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明代乡约的演进

行恶行，及记载善行恶行。此外还要公举精健廉干者四人为知约，掌理一切杂务，礼仪习熟者二人为约赞，开会临时司赞礼仪。总共全约职员有十七人之多，未免过事铺张一点。乡村组织因为人民的稀少，人才的缺乏，本来就应该因陋就简，以少为多，同约会员不过数十百人而职员竟至十七个之多，似乎有点头重脚轻的毛病。其实约正、约吏、知约、约赞用不着分得那么清楚，每种也用不着四人之多。有了约长副三人，再加上助理三四人，岂不是可以应付一切吗？也许阳明因为直月制度不好，所以加以取消，又恐人民无参加工作的机会，所以才弄出这么许多职员，以示机会均等的意思。直月轮流充任，每人都要担任义务，每人都有担任权利，自然是训练民治的一个良好办法。不过直月纠恶书恶，很不容易办理，并有许多弊端，那是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的。南赣乡约一面应用分工合作的原理，一面挽救人民参加的机会，所以才用十七个办事人员，我们或者可以赞同的。

    第五，南赣乡约的集会，比起吕氏原约自然是较为复杂，比起朱子增约却是另有风味。会期不以月朔而以月望，只是一种无关紧要的更改，也许朔日公众集会或私人祭祀太多，望日倒可免除冲突。有事不能到会者，应先遣人通知；无故不到者，除作为过恶，名誉处罚以外，还要每次罚银一两，可见条例处罚的严厉。会所不在乡校而在道里均平，地方宽大的寺观；会场只悬告谕牌，而不挂先圣先师的遗像。饮食自然也是十分简单，不过不是由直月轮备，而由同约每人出银三分，交知约代备。开会的仪式，也大为变更，所有朱子月旦集会读约之体各种尊长敌少幼分班行礼，一概删去，只留东西交拜和少者酌长者二礼。开会的第一幕，是宣读戒谕，由约正宣读，约众跪听，约长然后合众扬言：“自今以后，凡我同约之人，只奉戒谕，齐心合德，同归于善，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约众皆应声：“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皆再拜。第二幕宣读乡约，约众出会所外，分东西立，先由约正宣读，然后约正大声曰，“凡我同约，务遵乡约”，众皆曰是，乃东西交拜，以次就位，并由少者各酌长者酒三行。第三幕为彰善，由知约设彰善位于堂上。陈彰善簿于桌上，约赞鸣鼓三，使约众起立，然后请约众举善，约众推请约史。约史乃就彰善位，一一推举“某有某善，某能改某过，请书之，以为同约劝”。约史举后，约众亦可各就所知，自由推举。如约众对所举者无异议，即由约正请善者就彰善位，约史为善者书彰善簿，约长酌善者曰“某能为某善，某能改某恶，是能修其身也；某能使某族人为某善，改某过，是能齐其家也。若人人若此，风俗焉有不厚，凡我同约，当取以法”。善者亦酌约长曰，“此岂足为善，乃劳长者过奖，某诚惶怍，敢不益加砥砺，期无负长者之教”。第四幕为纠过，和彰善相差不远，惟彰善为赏酒，纠过为罚酒，彰善在约长为奖励，在善者为自谦；纠过在约长为劝戒，在恶者为自省。酒饭既毕，最后一幕为申戒，约众皆起，约正中立扬言：“呜乎，凡我同约之人，明听申戒，人孰无善，亦孰为恶，为善虽人不知，积之既久，自然善积而不可掩，为恶若不知改，积之既久，必至恶积而不可赦。今有善而有人所彰，固可喜，苟遂以为善而可恃，将日入于恶矣，有恶而为人所纠，固可愧，苟能悔其恶而自改，将日进于善矣。然则今日之善者，未可自恃以为善，而今日之恶者，亦岂遂终于恶哉？凡我同约之人，盍共勉之”。

