦情好，以保其丘卢，而俗益长厚，盖有邑则有之矣。向余念弗及此，实阙然有遗罪焉”，可见吕新吾乡约的思想，到此时才正式产生，乡约的组织，便等到巡抚山西的时候，才正式定成。他五十九岁以后便在刑部任事，没有地方的责任，六十二岁至八十二岁，家居二十年之久，自然不能再借官府的力量，来提倡乡约保甲的工作。不过他对于礼仪教化，社会集约的信仰还是很深，提倡还是很力，所以宁陵乡里，宗约会约也就渐次发达，成为地方的根基，民众的力量。他是吕氏的子孙，自然要提倡吕氏宗约，使宗人修祀事，讲宗法，睦族情。吕氏宗约岁二十四会，倡行不久，倡者倡馆，事亦寻废，新吾兄弟乃出而提倡，并亲作宗约以备其法，以久其事。他不惟作宗约法，并且作宗约歌八十五首，劝同宗祭祖，孝亲，笃亲，友爱等等，用“极浅、极明、极俚、极俗”文字，“但令入耳悦心，欢然警悟”。宗约的赏罚，似乎也是应用一种书籍的办法，不像从前作官时候的科罚。纪善的簿册叫作鹄史，记恶的簿册叫作颚史，都是他创作的名词，创作的制度。

    鹄史颚史形状如何，内容如何，我们不易求得原本，也无从代为描写。不过《去伪斋文集》里面，有一篇“鹄史序”，一篇“颚史序”，对于赏罚的原理，说得十分切当，几乎替我们解决了我们欲言而不能，欲言而不敢的乡约赏罚问题。“惟君子不待赏而劝，不以不赏而沮”，所以赏的问题，在修养有素的领袖方面，是用不着考虑的。他们有一定的目标，有一定的步骤。一步一步的向前进行，易也是如此，难也是如此，赏也是如此，不赏也是如此。所以奖赏劝善，完全是对一班普通的民众，一班没有定向的民众，一班可以为善，可以为恶的民众而言。不过民众的人数那么众多，民众的善行也有大小，我们还是赏少呢，还是赏多呢，还是赏大呢，还是赏小呢？吕新吾的答案，是“赏之所及，则所赏者终其身不敢为赏辱；赏之所不及，则虽不欲赏而以不见赏为耻。是赏一事非以一事也，赏一人非以一人也。是故赏善不在大，赏小则人皆曰善无微而不录；赏善不在贤，赏愚则人皆曰善虽愚而不异；赏善不在明，赏幽则人皆曰善无隐而不知。吾赏其小者，愚者，幽者，以为大者，贤者，明者慰，以为未必大，未必贤，未必明者劝，此赏善之道也”。他并且引赵武灵王赏一舞女而九女皆劝的故事，作为赏一奖百的比证。

    恶行在吕新吾的乡甲约里面，是轻则记恶，重则禀官，最重则送官；不过到了吕氏宗约里面，吕新吾才发见记恶的效力，反比送官的效力为大，真是在官言官，在宗言宗，到底是他在那里发明新理，还是在那里顺应环境？他从前信任官吏，信任刑罚，以为惟有良吏可以治民，严法可以威民。现在乡居日久，对于农村社会，乡民心理，似乎又多了一层了解。刑法是稀疏的网，而不是严密的布，更不是水泄不通的象皮，所以漏网的恶人一定很多，漏网的人越多，作恶的人愈无所惮，由是倒行逆施，莫敢谁何。就是落网的人也还可以自宽自解，欺人骗人，说自己冤枉，官吏贪污，仿佛殉道的志士，取得社会的同情。颚史纪恶，祖考在上，父兄在旁，子孙在下，众口共举，众目共斥，这种道德的羞辱，这种社会的羞辱，到哪里去躲，到哪里去洗。所以吕新吾说史权重于铁钺，史录其过重于铁加其身，不能说没有相当道理。其实中国史官在古代曾有无上威权，所谓一字之褒，一字之贬，布之天下，传之后世，谁敢去倒这个霉；后代的御史，也曾朝奉弹章，夕草参折，破过多少权奸的胆，拆过多少元恶的台。乡约记恶，是乡里的史官御史，宗约记恶，是宗族的史官御史，只要不怕威势，不贪贿赂，颚史的威权是不可以磨灭的。

    会约的性质，大约和宗约相仿，都是追随吕氏乡约的遗规，由人民自己团结，互相规劝。不过宗约以宗族为主，会约便是不同宗族的人，或是没有宗族的人，也联络起来，组织起来，去作记恶赏善的工作。桃堌居民为里社之会，里面有新吾先生的哥哥参加，新吾先生名之曰老实会约，并且替他们作了一篇序，说明老实的哲学：“夫存心老实则心有余闲，持身老实则身有余乐，治家老实则家有余财，处人老实则人有余爱，干事老实则事有余稔，是故五谷必老实而后可食，材才必老实而后可用。是会也崇真尚朴，务质守俭，以此而居乡则人情厚，以此而奉祀则鬼神享”。《去伪斋文集》卷五老实会约序。艺人孙节等有葬亲合作的组织，也愿受约立于讲外，新吾先生名之曰孝和会约，也作序赞美他们的举动。同上孝和会约序。此外各里各业的会约，大概不在少数，可惜新吾先生没有一一提及，我们也无从忆断了。总而言之，乡约自动的精神，乡约互相的精神，到了明代末年，已经完全成熟，宗族有约，学人有约，乡里有约，艺人亦有约，高攀龙的高子宪约，刘宗周的证人会约，尤其是出人头地，风靡社会，卢梭民约论以前一百多年，居然也有这么伟大，这么流通的一个民约运动。可惜当时的学者，重文轻武，重道德而轻保卫，卒被一个新兴的民族完全征服，这是乡约的美果，还是乡约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