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吕氏乡约的考证

    一个学社会学的人来做考证的工作，当然是不十分合宜的，不过有时又不得不做。我们尝说历史学家的止点，便是社会学家的起点；因为历史学家的目的在寻求真实的史料，社会学家的目的便在应用已有的史料，去推求前后的因果乃至社会的原理。假使史料内容极少，错误极多，而又没有史学专家注意研究，我们这些不是史学专家的人们，也不能不出来献丑了。吕氏乡约是一切乡约的源泉，我们对于吕氏乡约的作者，吕氏乡约的成本，以及吕氏乡约的内容，当然应该有精细的考证。吕氏乡约的流传虽广，而错误极多。版本字句的错误，体裁次序的变更，还可以因循敷衍，不去管他。乡约作者的哥哥，作为吕氏乡约的作者；朱子增损的条文，作为吕氏乡约的真本，已经使我们不能不出来说几句话。而有意的修改，像“德业相劝”之为“德业相励”，“动作无仪”之为“动作威仪”，“听其书约”之为“皆听其焉”，则非详细考定不能揭破各书的错误，不能恢复吕氏原约的旧观。（见下引证《宋元学案》约文）关于吕氏乡约以及朱子所增损吕氏乡约的版本一定不少，我们现在搜得的，不过十来种，有最早的影本，有最近的采录，虽然不能说是应有尽有，然而对于吕氏乡约的真正面目，已经完全找出，后人的错误改窜，也找出不少。假使海内同志能以其他版本或证据见告，使吕氏乡约得日益真实，日益昌明，一方固然是作者的私愿，一方也是同志的公愿。

    吕氏乡约的作者，共有三个可能性，一个是大忠晋伯，一个是大钧和叔，一个是吕氏兄弟。第一个可能性的证据，是吕氏乡约原文附带的启事。我们现在把启事全段引在下面：

    “人之所以赖于邻里乡党者，犹身有手足，家有兄弟，善恶利害，皆与之同，不可一日而无之；不然，则秦越其视，何有于我哉？大忠素病于此，且不能勉，愿与乡人共行斯道！惧德未信，动或取咎，敢举其目，先求同志；苟以为可，愿书其诺，成吾里仁之美，有望于众君子焉！熙宁九年十二月初五日汲郡宋大忠白”。

    拿这个启事作证据，似乎没有问题，晋伯是吕氏乡约的发起人，主动者。不过从言外推想，还有两点值得我们考虑的：第一署名发起的人物，不一定是执笔起草的人物，更不一定是主持推动的人物；第二晋伯是吕氏兄弟的长兄，他的署名资格也许是家长而不是个人。所以和叔个人的起草，兄弟共同的发起，还有相当的可能性。单看外表而不加深究的人，自然要以乡约为晋伯所作，所以朱子跋语，有“此篇旧传宋氏进伯（大忠字，一作晋伯）所作”的说法；大约在一零七六到一一七五年这一百年中，有许多人是那样解释的。后来朱子在和叔文集里面，找出乡约原文，和与乡约有关的几封书札，才肯定的说，“如此知其为和叔所定不疑”。《答伯兄书》还看不出晋伯在乡约里面的地位；也许是主谋，也许是赞助，不过晋伯对于乡约的推行是十分关切，那是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出来的。仲兄微仲虽然也十分关切，不过他的关切，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反面的而不是正面的。伯兄希望乡约的成功，仲兄不惜牺牲乡约，以保全和叔和他自己的名位，所以我们可以决定仲兄不是乡约的中心人物。和叔所云“处事有失，已随事改更，殊无所惮”，很能表示和叔在乡约里面的地位。他既可以随事改更，不需商酌各兄，又一人担当，殊无所惮；他不是中心人物，谁是中心人物？朱子就从上面所说的三信，无疑的断定乡约为和叔所定。至于晋伯的署名，朱子以为晋伯系“族党之长”，故推之使主斯约，也说得很有道理。关学最重礼节，吕氏兄弟同受横渠教诲，同为关学健者，他们对于家礼的遵守极严，所以家长的权威也极大。像乡约这种创举，自然要由大家商议，家长署名；晋伯为长兄，正是一家的家长，所以晋伯署名并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地方。其实晋伯对于诸弟的训话，是十分严厉的；不要说对于没有发迹的三弟，就是已经拜相的二弟，也从不假以颜色。有一次，汲公夫人（微仲夫人）拜谒大忠，令二婢扶掖，大忠不高兴地说：“丞相夫人耶？吾但知二郎新妇耳！不病何用人扶”。（见《宋元学案》卷三十一）所以我们觉得朱子所定和叔草约，晋伯署名的推论，愈益可信。

