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吕氏乡约的分析

bsp;（13）献遗

    （14）迎劳

    （15）饯送

    当然这十五种宾仪，不能代表一切的社会交际礼节，语句也未必一致，排列也未必整齐，然而对于日常生活，普通社交，也还可以通用。中国号称礼让之邦，我们也自诩“上国衣冠”；其实社会交际礼节，因为没有专门著述，现在反落在欧美的后面，我们读了千载以前的吕氏乡仪，又不知作何感想！吉仪共分四种：一曰祭先，二曰祭旁亲，三曰祭五祀，四曰祷水旱。前二者属于家庭宗教，后二者行于家庭以内，并不是关系社会的乡仪，所以朱子并没有采用。嘉礼只有二种，一昏一冠；冠礼久已不行，昏礼多目为家礼，朱子也没有采用。其实吕氏乡仪所载的吉仪嘉仪，并没有把礼节写出，只说应该如此，应该如彼，教乡里何以实行！凶仪亦有二种，一吊哭，一居丧；描写颇为详尽。不过二者之中，居丧为家庭礼仪，吊哭才是社会礼仪，所以朱子只采吊哭而不采居丧。大约吕氏乡仪由家仪扩大，所以关于家庭礼节颇为不少，社会礼节只占一部。其实家仪和乡仪的性质完全不同；家仪只及家庭的礼节，乡仪只及社会的礼节。家仪不可混为乡仪，乡仪亦断不可用为家仪。

    其实吕氏乡约条文最完美，最整齐的还是最后的患难相恤一条。患难相恤的项目共有七款：一曰水火，二曰盗贼，三曰疾病，四曰死丧，五曰孤弱，六曰诬枉，七曰贫乏。每项的下面，都有相当的解释，和具体的办法。这一种救灾恤邻的办法，极似孟子的“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主张。克鲁泡特金（Kropotkin）的互助研究，互助主张，和这一条差不多没有什么分别。不过克鲁泡特金所研究的社会，是一种原始社会；所考察的互助，是一种原始互助。那种互助的存在，完全在传统和习俗里面；那种互助的原动，完全在邻里情感里面：既没有一定的标准，也没有一定的方式。所以到了现代，具体的经济合作，具体的社会合作，就代原始互助而生，成为现代农村主要的生命了。乡约患难相恤的办法，虽然不如现代合作的章则完备，组织严密，然而比起原始互助来，又似乎是进了一步，似乎可以图谋久远。它没有原始互助的散漫，同时又能保存原始互助的情感，或者不至于像现代经济合作一样，目光完全注在经济，而把其他的社会合作忘却，亲爱精神忘却。

    患难相恤里面所列举的七项，每一项可以说是代表一个社会问题，一个实际问题，需要我们通力合作，不像德业，过失的那样空泛，不容易见诸实行。老实讲起来，农村社会里面的重要问题，除了儿童教育和经济合作以外，差不多都包含在这些条款里面。水火就是现在的防河工作、治河工作、防火工作、救火工作。盗贼一方包含小盗，一方包含大贼：小贼由警察，看青（华北农村一种保护青苗的人），园丁去巡查；大盗由保卫团，联庄会去抵抗捕捉。疾病在积极方面有健康运动，有卫生工作；在消极方面有医生诊视，有药物治疗。死丧在私人方面有施材施地，在社会方面有公墓公祭。孤弱就是我们所提倡的儿童幸福。诬枉就是我们所提倡的息讼公断。贫乏就是我们所提倡的慈善救济。我们暂且不说积极方面的教育建设、经济建设，以及精神方面的宗教问题、娱乐问题；消极方面的农村改造，可以说应有尽有。这种患难相恤的精神，不惟行之约内，并且行之约外；所以本条后面，附有“凡有患难，虽非同约，其所知者亦当救恤，事重则率同约者共行之”，更合乎现代地方组织的办法。

