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明代乡约的演进

    元朝以异族入主中国，并且享国的日子不久，然而他们的君臣，颇能励精图治，一方面减轻赋役，以谋休养生息，一方面组织村社，以谋团结精神。村社的组织，把劝课农桑，惩戒游惰，以及社仓，社学等事务，都包括在里面。可惜他们把重要的乡约忘了，所以在精神生活上，社会合作上，总有一点美中不足。到了明朝整个村社组织不复存在，不过各种农村事业也还发达，所以乡约、保甲、社学、社仓都能继续存在。乡约的名称自经南宋以后，久已不复见诸实行，太祖虽然注意农村礼教，他也没有采用乡约的制度。太祖的大诰三篇，以及各种教民榜文，申明三纲五常，提倡孝弟忠信，已足表示太祖治民的根本主张。洪武里社礼制虽是偏重农业宗教，自然宗教，以祀五土五谷之神，为祈祷雨暘之用，然而誓词的内容，颇似吕氏乡约的约文。不过一个是乡村人民的公约，一个是皇帝钦定的誓词，根本精神是两样的。按照洪武礼制的组织，乡村人户每百户为一里，立坛一所，祀五土五谷之神。凡有水旱为灾的时候，大众都去祈祷，若遇五谷丰收的年成，便在春秋祭祀。祭祀的时候，有各种跪拜的仪节、并且宣读谢神的祀文：“惟神参赞造化，发育万物，凡我庶民，悉赖生植，时维仲春，东作方兴（或时维仲秋，岁事有成），谨具牲醴，恭伸祈告（或报祭），伏愿雨暘（或亨）时若，五谷丰登，官赋足供，民食充裕，神其鉴之”。此外还另设坛一所，祭无祀鬼神，专祈祷民庶安康，孳畜蕃盛，每岁三次，礼仪相同。每次祭毕，都举行集会聚餐，并读“抑强扶弱之誓”；“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母恃力凌弱，违者先共治之，然后经官。或贫无可靠，周给其家，三年不立，不使与会。其婚姻丧葬有乏，随力相助。如不从众，及犯奸盗诈伪一切非为之人，不许入会”。这个誓词虽然没有乡约约文的完美，然而用意是一样的，精神是一样的。会誓的目的，在于“和睦乡里，以厚风俗”不过加入一点神道设教的微意，比起乡约的礼仪为教当然是较逊一筹。《图书编》卷九十二。

    洪武礼制以外，还有一种新的制度，和过去乡约制度根本相同，和以后乡约制度发展相续，我们不能不略加讨论。大约是洪武五年（公历一三七二年）的时候，太祖令乡里各建申明亭子，以宣布人民的恶行，和吕氏乡约书籍，元代村社书门同是一样办法。不过申明亭子系公共建筑，来往行人，随时可见，触目惊心，比书籍书门的办法还要明显。恶行的书写，不知系何人主持，大约是乡里老人之类，后来他们居然可以在申明亭处决户婚、田土、斗殴等事。这个申明亭子在明代颇为重视，所以刑律里面注明“凡折毁申明亭房屋及毁板榜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见《皇明世法录》卷四十八页四十四）除了申明亭子以外，还有一种旌善亭子，不知是何时创设，一个是纪恶，一个是纪善，正和朱子的善簿纪善，恶簿纪恶一样。据《象山县志》记载，林时的话，宣德七年（一四三二年）的时候，该县的申明旌善亭子多已废弃，洪武五年到宣德七年不过六十年的光景，申明旌善亭子都已废弃，一方表示这种办法也是不易维持长久，一方表示这两种亭子由来已久，大约都是洪武时候设立的。申明旌善亭子虽然维持不易，实行不久，然而后世的乡约亭，乡约所，以书亭办法代替书籍，都是从洪武礼制发源出来的。