    然而我们还不能像朱子那样无疑的决定，因为吕氏乡约也许是吕氏兄弟所共订。乡约普通是以家为单位，吕氏乡约必然是全家的事业，而不是大哥一人或三弟一人的勾当。因为晋伯是长兄，所以叫他署名；因为和叔居乡里，所以叫他执行；署名的固然是代表全家，执行的也应代表全家。所以吕氏乡约，既不是晋伯一人的乡约，也不是和叔一人的乡约，而是全家共同的乡约。关于这个推论最好的证据，是《宋史·吕大防传》的叙述；我们可以引在下面：

    “大防与兄大忠及弟大临同居切磋，论道考礼，冠昏丧祭，一本于古；关中言礼乐者推吕氏。尝为乡约曰，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有善则书于籍，有过恶违约者亦书之，三犯而行罚，不悛者绝之”。

    这里所谓吕氏乡约，岂不明明白白说是吕氏兄弟的乡约吗？朱子以为吕氏乡约为和叔所定，而宋史则单缺和叔，似乎除和叔以外，其他的兄弟都曾与闻，这倒是一个难以解释的矛盾。乡约条文载在《和叔文集》，或者是偶然的错误，致伯仲二兄各书，无论如何可以证明和叔和乡约有密切的关系。然而为什么《宋史·吕大防传》，单脱了和叔，和叔的附传，也丝毫没有提及乡约？我们可以想到的解释共有两个，一个是遗漏，一个是错误。遗漏又有有意的遗漏，有无意的遗漏。吕氏兄弟的乡约，列举人名，自然要数家长署名的晋伯，位至丞相的微仲，理学名家的与叔：和叔既不是大哥，又没有丞相的大权，理学的大名，自然会有意的脱漏，而未能列举。无意的脱漏，是编辑的时候，忘记将和叔也排在里面。《五种遗规》朱子增损吕氏乡约所列举的兄弟，是大中，大防，大约，大临；大中当然是大忠的错误，大约或者是大钧（和叔名）的错误。因为吕氏兄弟六人，惟大忠，大防，大钧，大临四人为人所知，为人所敬，所以蓝田才有四献祠的建置，奉祀他们兄弟四人。《宋史》的记载，应该是脱漏？《五种遗规》的记载，应该是错误？我们也可以假说《宋史》是错误；我们从他们兄弟性情推想，已经有一点意思：晋伯、微仲、和叔对于实际政治经济的情形，比较得意一点；与叔便是一位纯粹道学先生。假使吕氏乡约只有三人参加，而没有四人参加，那一定是晋伯、微仲、和叔，而不是晋伯、微仲、与叔；所以大临之应为大钧，也是有一点道理的。

    除了《宋史·吕大防传》以外，还有一个反面的证据，证明和叔和乡约没有多大关系，证明朱子的推论不尽可靠。范育也是横渠门人，关中学者，对于和叔思想工作大约是十分熟悉，十分赞许，所以才出来替他作墓表。这样重要的一个吕氏乡约，范育岂有不知的道理，岂有不写的道理；然而全篇墓表中间，除了普通身世及人格品评以外，并无一言提到乡约。朱子所谓“旧传吕氏进伯”所作，连同门的范育也不能免，真是令人不解。不过范育墓表的证据，始终敌不过答伯兄，答仲兄，答刘平叔三书，所以范育也许是不知，也许是忽略，而并不能证实乡约与和叔无关。和叔和乡约的关系，是没有疑问的，现在的问题是乡约为吕氏兄弟所共成，或是和叔一人所手创？从《宋史·吕大防传》和范育《吕大钧墓表》去看，乡约似乎是吕氏兄弟的乡约；从朱子的推论以及《宋元学案》的分类去看，乡约似乎是和叔一人的事业。大约和叔一人独创的说法，比较的说不通，因为乡约署的是大忠的名，并且伯兄在信里也曾参加意见，所以兄弟共成的说法，也许比较可信一点。不过吕氏兄弟四人在乡约里面的地位，对于乡约创造的贡献，不见得都是一样，大约晋伯、和叔多而微仲，与叔少，我们可以这样说的。乡约的原文既然在和叔文集里面，应该和叔是起草的人，致伯仲各书语言那样愤慨，也能表明和叔是实践的人。一方起草，一方实践，我们不管谁的署名，我们不管谁的原意，和叔总是吕氏乡约的中心人物，他的姓名永远和乡约制度并存的。