    我们很可惜吕氏乡约没有把教育、经济包在里面；我们很可惜吕氏乡约没有把农村事业打成一片，连现成的保甲、青苗都不知道去利用。自然吕氏兄弟他们的想法，他们注重的是道德，是礼俗，社会的精神方面，亲爱方面。所以和叔答刘平叔书：“至于孝弟忠信，动作由礼，皆人所愿，虽囗有不勉，莫不爱慕，今就其好恶囗之相劝相规而已”；又说“至囗礼俗患难，人情素相问遗恤，间囗有惰而不修，或厚薄失度者，参酌贫富所宜，欲使不废”。(20) 他们为什么单从道德礼义去看，而不从整个农村下手，倒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他们在学术上偏重礼学，在实际工作里面自然会注重礼义————一方面是人生生活的张本，一方面是人类行为的节制；其他的生活，其他的事业，都是标而不是本，客而不是主，忽略一点也是不大要紧的。当然这种极端唯心主张，在现代不容易取得唯物主张者的赞同；不过在千年以前的社会里面，是没有什么反对的。何况“庠序则有学规，市井则有行条，村野则有社案”（《致刘平叔书》），都和乡约的办法相差不多，连“小民有所聚集，犹自推神头行老之目”见《答仲兄书》。乡约并不是一个万能的组织，一个万有的组织，只在道德方面，礼俗方面，分工负责，希望可以同其他的社会组织，共同担任农村的事业。当然一切组织的上面，还需要一个太上组织，去综理一切的农村事业，去调剂一切的农村关系，像外国现有的农村地方组织（Rural Community Organization），中国现有的村公所似的；不过，那又牵到政治的漩涡去了。

    中国政治的传统方案，是由上而下，由大而小。要想宰制一切，就得爬上政治舞台；要想自己主动，就得脱离政治关系。所以吕氏乡约宁愿自己主动，不愿牵入政治漩涡，以免受人指挥；宁愿担负一部，不愿宰制一切，以免引起纠纷。青苗、保甲便是乡约一个前车之鉴，他们行之于州县还可勉强通行，他们施之于全国便弊端百出。乡约固然不敢效法青苗、保甲，用政治的力量去推行，连人家已经推行的青苗、保甲，也不敢酌量采入。一方面也许他们有门户之见，学派之争：唯心学派，礼学学派，地方自治学派，要提倡人民公约，提倡道德改善；唯物学派，经济学派，国家社会主义学派便要提倡经济改善，秩序安全，并且要利用政治的力量去推行。那个时代的知识阶级，要想提倡一种社会改造，要想参加一种民众运动，实在是阻力横生，障碍百出。吕氏乡约这样避免政治关系，这样偏重道德关系，人家都要“过加论说，以谓强人之所不能，似乎不顺；非上所令而辄行之，似乎不恭”见《答刘平叔书》：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难怪和叔大发牢骚以为“善无大小，必待有德有位者倡之，则上下厌服而不疑；今不幸而出于愚且贱者，宜乎诋訾之纷纷也。”见上。假使乡约里面再加上教育、经济、青苗、保甲，恐怕有人会以为吕氏兄弟在那里私自行动，图谋不轨呢！

    上面讲的只是乡约的理论和约文，而对于乡约的组织、集会、赏罚以及实际推行的状况，还没有提到。吕氏乡约最初的组织，是极端简单，正和组织严密的保甲制度相反。保甲制度和捕捉盗贼有关，和攻守军事有关，没有严密的组织，不能内清奸宄，外御强梁。道德工作便用不着什么严密组织，许多集会讨论，只有一两个公正领袖，一两次简单集会，便可达到劝善规恶的初衷。所以吕氏乡约只有约正一人或二人，由约众公推正直不阿的领袖主持，专门主持善恶的赏罚。此外有直月一人，一月一更，依年龄长少轮流服务，去管理记录、款项、聚餐、集会一切杂事。集会每月一小集，具食，每季一大集，具酒食，由直月轮流预备。凡各种善恶的书籍，赏罚的执行，都在大小会集中举行。善行的奖赏，只有书籍的办法，恶行的处罚，除了书籍以外，还可罚钱，最后的惩罚是除名。犯义之过，其罚最重，由三百至五百；不修及犯约之过则较轻，只罚一百至三百。不过轻过规之而听，及能自举者，止书于籍而不行罚。轻过再犯，规之不听，听而复为，都和大过一样，立即行罚。大约这些善恶的书籍，以及罚则的执行，都由约正公平处理，不必取得大众同意。惟有不义已甚，士论不容，及累犯重罚的事件，才提出众议，或设法惩罚，或断然革除。