    这戒谕、读约、彰善、纠过、申戒各种宣言，仪式，似乎有点近乎机械，然而也有相当的价值。戒谕和乡约的宣言，颇似一种誓词，使我们决心从善；里面所有的“神明诛殛”，固然不免神道设教的意味，然而那个时候的人民，实在是有一点相信神明。“信之为神明，敬之为父母”，是中国民族心理的根本，阳明可谓善于利用民族心理。吕氏乡约完全是士人阶级口吻，应用士人阶级心理，虽然在理论上比南赣乡约高出一层，而在群众里面的实用，也许南赣乡约又要高出一层。彰善纠过的办法，使善者逊谢，恶者愧谢，一方固不过于奖励善者，一方也不过于压抑恶者。当然从隐恶扬善的原则说起来，纠过还嫌大显一点，或致恶者竟至无地自容。不过阳明也想到这一层，主张忠厚之道，所以彰善者词可显而决，纠过者词应隐而婉。如有人不弟，不要直书不弟，只说“闻某于事兄敬长之礼，颇有未尽，某未敢以为信，姑书之以候”。假使有难解之过，不可先纠以澈其怒而肆其恶，只由约长副阴与之言，使其自首，约众亦共同诱掖奖励，以兴其善念，假使恶者能够自首，也同小恶一样，先予试书于籍，不能改乃真书，又不能改乃白之官府，又不能改乃送之官府，如不能执送，甚至可以呈请官兵，同力捕灭。乡约制度到了阳明先生手里，不惟成为政府的规条，并且成为政府的工具，可以查察奸非，助行法律，和保甲制度的功用相差不远。最后的申戒，也有一点至理，善恶只是一时的善恶，而不是永久的善恶，今天的善人明天可以作恶，今天的恶人明天又可为善，善者固不可因奖励而自骄，恶者亦不必因规戒而自馁。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自省便是善念，自谦亦是善念，有过则改，无则加勉，才能都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

    第六，南赣乡约渐渐成为政府的一种工具，政府的一种帮助，去维持乡村的公正，去执行政府的法规。大奸大恶的举动，白官送官，请兵剿灭，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及。“通约之人，凡有危难难处之事，皆须约长会同约之人，与之裁处区画，必当于理，济于事而后已，不得坐视推托，陷人于恶，罪坐约长约正诸人”，约长约正的事务也就不少，约长约正的责任未免太大。乡里争执，也要约长晓谕解释，不使闯祸，不使成仇，或则呈官诛殄，几乎跑进司法的范围。此外对于寄庄人户的纳粮当差，大户客商的放债收息，军民人等的阴通贼情，贩卖牛马，走传消息，吏书义民总甲里老百长弓兵机快等揽差下乡，常求贲发，约长都应指实劝戒，呈官究治。甚至新降乱民的提撕晓谕，嫁娶丧葬的酌量办理，也要约长随时省谕。南赣乡约的约长，和催办粮役的粮长，又有多少差别！一个道德感化的制度，参加许多的官样文章，一个道德感化的领袖，担任许多的差遣杂事，乡约的前途何在，乡治的前途何在？

    南赣乡约虽然是封疆大吏的命令，然而只是阳明一人的命令，南赣一地的规章，还没有成为正式的法规。一直到了嘉靖年间，才有一种正式的乡约规条产生。这种乡约规条产生的年份，已经不能确定，不过我们还有两个间接的证据，使我们断定在嘉靖末年。明代乡约规条是在《图书编》里面发见的，《图书编》从嘉靖末年下手编纂，到万历初年出版，所以乡约规条的颁布，断不能在万历以后。乡约规条并不是一种单独规条，而是和保甲规条，社仓规条，社学规条排在一起，也许就是同时颁布的。社仓在嘉靖八年才有，社仓规条一定在嘉靖八年以后颁布，乡约规条自不能在嘉靖八年以前颁布。《图书编》的乡约规条，保甲规条，社仓规条，社学规条一面告诉我们，说中央政府已经采用乡约，列入国法；一面告诉我们，说乡约、保甲、社仓、社学他们四种制度，是有密切关系的，是不能偏废的，《图书编》卷九十二的首篇为“保甲乡约社仓社学总序”，《图书编》卷九十二的尾篇又为“保甲乡约社仓社学总论”，便可想见编者章本清先生，对于乡治系统的见解。王荆公，吕和叔各有他们的见地，各有他们的方案，我们不能希望他们替整个农村着想。朱子集先贤之大成，对于每种农村组织，都有一点认识，都有一点贡献，然而他竟错过了整个的认识，综合的工作。阳明有保甲，有乡约，有社学，然而他也没有看见乡治的整个性，保甲、乡约、社学、社仓的相关性。《图书编》集天下古今之大成，居然能替乡村组织预备相当的篇幅，能替乡村组织找出整个的系统，真是我们始料所不及的。因为原书编者以保甲、乡约、社仓、社学相提并论，我们不能不把其他的规条，以及四者中间的关系，也来申述一点。

