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吕氏乡约的增损

    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种人民公约，所以有无上的光荣；同时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种人民公约，所以也有许多的缺憾。假使没有朱子出来修改，出来提倡，不惟吕氏乡约的条文不容易完美，吕氏乡约的实行不容易推广，恐怕连吕氏乡约的原文，吕氏乡约的作者，也会葬送在故纸堆里，永远不会出头。中国民治精神的损失，中国乡治制度的损失，那是多么重大呢！所以和叔是乡约制度的第一功臣，朱子便是乡约制度的第二功臣；和叔是乡约制度的创造人，朱子便是乡约制度的继承人。因为朱子是有宋以来的大儒，也许是孔孟以后最受人崇拜，最为人信仰的一位大师，所以没有人留意他对于乡约组织的办法，他对于乡约制度的贡献。也正因为他是一个名重全国，名闻后世的大儒，乡约制度才受天下后世的重视，乡治组织才有四面八方的发展。他的重大贡献是在整个文化方面，整个学统方面，我们虽然不能把他的所有思想加以分析，至少应该把他的政学思想，以及其他乡村组织加以简单的叙述。可惜他没有把乡村的整个性质，乡村的全体问题，以及各个问题中间的关系看得清楚，所以提倡乡约的时候，便只提倡乡约，提倡社仓的时候，便只提倡社仓，提倡小学的时候，便只提倡小学，而没有把他们打成一片，达到一种分工合作的地步，作成一个整个乡治的系统。

    朱子著述极富，发明亦多；不过他的最大贡献，还在集解方面，他的最大声誉，也在汇解方面。我们现在通行的《四书》，在《论》《孟》后加上《学》《庸》，便是他的产品。此外各种经书，以及其他性理书籍，也都有他的品评，有他的集解。他远溯孔孟，近追周程，把一切儒家思想冶为一炉，真是集天下之大成，几乎可以同孔子比美。他自然也做过几次地方官吏，颇有相当政绩，也上过多次奏议封事，颇有远大谋画，然而他的理学名声太大，所以掩过其他一切的政治经济，而不为人所称道。他的遭际正和曾文正相反，曾文正的政绩超过他的学术，朱子的学术便超过他的政绩。假使他的机会较好一点，他的地位较高一点，也许他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可以大行于当时。虽然不敢说会像曾文正的政过乎学，至少会像王阳明的政学并见，真是中国政治的不幸，也真是中国学术的大幸！

    朱子作过四次地方长官，第一次同安主簿，第二次知南康军，第三次知漳州，第四次知潭州，都能以学教民，以礼化民，和横渠、古灵、天祺是一样的办法。他当同安主簿的时候，对于学校教化，兵戎守备，便已有相当的成绩，并且“参取《周礼》《仪礼》《开元礼》肄行之，身率诸生，厉以诚敬，开以义理，皆疏而尊师之”。《朱子年谱纲目》二十四岁他知南康军的时候，首下教三条：一、以役繁税重，求所以宽恤之方；二、俾人士乡老教诫子弟，使修孝弟忠信之行；三、令父老选择子弟入学。年谱五十岁他离南康军的时候，并且亲载酒食，巡行乡里，劝父老教导子弟，劝子弟尊敬父老。年谱五十二岁他知漳州的时候，对于漳州土俗，多所纠正，又作劝谕榜十条，有劝谕保伍，互相劝戒，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宗姻，周恤邻里，各依本分，各修本业等语句，极似明太祖的洪武六谕。年谱六十一岁他在会稽禹穴发现一篇陈古灵的劝谕榜，所以把他刻印出来，不但分送亲朋，并且给予投讼的人民，使他们有所感悟，有所悔改，那是何等别致的感化方案。劝谕文见第二章他知潭州的时候，虽然修武备，戢奸民，抑豪强，而一以章教兴学为主，并措置岳麓书院，以立定教化中心。年谱六十五岁

    孝宗即位不久，颇思恢复旧物，召求封事，朱子乃一上封事，三上札子，极论时政得失，和战方针。那时候的南宋，正是国家多难之秋，金人横行中原，国家根本动摇，南宋君臣反倒因循苟且，忍辱偷生，和仇事虏。朱子对于和议极力反对，主张“闭关绝约，任贤使能……数年之外，志定气饱，国富兵强，于是视吾力之强弱，观彼衅之深浅，徐起而图之”。见上孝宗封事他对于井田经界也是十分留意，以为田地不得自由买卖，豪强不得多所兼并，简直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口吻。井田经界的问题，大约是从孟子开始，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横渠是一位鼓吹井田经界的先生，和叔也是一位鼓吹井田经界的先生，朱子也是一位鼓吹井田经界的先生；所以朱子不单是乡约的继承人，并且是井田经界的继承人。朱子因为经界不行，豪富兼并土地，隐漏赋税，十分害民，十分误国，所以悉心考究丈量方法，上书请予实行，卒因豪富大户反对，不能见诸实行。他以为丈量方法十分复杂，乡民不易通晓，所以找出一个简法，“只于田段中间，先取方正步数，却计其外尖斜屈曲处，约凑成方，却自省事”。《朱子年谱纲目》六十一岁他又作了一篇井田类说，把古往今来讨论井田，限田重要意见，都包含在里面。他以为井田制度，只能施行于人民众多的时候；民少地多，豪强兼并自多，规复自然不易。人民稀少的时候，“宜以口数占田，为立科限，民得耕种，不得买卖，以赡贫弱，以防兼并”。同上或《朱子大全》卷六十八总而言之，他的主张完全是机会平等，是拿有余去补不足，和现代社会主义根本精神相差极少。可惜朱子的际遇不好，他的计划始终不蒙采纳，他的官阶也随时浮沉，永远没有辅翼朝廷，独当一面的机会。不然，朱子的政绩，朱子的功勋，也是不可限量的。