    此外诰文屡下，无非欲使民守礼法，尊五常，专职业，孝父母，使风俗淳厚，复返于古。不过和后世乡约制度最有关系的文告，还是那盛行明清两代的圣训六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宣扬圣谕的办法，比较普通的文告较为精密，普通文告只能达到城市，而不容易及于乡村，只能激动一时，而不容易维持长久。所以太祖规定每乡每里，各置本铎一个，于本里内选年老及残疾不能生理之人，或瞽目者令小儿掌引，持铎循行本里，每月六次，且行且击，且击且诵，以惊悟人民，仿佛从前的暮鼓晨钟，现在标语口号一样。《图书编》卷九十二。这种办法固然不易发生多大效果，这种圣谕也不见得能触目惊心，感动民众。不过自从阳明提倡南赣乡约，把圣训六谕和吕氏四条打成一片后，圣谕便加入了乡约的组织，以后继续发展，遂成为乡约的中心。南赣乡约集会所读的戒谕，大约不是太祖的圣谕，所读的乡约，也许不是吕氏的乡约。不过约前的咨文，“自今凡尔同约之民，肯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前四项完全同于圣训六谕的前四项，后四项便同于吕氏乡约的患难相恤，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三项。到了吕新吾时候，圣谕牌早已成了乡约的中心，圣训六谕自然成为乡约的约文，吕氏乡约反倒没有提及。这个圣训六谕的变成乡约中心，不知始于何时，大约是在王阳明举行乡约以后，吕新吾举行乡约以前。吕新吾的乡甲约，以为乡约保甲为“累朝之所申明，庙堂之所建白”是乡约保甲的正式提倡，已经有了相当历史。“时逢朔所，聚者岂无千人，待至未申，讲者不闻一语”，是阳明朔日集会和朱子朔日集会的办法已经采用，讲约的办法也已经创始。“圣谕昭揭，遵违谁复知闻，粉壁分明，奸宄全不觉察”，是圣谕牌纪恶牌亦久已应用。至于政府提倡，圣谕主体的确实时期，我们一时也不敢决定。

    因为圣训六谕到了嘉靖万历以后，成为讲解的蓝本，所以注释的人也颇多。《图书编》所载的明末乡约总叙，便有两种圣训的解释：一种是释义，只照孝顺父母各条原意论解，一种是释目，每条先分若干目，然后一目一目的注解。我们现在援引孝顺父母一条的释义在下面，以见一斑：“父母生身养身，恩德至大，为人子者当孝顺以报本。平居则供奉衣食，有疾则亲尝汤药，代其劳苦，顺其颜色，务使父母身安神怡，不至忧恼。如父母偶行一事，不合道理，有违法度，须要下气，再三劝谏，如或不从，则请父母素所交好之人，婉辞劝谏，务使父母不得罪于乡党，不陷身于不义而后己。此孝顺父母之道也，故圣祖教尔以此者，欲尔尽事亲之仁，以为孝子顺孙者也”。释义只是解释本条意义，所以较为简单，释目便要先分细目，然后逐目解释，所以较为复杂。我们现在先把各条的细目胪列于下，以备参考：

    孝顺父母

    （1）常礼（2）养疾（3）谏过礼（4）丧礼（5）葬礼（6）祭礼

    尊敬长上

    （1）处常（2）遇衅

    和睦乡里

    （1）礼让（2）守望（3）丧病（4）孤贫

    教训子孙

    （1）养蒙（2）隆师（3）冠礼（4）婚礼

    各安生理

    （1）民生（2）士习（3）男务礼　　　（4）女工礼

    毋作非为

    （1）毋窝盗贼（2）毋受投献（3）毋酗博讪讼（4）毋图赖人命（5）毋拖欠税粮（6）毋斗夺（7）毋伪造（8）毋霸占水利（9）毋违例取债（10）毋侵占产业（11）毋强主山林（12）毋纵牲食践（13）毋纵下侮上（14）毋傲惰奢侈（15）毋崇尚邪术（16）毋屠宰耕牛