    《图书编》“保甲乡约社仓社学总序”里面，开篇便已指四者各个的地位，以及四者相互的关系。“是故保甲之法，人知足以弭盗贼也，而不知比闾族党之籍定，则民自不敢以为非。乡约之法，人知其足以息争讼也，而不知孝顺忠敬之教行，则民自相率以为善。由是社仓兴焉，其所以厚民生者为益周；由是社学兴焉，其所以正民德者为有素。可见四者之法，实相须也。使以此行之一乡，则一乡之风俗同，道德一，弦诵之声，遍于族党，礼让之化，达于闾阎，民日迁善违罪而不自知，而古道其再见于今乎”。编者拿保甲、乡约、社仓、社学作为乡治的工具，拿同风俗、一道德、弦诵礼让、迁善违罪，作为乡治的目标，乡约的中心地位，已经隐约可见；乡治的整个理论，也自渐次完成。在实际方面，除保甲办公不需地址，里社可利用本村神庙外，乡约亭、社仓、社学都应建筑在一处。各村选择空地一块，中立一堂，傍立二仓，外有墙垣，乡约亭即在此，社仓亦在此，社学亦在此。建筑的费用，可以节省不少，看守的责任，可以委之教师，岂不是一举而数得！所以章潢以为这种打成一片的办法，可以“礼法兼资，教养俱备，使盗息民安，政平讼简，风移俗易”，可见他对于整个乡治的重视。

    乡治的范围只有一乡，似乎对于全国的政治，没有多大的关系，所以普通不为人所重视。不过县是乡的集团，省是县的集团，国又是省的集团，乡不治则县不治，县不治则省不治，省不治则国不治。那一班天天谈治国的人物，他们以为只要取得全国的政权，其他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聪明一点的人，或是胆小一点的人，知道治国太空洞，太高远，所以全神专注在省政方面。他们只看见上层政治的力量，上层政治的威权，而不知那是空中楼阁，有时而来，有时而去，随时可得，随时可倒，泥沙上的大厦，怎么能支持长久！就是他们拿上级政权，作为过渡的势力，想去彻底改造，从头组织，也有一点鞭长不及马腹，弩末不穿鲁缟的困难。所以《图书编》谈到整个的乡治，以为“乡乡皆然，县有不治乎？县县皆然，天下其有不太平乎”？并且引孔子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以表示乡治的基本政治，治乡为基本政策。其实这种乡治基本主张，在老子理论里面也是有的，在孟子理论里面尤其显著。后人如陆桴亭，顾宁人，李刚主也都采同样的论调，陆桴亭以乡为王化之基，所以作治乡三约，顾宁人以为天下紊乱，实因乡官不备，乡法不备的原故，李刚主则主张提高乡官地位，并县令亦由乡官升充，清末的孙诒让，也抱同样的理论，使乡民自相组织，自举乡正，以立民治的基础，以除官治的旧习。可惜历代君主以天下自私，历代臣工以家臣自命，不敢让人民放手做去，从乡到县，从县到国，完全民治的统系。