    这些善恶的大小，赏罚的轻重，我们自然无从讨论，也不必仔细讨论；不过我们要问书籍是不是一个好办法，罚钱是不是一个好办法，除名是不是一个好办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可以知道这人作善，那人作恶，这人有德，那人有过，怎么才叫作见善必行，怎么才叫作闻过不改？本来善恶、道德、过失各种问题，有时比较具体，还可以斤两计较；有时便十分模糊，没有法子证实。譬如酗酒、赌博、斗争、诉讼，乃至鸦片、吗啡等问题，我们不惟可以耳闻目击，并见有时可以指出数目轻重。行止逾违，行不恭逊，便有一点模糊；能事父兄，能教子弟，叫我们到哪里去找标准呢！道德善恶本来是无形的标准，就应当用无形的感化；书籍，罚钱已经落了痕迹，除名更是绝人于善。老子所谓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自然有一点高不可攀，然而未尝没有一点真理。精神事业是互相感动的，互相传染的：一个人可以感动十人百人，传染十人百人；十人百人又可传染千人万人……以至无量数的人群。所以曾国藩以为风俗之厚薄，在乎一二人心之所向：此一二人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此一二人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曾国藩《原才》。横渠谓“秦俗之化，先自和叔有力”；未始非和叔个人“躬行礼义，久则至焉”的结果。乡约约文已著形迹，书籍，罚钱又有什么效果！道德制裁的结果，使人不愿为恶；法律制裁的结果，使人不敢为恶；我们赞许乡约的始意，却不敢赞同乡约的罚则。所以朱子增损吕氏乡约，毅然将罚则取消，而只留善恶两籍以纪善恶；善籍可以朗诵，而恶籍则只可默观，以收隐恶扬善之效。

    关于除名问题，关系更为严重。假使乡约为全乡公约，便无所谓参加除名；假使乡约必需个人同意参加，自然可以团体同意拒绝，也可以团体同意除名：不过，那便成了一部人民的私约，而非全乡的公约。乡村人口稀少，集合不易，就是全体参加，犹且不易维持；只有一部参加，自然更形单弱。一部参加的结果，小之可以减杀团体力量，大之可以分化农村组织，你为你，我为我，你们是你们，我们是我们，势均体敌，旗鼓相当，还有什么事情可作，什么成绩可言。在乡约团体里面，固然可以除名了事，免除种种纠纷；然而他们还是乡里乡党，还有共同利害，实际上是无法分离的。一个农村社会是一个整体，烂手连累好手，烂脚连累好脚，乡约外面的恶劣分子，自然还要连累乡约里面的优秀分子。独善其身的办法，在一家里面固然办不到，在一村里面也是办不到的。我们固然不应当为恶俗所沾染，我们也不应当弃子弟于化外，只要有我们的真诚，我们的操守，只有我们同化人家，没有人家同化我们的。除非是罪大恶极，不可救药，应当由政府法律处理以外，其他人士都有可化的机会，都无决绝的理由。

    吕氏乡约是中华民族破天荒的第一次民约，我们不敢希望中国民治一蹴即成，我们不必苛求吕氏乡约百端俱备。在圣君贤相互相标榜的时代，在青苗、保甲横行乡里的时候，人民有这一点元气，有这一点活动，实在是难能而可贵。我们生在二十世纪，君权完全推翻，民权完全竖立，我们人民的生气在哪里，我们人民的活动在哪里，我们对不起二百年以前的民约，我们对不起千载以前的乡约。不过这一点小小的人民公约，理论上会不会发生效果，实际上有没有发生效果，我们也得简单的讨论一下。我们上面已经说过许多次，乡约制度的根本政策，是中国的传统感化政策。所以我们现在要问感化政策有没有效力，怎样才能发生效力，怎么才能维持永久。感化政策的效力，我们自然不能用统计的方法去计算，然而人心的可以感动，那是无可疑问的。不要说在讲情讲礼的中国是如此，就是讲法讲理的外国也是如此；不要说在讲情讲礼的中世纪是如此，就是讲法讲理的二十世纪也是如此。现代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固然含有许多感化的成分；就是罪犯的处置，也渐渐的丢弃刑罚政策而利用感化政策。刑罚政策是治标，感化政策是治本；刑罚政策是治形，感化政策是治心；刑罚政策是追究于既往，感化政策是防患于未然。所以社会工作专家，常说一两的预防，等于一斤的医治；而社会工作专家里面的犯罪学家，尤其是主张感化政策最力的人物。就是在社会方面，政策方面，感化的力量也是未可厚非。列宁之所以成为列宁，甘地之所以成为甘地，莫沙里尼之所以成为莫沙里尼，一方面自然有他们的学术知识，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有真人格，有真性情，可以感人，可以动人。讲到研究科学，自然要有冷静的头脑，理智的决断；讲到社会工作，便要在科学的外面加上宗教，理智的外面加上感情。纯情感固然是盲人瞎马，暴虎冯河；纯理智又何尝不是空中楼阁，纸上干戈呢！