    当然我们也不能一目一目的详细讨论，只好援引一二目的解释，以见一斑。和睦乡里第二目守望解释：“凡同约所以更相守望，保御地方，无事则彼此获安，有变则同心协力，如盗贼所生发水火不测，邻保互相应援救护，此所谓患难相扶持也。如有临事而坐视不赴者，各保长告于约正副，呈县治罪，仍量罚银米，给被害之家，为约中不义之戒。乘机枪掠者，以赃以窃盗论”。教训子孙第一目养蒙解释：“人教子孙，多姑息于婴孩之时，殊不知幼而不教，养成骄惰，长途难改。自其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之时，便加教诲，导以礼节，防其欺讹，使为则为，使止则止，有犯则严训以禁之。入塾教以入事父兄，出事长上，而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等语，时常解讲，证以日用实事，俾之易晓，十五以上，量其才质，各守一艺，以责其成”。其实《图书编》所载的乡约办法，不单演讲圣训六谕，并且采用吕氏乡约四条，各具条件，定为约规。明太祖的圣训六谕，在明末渐渐成为乡约中心，当然有相当的道理。谁知清世祖入关以后，也于顺治九年（公历一六五二年）把明太祖的圣训六谕碑文颁行八旗直隶各省。到了顺治十六年（公历一六九五年），又令五城及直省府州县，每月朔望举行乡约，宣讲圣训六谕。一直到了清圣祖手里，才独出心裁，撰成上谕十六条，在康熙九年（公历一六七〇年）颁行，去代替明太祖的圣训六谕。所以康熙九年以后，清圣祖圣谕十六条便成了乡约的中心，作为演讲的材料。不过明太祖的圣训六谕，后来还有人以为是清世祖的圣谕，继续在那里提倡。譬如同治年间出版的《宣传拾遗》，一面明知圣祖圣谕十六条，一面仍然在那里例解“世祖章皇帝圣谕六训”，明太祖的这六句话，在后世乡约里面的地位真是伟大，真是长久。

    明太祖虽然对于民间礼教，有种种的诰令，有种种的设施，然而当时并未采用乡约的名目。方孝孺的“二廪三学”办法，前则合乎社仓，后则合乎社学，不过都含有乡约的意味。廪之法，凡丰岁夏秋，百亩以上人家计亩纳稻麦于廪，少不得下十升，多不得过十斛，记数共守以备荒凶。纳谷的原理非常满足，“其入也先富，而出也先贫；出也视口，而入也视产”。廪之左立祠，以祀入粟多而及人溥者，祠之左右揭嘉善，愧顽二版；嘉善书善，愧顽书恶，颇似太祖所颁行的申明旌善亭子。学之法，各立师一人，司教二人，司过二人，司礼三人，月吉乡人衣冠谒学，暇则讨论学问，有过失师治之，有悖教师亦罚之，愿似朱子月旦集会读约之礼。（见《古今图书集成》乡甲部艺文一之三所载“体仁”篇）一直到了成祖即位以后，才取吕氏乡约“列于性理成书，颁降天下”，乡约在明代的名称，大约到这个时候才始固定。至于乡约的实施情形，我们一点不知，不过据南赣乡约的条款、语气，似乎政府还没有规定，乡约还没有普遍，或者南赣乡约就是第一次的施行也未可知。史桂芳在嘉靖时代题汝南乡约册，例举前贤，只有昔时的明道先生，近日的阳明先生，明道是宋朝的开路先锋，阳明便是明朝的开路先锋。见前书。