    《图书编》所载各种礼制，乡法，都是洪武时代颁行的，我们在上面已经讨论，不必再事重复。保甲总叙所述的保甲理论，“保人所以自保，图危所以居安”，也还十分动听。虽然不能恢复兵农合一的古制，不能兵即为农，农即为兵，人民至少有保护自己的责任。其实除了国防以外，军队和保甲是不可并立的，军队为的是保民，保甲为的是自保，既有人保，何必自保，既已自保，何必人保！当然理想的办法是自保，不过人民势力日盛，君主势力便会日衰，保甲保了人民便无君主，军队保了人民尚有君主，中国君权如此之大，中国保甲哪里有出头的日子。保甲规条无非是十户一甲挨户编排，无事互相保守，有事逐户挨查等等。十户一甲，审编甲长一名，百户一保，审编保长一名，每四街四关，及大村大镇，不拘甲数多少，各编保正一名，其小村小镇则三五处合编保正一名，这就是保甲的编制，和乡约并不发生关系。不过讲到寻常的工作，实际的工作，乡约和保甲又发生一种不可脱离的关系。保甲规条前五条都没提到乡约，第六条讲到寺庙僧道，才“仰各照例与民家一体编入保甲，随行乡约以便稽查”，又“听乡保正长人等稽查，毋令遗漏以滋他弊”。第七条讲到人口“出入存亡，应增减姓名，令上揭报于约正保正”，约正保正便成了双头首领。第八条说明保甲人等，应于每月初二赴乡保会所，申明乡约保甲条规一次，并于每月十六赴官递结，即带善恶簿听查。第九条保甲人等各随地里远近，人户多寡，酌量立为一会，每月初二保正率诸保甲同乡约正赴会所行礼，由约正保正点名验到，不能到者应先向约正请假，秋成无事则每月十五再举行一次。这一样虽然讲的是保甲人等如何集会，而实在是乡约集会的各种规定，可见保甲乡约已经混不可分。第十条完全讲的是乡约规条，如何推请约正，如何拣选生员五六人司赞礼鸣鼓讲谕之事，如何拣选老人二人振铎，如何月轮五六人直月。最后按语，便居然说“保甲既定，即此举行乡约，诵读圣谕六言，申明规约四条……”，简直是保甲乡约共同的规条，而不是单纯的保甲规条。就是保甲牌册的名称，也叫“乡保牌册式”，保甲牌册的里面。也有太祖的圣谕六训，并且约正的姓名还放在保正保长的上面。这种乡保牌册在形式上看起来，几乎像一张现代的人口调查表格，可惜每户门下地位太少，不能尽载各种事项，并且事项混新，不能一目了然。

    保甲规条虽然处处不离乡约，似乎乡保只是一个系统，而乡约规条里面，便绝口不提保甲，不知道是什么原故？乡约总叙把蓝田吕氏乡约，洪武里社乡厉，太祖圣训六谕，以及大诰三编，教民榜文都作为乡约的前身，在那里大加鼓吹。乡约的条文，既有太祖的六训，又有吕氏的四条，可谓兼收并蓄，既不敢弃皇祖的圣谕，也不愿弃先贤的名言。其实圣谕六言只作为集会演讲的蓝本，会中约规还是要从吕氏乡约的四条，“各具条件，定为约规”。乡约的组织，和保甲规条里面所定的出入还少，一个是“每百家或二三百家，随其远近，联为一会”，一个是“保甲人等各随地理远近，人户多寡，酌量立为一会”。乡约的领袖，便和保甲规条里面所定的大不相同，一个是“众推一人有齿德者为约正，有学行者二人副之”，一个是“该州县即移文该学，共推请乡士大夫数位为约正，以倡率士民，无士大夫处则推高年耆德，众所尊信者为之，又选生员五六人司赞礼鸣鼓讲谕之事，老人二人振铎，月轮五六人为直月，置办会事”，不知道哪个是对，哪个是不对？会所置圣谕牌一面，薄三扇，一书同约姓名及举约费用，一记德行，一记过失，由会首（疑即直月，因下有轮流意思）以次相传。坐次各乡约与府州县约微有不同，乡约举监学校东外，乡缙绅耆老东内，约长副西内，约众西外；府州县约则诸生东外西外，府州县官学官东内，乡缙绅齿德西内，一个是以约长副为首领，约众为主体，一个是以官吏为首领，诸生为主体。仪节也还简单，先行礼，次讲諭二句，歌诗一次，六谕讲完然后再举善行恶行，并费用书之于簿。圣谕的讲解颇多，《图书编》引了两种，我们在第六章讨论太祖圣谕的时候，曾经略为提及，所以不在此处重复了。乡约的后面便是社仓，虽然目的仅在备荒，然而和保甲乡约也有相当的关系。社仓的设立，完全在原有的乡约保甲以内，所以《图书编》说：“合于各保甲乡约中，各创立社仓”。积谷的开始，一面由官吏捐俸提倡，一面由人民自由输助，就是迎神赛会的香钱，乡保规条的罚金，都可用为基金。以后便按照户口贫富，富者若干石，贫者若干升斗，或每亩量出多少，征收作为正式基本。社仓既在乡约保甲以内，并无专任职员，只由约正副以及保长会同办理一切查验、收谷、借谷事项。借谷以十石为度，每年息谷二分，秋收之日纳还。因为举行乡约，禁止一切迎神赛会花费，不过愚民有愿意施舍，准作香钱，收买义谷，以济人贫穷。春秋祭祀报神，照旧可以举行，由义谷开支，祭毕并可举行社饮，申明约法，把社仓乡约简直打成一片。此外“贫不能存，丧不能举者”，亦可由义谷内酌量补助，好像乡村慈善机关一样。前此的社仓，或是为预备荒年，或是为调剂谷价，或是为调剂有无，同公共费用，慈善救济尚少发生关系。《图书编》所描写的社仓组织，工作，显然是一个进步，显然是向农村组织的经费方面发展。到了陆桴亭手里，治乡三约的恤约，便正式成了地方财政的机关。因为教化固然是要紧，财政也是十分要紧，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有教化而无经费，农村事业也是没有办法的。现在北平附近的青苗会，可以说是农村组织的基本，他们的出发点便在经费一方面。谁有钱，谁有势，谁出钱，谁得势，倒是心理势力的一个对头，乡约教化的一个帮手。