    我们姑且承认感化政策是有相当效力的，第二步便要问怎么样才能发生效力。感化政策的实行，不能绳以虚文，见之外表，更不能计较斤两，度量尺寸。一定先有一个感化的中心，然后才有感化的波浪，逐层推进，以至于无穷。正如水波的外展，电流的四射，都是一层一层的向外推送，一直到水尽电穷的时候为止。这个感化的中心，也许是一个个人，也许是一个团体，他们的品德愈高，团结愈坚，他们放射出来的波浪力量愈大，速度愈大，距离愈远。海司（Hayes）所认为三大行为之一感情放射（Sympathetic Radiation），便是代表这个程序。当然外界的环境，对于感情放射的力量、速度、距离和时间，也有莫大的影响：环境发生助力，则放射力量大而快而远而久；环境发生阻力，则放射力量小而慢而近而暂。不过中心力量的大小、浓淡，对于放射力量的大小、快慢、远近、久暂，影响尤其重要。不过单有领袖而没有制度，感化的效力要随领袖为转依；领袖在这里自然是有效力，领袖不在这里便风平浪静，一点声息也没有了。徒法固不足以自行，徒人也不足以持久，先有领袖，后有法制；先有领袖的提倡，后有法制的维系，然后才能行之天下，传之后世。吕氏兄弟是死了，关中礼俗也完了，然而乡约制度至少已经有了千年的历史，比起濂溪、明道、横渠、古灵的德政，又不知多了几千百倍；这是吕氏兄弟的功劳，也是吕氏乡约的功劳。

    至于吕氏乡约在当时有没有发生实际效果，因为年代湮远，记录稀少，我们实在不容易下一个肯定的判断。吕氏兄弟的行为品格，在关中风俗有相当地位，那是无可疑问的。吕氏兄弟承横渠的衣鉢，一面讲求学理，一面实行礼俗，直接受他们教诲影响的人当然不少，间接受他们感化改善的人自然更多。胡安定弟子至一千七百余人，陈古灵弟子亦过千人，吕氏兄弟同在横渠门下的朋友，以及吕氏兄弟及门弟子的数目，一定也不会少的。和叔躬行礼义，久而弥笃，感化后进的能力，自然也会特别伟大。横渠谓“秦俗之化，先自和叔的力”；范育谓“朋友信之，乡党崇之”；自然难免没有过誉的地方，然而也不能毫无根据，信口开河。不过乡约约文的本身，到底有多大效果，又是另一个问题。乡约告成于熙宁九年（一〇七六）十二月，而和叔死于元丰五年（一〇八二）六月，中间只有五年半的光景。这五年半里面，和叔又曾监过凤翔船务，也曾随征西夏，所以实际住在乡里，亲身提倡乡约的日子也是不多。大约除了他们的本乡以外，旁的地方还没有采用这种约文；就是他的本乡乡约，外人固然非议不少，就是里面也不见得精神一致。我们只消仔细分析和叔致伯兄、仲兄和刘平叔的三信，便可得到一个间接的结论。致伯兄的信讨论入约出约的问题；入约固然很多，出约的大约也不少。致仲兄和刘平叔书便表示外界传闻，惊为异事；平叔疑为不恭不顺，仲兄惧罹党祸，甚至要他放弃乡约，出来游宦，或者改为家仪学规，以合时俗。和叔对仲兄的牢骚，“而在上者不体悉子弟之志，必须从己之令，则亦难为下矣”；和叔对于刘平叔的牢骚，“今不幸出于愚且贱者，宜乎诋訾之纷纷也”：一方面固然表示外界的怀疑态度，一方面也表示和叔的自信心理。

    一个人民自治、人民公约的乡约，在一个国家集权、君主专制的时代里面产生，外面阻力的环境，那是意料所及的。民国成立几年以后，北京政府还禁止合作社的成立；十几年以后，孙传芳还枪毙提倡佃农组织的教师。吕氏乡约没有明文禁止，吕氏兄弟没有公开处死，已经是吕氏乡约的万幸，吕氏兄弟的万幸。只要他们不斩草除根，留得一个根芽在那里，迟早会要发出的！金人到了关中，关中风俗为之扫地，吕氏乡约也根本消灭；然而到了朱子手里，又开起花来，到了王阳明、吕新吾手里又开起花来。所以我们可以说吕氏兄弟个人的影响在当时的关中，吕氏乡约制度的影响在天下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