    阳明先生的事功远过朱子，阳明先生的学问也近似朱子，来提倡乡治，来提倡乡约，自然是意中的事件。因为乡村为政治的单位，要想倡明政治，一定要先治理乡村，要想治理乡村，一定要采用乡约、保甲、社仓、社学各种方案。保伍方法，阳明少时钦差督造威宁伯王越坟，即以驭使夫役。正德五年莅任庐陵的时候，为政不事威刑，惟以开导人心为本，常稽洪武旧制，慎选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劝谕，（年谱三十九岁）虽无乡约的制度，已有教化的基础。正德十二年巡抚南赣，一面劝谕人民“务要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妇随，长惠幼顺，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恭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心要平恕，毋得轻意忿争，事要含忍，毋得辄兴词讼，见善互相劝勉，有恶互相惩戒，务兴礼让之风，以成敦厚之俗”；一面十家为牌，开列姓名，按牌审察以防内奸，而御外寇，乡约的精神已经存在，保甲的规模也逐渐立定。平漳以后，竖立兵符，以为“习战之方莫要于行伍，治众之法莫先于分数”“务使上下相维，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举动齐一，治众如寡”，虽然讲的是治兵，然而只是保伍的根本原理，在军可以治兵，在官便可以治民。巡抚南赣的时候，一面创立社学，延师教子，歌诗习礼，以立小学教育的基础；一面举立乡约，联属父老，率引子弟，敦礼让之风，成淳厚之俗。他不像旧日唯心的人物，只管精神的感化，而不管组织的严密；他也不像现代唯物的人物一样，只管组织的严密，而不管精神的感化。他以为组织固然要紧，精神也是不可缺少，所以有了保甲，又有社学，有了社学，又有乡约。阳明的乡约保甲，虽然没有吕新吾那样的打成一片，然而提倡保甲的时候，总是不忘教化，提倡乡约的时候，也是不忘保甲。不过吕新吾以乡约为主，保甲为辅，阳明以保甲为主，乡约为辅；吕新吾除了乡约，保甲以外，还提倡社仓社学，王阳明除了乡约保甲以外，只有社学而没有社仓；吕新吾几乎把乡约、保甲、社仓社学打成一片，王阳明则分列提倡，没有整个的系统，这是王吕不同的地方，也是王不如吕的地方。

    王阳明的南赣乡约，可以说是明代第一次的乡约，可以和宋代的吕氏乡约比美。这两种乡约共同的地方固然是很多，不同的地方也是不少。第一，吕氏乡约是一个人民自动的乡村组织，所以和叔说是“乡人相约，勉为小善”（《答刘平叔书》）；南赣乡约便是一个政府督促的乡村组织，所以阳明说是“故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一个是民治的胚胎，一个是官治的传统；从前的人也许说南赣乡约为上所令，其势甚顺，现在的人便要说吕氏乡约为下所行，其基甚固。当然吕氏乡约也不是绝对人民自动，而是由乡约领袖，乡村绅士出来提倡，和南赣乡约只是五十步百步之差。不过我们看了吕氏乡约的后跋，南赣乡约的前序，吕氏乡约和南赣乡约的根本精神，优劣情形，便可不言而喻。吕氏乡约以为大忠素病于此，且不能勉，愿与乡人共行斯道，惧德未信，动或取咎，敢举其目，先求同志，苟以为可，愿书其诺，成吾里仁之美，有望于众君子焉，完全是发起人的口吻。南赣乡约开口第一句便是“咨尔民”，讲到新民弃畔情形便说，“往者新民盖常弃其宗族，畔其乡里，四出而为暴，岂独其性之异，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无道，教之无方，尔父老子弟所以训诲戒饬于家庭者不早……则我有司与尔父老子弟些宜分受其责”，仿佛是皇帝的罪己诏书。“故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自今凡尔同约之民，些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尔等慎思吾言勿忽”，便完全是命令的口吻了。阳明以为民俗的善恶，由于习俗使然，可谓深中旨要；他的昔人譬喻，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也觉十分切当；他的有司分责，表示自己的谦退；他的忽往追来，尤见积极的精神。不过乡里小事，由位置很高，距离很远的提督出来提倡，已经是鞭长不及马腹，用命令的口气，布告的方式出来提倡，尤其是牛头不对马嘴，不能不说是南赣乡约的基本错误。阳明提倡以后乡约完全成为地方施政的工具，清朝开国以后乡约又转辗成为政府宣传的工具，状况愈下，工作日卑，未始非阳明始作之俑！