    他的礼学虽然在他整个学统里面，不是中心的系统，然而在著作上，在实际上的贡献也不比他人落后。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他作同安主簿的时候，便已酌量采用《周礼》《仪礼》《开元礼》。母丧的时候，不用俗间浮屠礼法（佛法），而实行手自编定的“家礼”。一直到了最近的过去，士大夫阶级里面，还有不用佛法，而奉行文公家礼的。后来当焕章阁待制的时候，屡次讨论丧服，山陵，祧议，并乞修三礼。他的礼仪著作，有《家礼》五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王朝礼》十四卷，《仪礼经传通解》二十三卷，比起礼学著名的张横渠，都要渊博许多。我们现在所研究的乡约制度，也是朱子所编定，朱子所增损，并且附加月旦集会读约之礼。和叔的乡约，是和叔整个的灵魂；朱子的乡约，不过是朱子枝叶的工作。不过和叔身体力行，朱子只是考据增损；我们不能不佩服朱子的博学多能，我们还是要佩服和叔的以身作则。

    除了政事和礼学以外，朱子对于教育和经济也有相当的贡献。白鹿洞书院教条，五教之目，为举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立定书院教育的基础，是对于中等教育方面的贡献。小学集注内外二篇，共分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嘉言、善行各章，立定小学教育的基础，开创明清小学教育的先声。他的“童蒙须知”，把“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文字”“杂细事宜”都列为规矩，仍然是以礼教民的本来面目。在乡村生活里面也有他的贡献。经界井田的制度，虽然是国家行政，然而对于农村生活，农民经济，也是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在上面已经略为申述朱子的见解和主张，所以用不着再来重复。最后一种重要的农村经济设备，和我们乡约有密切关系的，便是朱子所首创的社仓法。社仓最初的试验地点，是朱子居留的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社仓最初的试验时期，是乾道四年（公历一一六八年）乡民乏食的时候。社仓的提倡，自然是朱子的功劳，社仓的管理，便是刘如愚的贡献。他们从府里领到常平米六百石，夏间出借，冬间偿还，并纳息米每石二斗，不过年成不好，便酌量减免。过了一十四年以后，（淳熙八年即公历一一八一年）社仓成效大著，不惟原借常平米本早已还清，本地所积仓米竟至三千一百石之巨，并且自建仓库以备贮藏。所以朱子在淳熙八年奏请朝廷，下其法于诸路，以备人民自由采用，不得抑勒骚扰。社仓制度和小学规程，都是乡村建设的根本，再加上乡约制度，便成了鼎足而三。其实保甲制度在南宋已渐渐成为乡村的流行组织，所以朱子的社仓法，也采用十家为甲，甲推一人为首，五十家为一社，社推一人通晓者为社首的办法。后来朱子知漳州，有劝谕保伍各条，禁约保伍各条，似乎保伍的组织，在他的管辖区域，也是曾经实行的。(21) 可见乡约，保甲，社仓，社学四种乡村建设，都受过朱子相当的注意，都得到朱子相当的提倡。不过保甲方法是当时的流行组织，社仓方法是当时的应急方案，乡约也只是考据修订，没有特别的提倡。只有小学在朱子学术系统里面的地位，比较稳定一点，超越一点。朱子的眼光，完全在修身齐家，安内攘外，并没有看见乡村是一切社会的基础，乡村建设是一切政治的基础，所以整个的乡治，人民的自治，在朱子手里并没有丝毫的进展。