    我们已有吕氏乡约版本，从表面看起来似乎有十余种之多；不过仔细分析起来，只有南陵徐氏影印的宋嘉定本，百卷《说郛》本(11) 和《青照堂丛书》三种。其他《朱子大全》《朱子全书》《图书编》《宋元学案》《古今图书集成》《五种遗规》《得一录》，以及近人尹仲材所编著的《村制学》，他们所引的吕氏乡约，都是朱子增损吕氏乡约，而非朱子编辑吕氏乡约。《朱子大全》《朱子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五种遗规》各书还注明朱子增损吕氏乡约，《图书编》不注题目，《宋元学案》《得一录》以及《村制学》则直以为吕氏乡约或蓝田乡约。吕氏乡约是一回事，朱子增损吕氏乡约又是一回事，我们自然不能混为一谈的。吕氏乡约原文最好的版本，自然要算南陵徐氏的影宋嘉定本。南陵徐氏乃昌为海内藏书家之一，曾以其自藏各种宋明善本，影成《随庵徐氏丛书》及《随庵徐氏丛书续编》二种，吕氏乡约原文，即在续编的里面。其实不只吕氏乡约原文载在那里，连吕氏乡仪也载在那里，所以书名便叫作吕氏乡约乡仪。全书的编辑，是朱子一人的工作，除乡约和乡仪正文外，朱子还从《吕和叔文集》里面搜出答伯兄，答仲兄，答刘平叔各书，附在乡约的背后，而加以简短的跋语。编辑的时期为淳熙二年（公历一一七五年），去吕氏乡约草成的时期————熙宁九年或公历一〇七六年，刚巧一百年。随庵徐氏所据的宋本，是嘉定五年（公历一二一二年）吴郡文学李大有刊行的，去朱子编辑的时代又三十七年。当初朱子编辑的时候，大约是有刻本的；不过流传不广，取得不易，所以李大有才出来翻印————以广流传。当然翻版不如原版，不过嘉定本相隔仅三十七年，且为一郡文学所主持，大约不会有重大错误的。《青照堂丛书》板本颇佳，百卷本《说郛》印刷尤精，他们两个的内容都是原文，都是由大忠署名，不过没有朱子的跋语，不知道是按照朱子编辑本以前的原本印行的，还是不相信朱子的推论而以为大忠所作？百卷本《说郛》系根据明钞本，《青照堂丛书》系近代刊物，断不容易找到朱子编辑本以前的原本；并且朱子的推论，证据具在，也不能推翻。朱子跋语在答伯兄等三书之后；百卷本《说郛》和《青照堂丛书》编者删去三书，遂并朱子跋语而亦删去，也未可知。假使百卷本《说郛》和《青照堂丛书》流通极广，《随庵徐氏丛书》流通不广，岂不是吕氏乡约的真正主人，仍将以为大忠而非大钧。编辑、删节工作的困难、危险，竟至如此之巨。就是百卷本《说郛》和《青照堂丛书》所载吕氏乡约原文的内容，也和朱子编辑本出入极多，不知道是原据版本的不同，或是某方无意的错误，有意的更改，我们在下面要细细加以比较。