    第二，吕氏乡约是一个自由的组织，局部的组织，南赣乡约便是一个强迫的组织，全村的组织。吕氏兄弟是地方的绅士，只能劝勉人民，自由参加，参加的也许不少，不参加的自然也是很多。南赣乡约的建筑在政府威力之下，所以全村的人民，不论愿与不愿，也不问愿与不愿，都是包括在内，有善则奖励，有恶则惩罚，好人固不能独善其身，坏人也无所隐藏其恶。由政府来主持乡村事业，由命令来代替人民公约，自然是一个绝大的缺憾，我们在上一节已经简单说过。全村人民大众参加，全村人民强迫参加，在理论上，在实际上又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乡村人口已经那么少，维持一个乡约组织已是不易，只有一部分的人参加，规劝工作尤其无从发展。何况南赣乡约，渐次向政治的反面推行，渐次的和政府法令发生密切关系，不用强迫方法，是不会发生效力的。南赣乡约既然是一个全村组织，强迫组织，除名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不像吕氏乡约那样大费研究。本来乡约的功效，只在教化的正面，只是防患于未然，不要说书籍是没有什么效果，罚金没有什么效果，就是除名也不会发生什么效果。无过可以防止，小过可以悔改，大过便不容易悔改，过而不改，只有依法办理，南赣乡约的强迫，不能说没有相当的意义。

    第三，吕氏乡约的约文，是纲举目张的条款，南赣乡约的约文，便只是一条一条的文告。在吕氏乡约里面，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目标，占据约文的中心地位，组织，集会只是一种附带的项目。在南赣乡约里面，“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成为乡约的章文，而组织、会员、会期、会所反占了乡约的本部。假使我们不看南赣乡约的标题，单看南赣乡约的本部，我们一定不相信这是一种乡村人民的公约，一个南赣人民的乡约。我们充其量只能承认是一种乡约规条，和嘉靖以后的保甲规条，乡约规条相差不远。南赣乡约本文共分十五项；第一项讨论职员簿扇，第二项讨论会员饮食，第三项讨论会期请假，第四项讨论约所赏罚，第五项讨论通约难事，第六项讨论寄庄完粮，第七项讨论放债收息，第八项讨论斗殴争执，第九项禁止军民人等阴通贼情，贩卖牛马，第十项禁止吏书义民总甲里老百长弓兵机快人等下乡要索，第十一项和劝各寨居民新民，第十二项劝谕新民改过自新，第十三项谕称家有无，随时嫁娶，第十四项谕称家有无，办理丧葬，第十五项讨论集会礼仪步骤，虽然包含不少，而遗漏亦多，并且没有严整的神色，较之吕氏乡约只能说是退步而不能说是进步。

    第四，南赣乡约的组织，较之吕氏乡约大为扩充，吕氏乡约仅有职员二三人，南赣乡约便增加至十七人之多。吕氏乡约规定约正一二人，直月一人；朱子增为约正一人，副正二人，直月一人，也不过四人之多。南赣乡约也是有约长一人，约副二人，由同约中公举年高有德，为众所敬服者充任。从前一约之长叫作约正或是都约正，现在一约之长却叫作约长；从前约正之副叫作副正，现在约长之副却作约副。约正改为约长，副正改为约副，当然没有重大的关系。不过南赣乡约里面，除了约长，约副以外，还有约正四人，由同约公推公直果断者四人充任。南赣乡约的约正，并不是吕氏乡约的约正；吕氏乡约的约正是合约之长，南赣乡约的约正便只是辅助约长副，在会场宣读乡约，质问善恶等事，非复全约的领袖。约长的名词固然可以表示一约之长，约正的名词也正好和约副相对，共谋全约的福利。约正从前在约副之上，现在在约副之下，从前为一约之长，现在居襄赞的职，名词含混，成语更改，实在是可以不必的。除了约正四人以外，还有约吏四人，公推通达明察者四人充任，平日考查同约的善恶，集会则宣告善行恶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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