    社仓的后面，才是小学教育的社学，因为乡约、保甲、社仓是成人的事业，实际的工作，所以同这样小社会，预备社会不大发生关系。不过教学的主旨，还离不了圣谕六训，乡保规条，所以对于爱亲敬上，歌诗习礼尤其注重。社学的课业，完全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主，至于“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志气，导之习礼，以肃威仪，讽之读书，以开知觉”，多半是根据王阳明的训蒙大意来的。最后又有“保甲乡约社仓社学总论”，把四者的立场关系重复申明，使整个乡治的理论，愈益明显。他以为比闾族党，为保甲的前身，属民读法为乡约的前身，太祖里甲组织为比闾族党的遗意，里社乡厉为属民读法的遗意。所谓保甲，只是十家为甲，十保为党，使之出入相友，贫乏相助，平居则互相觉察，有警则互相救援。所谓乡约，即举行里社乡厉，并以申明国朝的圣训，斟酌吕氏的规条，使之道义相勉，礼让相先，善则记之以示劝，过则罚之以示惩。“保甲固足以弭盗矣，然富者得以保其财，而贫乏何能以自给也。莫若于一保之中，共立社仓，以待乎凶荒之赈，则衣食有籍，庶乎礼义其可兴矣”，可见单有消极的防卫，而没有积极的救助，也是不行的。“乡约固足以息争矣，然长者得以读其法，而子弟不可以无教也。莫若于一约之内，共立社学以豫乎童蒙之训，则礼教相向，庶乎道德共可一矣”，单有成人的教育，没有儿童的教育，岂不是本末倒置，轻重悬殊吗？所以这四种制度，实在是一种制度的四面，多一点也许是可以，少一点一定是不行的。

    嘉靖以前的乡约，只是局部的开展，暂时的发达，可以说是一种预备时期，演进时期。嘉靖以后，保甲乡约社仓社学已经确定，成为政府的功令，乡约才有一个普遍的发展，永久的发展。尤其是在吕新吾，刘蕺山，陆桴亭，陈确庵诸人手里，更占一个中心的地位，基本的地位。因为材料太多，我们只好分成数章，在下面继续讨论，而不限于本章以内。所以我们可以说，明代乡约创始于明太祖，完成于陆桴亭。陈确庵的为善三约，只是一点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