    我们现在明白了朱子理学、政治、经济、教育、礼学各种思想，各种工作的背境，可以进一步来讨论朱子对于乡约的贡献。朱子对于乡约的贡献，可以分成两部分讨论；一部是朱子编考吕氏乡约的贡献，一部是朱子增损吕氏乡约的贡献。吕氏乡约署名者为大忠晋伯，吕氏乡仪名为苏氏乡仪，当时的人士固然不知吕氏乡约乡仪的真作者，后世的人士几乎不知吕氏乡约乡仪的真面目。朱子在《和叔文集》里面，找出吕氏乡约全文，并有致伯兄、仲兄、刘平叔三书，才断定乡约为和叔所定，而非大忠晋伯所定。朱子又在和叔文集里面，找出吕氏乡仪全文，里面并有苏炳季明的序，才断定乡仪亦为和叔所定。这是朱子编辑考订吕氏乡约的贡献，我们在上两章已经提过的。不过吕氏乡约事属草创，缺憾颇多，礼俗相交既不清楚，集会读约亦无定章。吕氏乡仪虽然和吕氏乡约各有心得，可以互相补救，然而究竟是两个东西，有打成一片的必要。所以朱子编成吕氏乡约乡仪以后，还以为不足，又“取其他书，及附己意，稍增损之，以通于今，而又为月旦集会读约之礼”，这就是朱子对于乡约的第二种贡献。

    吕氏乡约在原约以后，本附有罚式、聚会、主事三叚，朱子完全删去罚式，改聚会为月旦集会读约之礼，放在最后，改主事为组织簿册，放在最前。关于赏罚的问题，我们在上一章已经有相当的讨论，觉得书籍的办法虽然不一定有多大效果，然而还可勉强施行；罚钱的办法过失轻重既不易定，钱文多少也难取决，并且这种金钱的处罚，物质的处罚，根本上违反精神感化原则。朱子大约也想到这些地方，所以在增损乡约约文里面，毅然将罚金取消，而只留书籍的办法。就是书籍的办法，也说得十分委婉，要大家“各自省察，互相规戒”；规戒的方式，是“小则密规之，大则众戒之”。一定要规戒不听，才在会场中提出，提出以后还不急于书籍，先由约正以义理诲谕之；谢过请改，才书于籍以俟。可见朱子对于这个处罚的问题，也曾反复思量，才提出这样一个审慎办法。朱子和吕氏一样，承认乡约为局部私约，可以自由参加，可以自由退出；不可救药的约众，才只有采用听其出约的办法，名义上虽然没有革除，实际上同革除是一样的。

    月旦集会读约之礼加在最后，我们以后再说。现在只依全文的次序，讨论增损约文的前序。前序中首提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条，和吕氏原约一样。次提都约正一人，副约正二人，直月一人，较吕氏原约之“约正一人或二人”，多了一人或二人。最后提到书写善恶，出入乡约的簿册，共有三种，“凡愿入约者书于一籍，德业可劝者书于一籍，过失可规者书于一籍”，都归直月执掌，每月月终告于约正，而轮流交替给第二月的直月。这大约是吕氏原约的成法，不过吕氏原约对于出入乡约，只有启事后面的“苟以为可，愿书其诺”两句；关于劝善规恶的记载，只有“每犯皆书于籍”“遇聚会则书其善恶”两句。朱子增损约文在前序说明三种簿册的功用，以后每条约文后面，又附一点短短的说明，“右件德业……”“右件过失……”“右礼俗相交之事……”“右患难相恤之事……”，真是清清楚楚，有条有理。

    约文第一条德业相劝，原文组织颇佳，所以朱子增损也不多。“能御僮仆”之下，“能事长上”之上，朱子加了一句“能肃政教”。“能救患难”的下面，朱子加了一句“能导人为善”；下面原来的“能规过失”因为和新加的“能导人为善”对仗起见，所以改成“能规人过失”。“能为人谋”也因为和下面“能为众集事”对仗起见，改为“能为人谋事”。德的后面，吕氏原约本来有“凡有一善，为众所推者，皆书于簿以为善行”；而业的后面，吕氏原约便没有“凡有一恶，为众所指者，皆书于籍以为恶行”。所以朱子把德后面的那一段也删去，而在全条约文以下，加了这么一长段：“右件德业，同约之人，各自进修，互相劝勉！会集之日，相与推举其能者，书于籍以警励其不能者”。此外业的里面，在“营家济物”的后面，朱子又加入了“畏法令，谨租赋”两句；一面固然是可以描写乡民惧怕政府心理，一方面似乎又在那里替政府说话。吕氏兄弟是以乡民领袖的资格起草约文，朱子是以地方官吏的资格增损约文，无怪乎吕氏忘了法令租赋，而朱子偏又把他们提出来。

    过失相规的犯义、犯约、不修三款，以及三款的各种细目，一点没有更改。不过小注里面字体的更改颇多，犯义之过一条小注“恃酒喧竞”，朱子作“恃酒喧竞”，“博赌财物”，朱子作“赌博财物”，“告人罪慝”，朱子作“告人罪恶”，“意在害人者”一句，朱子延长为“意在害人，诬赖争诉，得已不已者”。犯义之过二条小注“逾违多端”，朱子改成“逾礼违法”。三条小注“侮慢有德有齿者”，朱子作“侮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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