    其他各书所载的乡约约文，都是朱子增损的吕氏乡约，而非吕氏乡约的原文。朱子增损乡约和吕氏乡约原文的出入，本来不应该在这里讨论的；朱子增损乡约各书版本的异同，也不应该在这里讨论的。不过《宋元学案》《得一录》《村制学》的朱子增损乡约，标明吕氏乡约，我们不能不在这里说明。朱子增损吕氏乡约的版本，自然错误也不少，不过关系没有吕氏原约那么重要，用不着特别提出讨论，所以我们把朱子增损吕氏乡约的版本也一并在此讨论。朱子增损吕氏乡约最好的版本，是《四部丛刊》里面的《朱子大全》，载在第七十四卷。(12) 除了一处稍有疑问————月旦集会读约之礼具食小注，“或直设饯可也”的“饯”字，似乎应该是个“饭”字；一处脱略一字————请召迎送第一条，“曰凡请尊长饮食”的“曰”字————以外，其他的地方，都是十分正确。不过《朱子大全》没有标点，所以句读不易，且易上下错置，未免美中不足。《朱子全书》是御制，版本极精，并且有详细标点，《朱子大全》所有的缺点都经补正；不过另外发生重大错误五六处，便又不及《朱子大全》了。《古今图书集成》标明转载《朱子大全》，当然是和《朱子大全》所载的内容一样的；不过《朱子大全》有疑问的“饯”字，已经改成“饭”字，朱子大全所脱略的“曰”字也已经补上。可惜《古今图书集成》所转载的朱子增损乡约，删去小注不少，并且造请拜揖第二条“凡见尊者长者”的小注“或且退”，竟误作“或具退”，真是白璧之玷。

    《图书编》不具标题，不惟不知道是吕氏乡约还是朱子增损吕氏乡约，并且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里面的错误也极多，我们下面自当加以考正。《图书编》是明末章潢（本清）所编，为清代禁书之一，流通不广，影响还不算大。这些版本里面错误最大，影响最甚的首推《宋元学案》。《宋元学案》以朱子增损吕氏乡约为吕氏乡约，以“德业相劝”为“德业相励”，并且还有许多有意的更改，和无意的错误，我们自然不能不出来考证一番。《五种遗规》也是清代一部极为流行的书，影响亦大，许多近代人士的吕氏乡约知识，都是由这里取得的。《五种遗规》的编者陈宏谋先生，标明朱子增损吕氏乡约；不过附说吕氏兄弟共有四人，大中、大防、大约、大临，和我们对于吕氏兄弟的考据完全不同。大忠、大防、大钧、大临在《宋史》里面，在《宋元学案》里面，在“蓝田四献祠记”里面证据确凿；不知《五种遗规》的编者，何所见而云然？大中或者是大忠的错误，大约或者是大钧的错误，陈宏谋当不至如此孤陋寡闻。《五种遗规》虽然是引载朱子增损吕氏乡约，然而对于体裁又加以改编，字句又加以修改，简直可以说陈宏谋改编朱子增损吕氏乡约。《得一录》所载的吕氏乡约，体例字句完全采自《五种遗规》；不过删去“朱子增损”字样，而直书为吕氏乡约。最有意思的是《五种遗规》误以大中，大防，大约，大临为吕氏兄弟；得一录也误以大中，大临，大防，大约为吕氏兄弟。人名不变，只次序略为改易。《村制学》大约是祖述《宋元学案》；不过将吕氏乡约改为蓝田乡约。我们下面都可一一讨论。

    徐氏影印朱子编辑本的自身，没有什么可以考证的地方，因为我们一定要比较两种版本，才能发见错误或歧异的地方。不过，过失相规的一条，有三处空白，大约是雕刻的缺憾。犯义之过共有六项，第五造言诬毁的小注：“诬人过恶，以无为有，以小为大，面是□ □，或作嘲咏匿名文书，及发扬人之私□，无状可求，及喜谈人之旧过者”，有两处空白。因为百卷本《说郛》和青照堂丛书所载的吕氏乡约都没有小注，我们无从考证。不过据朱子增损的约文，第一个空白或者是“面是背非”，第二个空白或者是“发扬人之私隐”；因为朱子对于过失相规这一条增损极少，小注所载的或者还是原文。第三个空白，在不修之过第二项游戏怠惰小注里面，“戏谓戏笑无度，及□□侵侮”的一段；据朱子增损乡约，或者是“意在侵侮”。原本固然可以改正翻本的错误，翻本也能补充原本的脱略，倒是一个相互的贡献。此外附录《答刘平叔书》有空白七处之多，乡仪亦有空白三处，对于内容的价值，自然有很大的影响。可惜其他原文版本，并没有附载有各书和乡仪，我们自然无法校正；我们自己所能想到的修改，只是一个无可奈何的补救，不见得就合本来的原文。好在各书和乡仪的空白地方，并不是十分重要的地方，只要根本的意思可以看得清楚，多一两个字，少一两个字，差一两个字，错一两个字，也是没有什么要紧的。无论如何嘉定李大有所翻印，南陵徐乃昌所影印的吕氏乡约版本，是一切吕氏乡约里面最好的版子，那是不能否认的。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百卷本《说郛》是涵芬楼精印，而且根据明钞本，自然错误应该极少。不过我们已经找出来的错误，几乎有二十处，有几处并有错得极无道理，不能不令我们对于这个版本失望。德业相劝的“能为众集事”，《说郛》因为和上句“能为人谋”对仗，改成“能集众事”；“好礼义射御书数之类”的“好”字，同《宋元学案》一样改成“如”字；“非此之类，皆为无益”的“类”字，改成“务”字，倒是《说郛》独有的改变。过失相规犯义，犯约，不修各条之首，原文仅作“犯义之过，一曰……”，“犯约之过，一曰……”，“不修之过，一曰……”；而《说郛》因为要和“尊幼辈行凡五等”，“造请拜揖凡三条”，“患难之事七”相符合，所以改成“犯义之过六，一曰……”，“犯约之过四，一曰……”，“不修之过五，一曰……”。此外不修之过第二条“游戏怠惰”，《说郛》改成“怠惰不勤”，过失相规的小注，《说郛》把他们都删去了。礼俗相交一条“凡行婚丧葬祭祀之礼”，《说郛》把“行”字改成“有”字，“”字改成“姻”字；二条“凡遗物婚嫁及庆贺”，“嫁”字也改成“姻”字，“助济者以钱帛米谷薪炭等物”，“钱帛”改成“财帛”，倒是不关重要的更改。患难相恤一条没有更改，只把小注全部删去。罚式“凡轻过规之而听”作“犯轻过规之而听”，一二处小注也删去了。聚会“每月一聚”作“每一月一聚”；“每季一会”作“每一季一会”。附录启事错误得最好笑，“且不能勉”作“但不能勉”，“愿书其诺”作“愿书其语”。“汲郡吕大忠白”删去“汲郡”两字，当然不大要紧；至于“熙宁九年”（公历一〇七六年）错成“淳熙九年”（公历一一八二年），前后相差竟至一百〇八年之多；《说郛》的主编人，未免太不小心了。(13)

    《青照堂丛书》印刷虽然也还不错，不过到底不如百卷本《说郛》，所以里面的错误，也比较的多一点。德业相劝里面的“能事父兄”，青照堂本作“能敬父兄”；“能居官举职”，青照堂本作“能居官奉职”，是青照堂丛书独有的更改。“能为众集事”改为“能集众事”，便和《说郛》一样，希望与上句“能为人谋”相对。犯义之过六项“营私太甚”，青照堂本竟作“官私太甚”；大约是刻字的错误。此外过失相规全部的小注，也和《说郛》一样，完全删去。《说郛》过失相规各条加上数字，成为“犯义之过六，一曰……”，“犯约之过四，一曰……”，“不修之过五，一曰……”，青照堂本书也是这样添加。礼俗相交首段，“凡行婚丧葬祭祀之礼”，青照堂本“行”字仍作“行”字，“”字改作“姻”字，不过上面的“凡”字，竟改成“此”字。“甚不经者，当渐去之”，青照堂本作“世不经者，当渐去之”；“世”字勉强可用，不过没有“甚”字的好。“若家长有故”略去长字，成为“若家有故”；当然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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