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乡约制度的起源

    乡约制度是由士人阶级的提倡，乡村人民的合作，在道德方面、教化方面去裁制社会的行为，谋求大众的利益。道德裁制，教化政策自然是中国的传统方案，没有什么希奇；士人阶级在农工商之上，居农工商之长，引导他们，劝勉他们，也是中国的传统方案，没有什么希奇。不过中国士人阶级的实际工作，不是在政治舞台上运用学理，便是在学术机关内传授学理；不是直接去制裁民众，便是间接去教化民众。士人阶级从不投身到民众里面，作民众的领袖，谋民众的幸福；民众没有士人阶级的引导，也无法自己组织，自己工作。所以中国几千年的政治，都是人民被治，士人治人；士人阶级总是同政府打成一片，而没有同人民打成一片的。乡约制度的起源，实在是一个破天荒的举动，人民居然能得士人阶级的指导，士人居然能弃政治舞台的生活。可惜这种风气不盛。士人阶级始终没有同民众打成一片，所以中国的人民，一直到了今天，还是在那里过那被治生活。现在社会运动的呼声，是知识分子跑到民间去；那时乡约制度的呼声，也是知识分子跑到民间去。做官的学者可以替民众服务，不做官的学者也可以替民众服务；做官的学者要有党派的援助，要受人家的指挥，不做官的学者可以便宜行事，可以自由行动；我们又何必做官呢？

    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乡约制度，一个打倒中国治人传统的乡约制度，一个竖立中国民治基础的乡约制度，就在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历一〇七六年），理学极盛，新法亟行的时候产生了。产生的地方是陕西蓝田，所谓关学根本之地；产生的人物是吕氏兄弟，所谓礼学实践之家。然而这种独创一格，另辟一径的乡约制度，为什么会在这一个时期产生，为什么会在这一个地方产生，为什么会在这一个人家产生————是偶然的事实，还有相当的道理？我们为明了乡约制度的背景，自然不能不把那个时候的学术和政治作一个简单的分析。

    我们谁也知道，除了不甚可靠的上古时代以外，汉学和宋学是中国的学术黄金时代；汉学主考证，宋学主性理，在史学上，哲学上都有很大的贡献。宋学虽然发端于仁宗时代，不过在神宗熙宁年间，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到了最高的顶点。那时理学先进孙明复，胡安定，石徂徕等虽然死去了有一二十年；然而理学泰斗周濂溪是熙宁六年才死的，邵尧夫和张横渠到熙宁十年才死，大小程子在乡约出世的熙宁九年，才四十五，四十四岁，正是年富力强时期。不惟理学如此，政事和文学也在全盛时期。以文章德望著称的欧阳修，到了熙宁五年才死，司马光在熙宁九年，还只五十八岁，曾南丰也是五十八岁，苏氏兄弟才四十一岁，三十九岁。此外名臣而兼学者的韩琦，到熙宁八年才死，文彦博和富弼虽然老至七十三岁，七十一岁，还是健在，王荆公还只五十六岁，而且正是春风得意的时代。不特宋朝的前后世代，产不出这么许多人材，就是全中国的历史上，也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美的。吕氏弟兄真是幸而产生在这个学术兴盛时期，乡约制度也真是幸而产生在这个学术兴盛时期。上述年龄皆详见《疑年录汇编》。

    宋学的中心，自然是理学，理学的宗主，也自然要首推濂溪先生以及二程邵张，那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不过那个时代的文章和政事，也盛极一时。文坛的主盟，自然是欧阳修，此外便数苏氏父子兄弟。政事方面最有表见的，还是王荆公。荆公虽然求效太速，用人不察，然而他的理论，他的设施，也未可厚非。我们自然不能拿成败论英雄，拿功过评荆公。其实周程邵张五位理学先生，除了邵尧夫和小程子以外，也都有政事的才能，也都作过地方的官吏；不过没有荆公那种际遇，那种规模而已。因为文章和我们的乡约，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不必管他；政事关系甚密，不能不有比较详细的讨论。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政事的设施首推荆公，现在就从荆公说起。荆公的诗文非常劲悍有力，不在三苏之下；荆公的经学，也十分精通，因其见解新颖独到，人就目为新学。其实荆公也是十分醉心复古，也是根据《诗》《书》《易》《礼》————解释上虽有不同，根本上并无大别；不知当时学者，何以这样排挤？他的政事思想，恐怕和其他学者一样，都是从《周礼》出发的；不过他的注意在经济方面，旁人的注意在教化方面，一个是唯物史观，一个是唯心史观，一个是国家社会主义，一个是个人感化主义。他们的官司要转移到现代论坛上来，恐怕荆公十有九成会打赢的。荆公在鄞县的时候，曾经小试其技，对于水利设备，谷米借贷，颇著成效————正和周濂溪知南昌(8) ，大程子令晋城，(9) 张横渠令云岩的成绩一样。不过周濂溪以折狱称，大程子以保伍著，张横渠则止于敦本善俗，养老事长横渠事迹详后；————多半偏于消极的防卫，抽象的礼俗，不似荆公从积极着眼，从实物下手。他们的政事虽然小试，而未曾大用；立朝的时候几于闭口不谈，也许他们以为朝廷大政和地方行政有别，也许他们因为离上愈近，距民愈远，地方行政大有鞭长莫及之感，故不敢轻于一试。荆公后来居上，已足令富弼、文彦博、欧阳修、韩琦、司马光那一班元老自叹老成衰落；又多变法度，多用新进，怎么能真正达到民间，遍及四海！乡约制度和荆公新法，虽然同是由《周礼》发源，然而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站在绝对相反的立场上；乡约为民众的工作，新法为政府的工作，乡约自下而上，新法自上而下，乡约以一乡为单位，新法以全国为单位。虽然不敢说乡约是受了新法的反响，然而数年之中，产生这样两种绝对不同的制度，也是值得注意的。

    荆公新法的内容复杂，理论繁多，我们不必一一讨论，只消提出和乡民有直接关系的青苗，和乡治有直接关系的保甲，来和乡约作一个简单的比较，便可知道当时乡治的理论和乡治的系统。青苗钱的根本理论出于周官泉府和中国旧日的社仓义仓，现代的信用合作相差不多，无非是有无相通，以有余补不足。不过社仓借贷以谷，而青苗借贷以钱；合作互相借贷，青苗则官贷于民————合作利息极低，青苗则利息颇高。这都是农村经济本身的问题，地方自治主义者要人民互相借贷，国家社会主义者又要国家控制一切，我们在这里是不敢赞一词的。不过农村经济的周转，必定有一种借贷机关，那是无可疑议的。青苗钱的设立，假使组织严密，领袖公平，也未尝没有相当的效用。保甲的根本理论，完全是《周礼》《管子》兵农合一主义；所谓寓兵于农、寓农于兵、兵即为农、农即为兵，和近代的征兵制度、保卫制度也十分接近。青苗制度自身的价值，保甲制度自身的价值，这一千多年的历史，已经替我们证明；不过千多年来不易达到的目的，荆公要想在十年八年里面通行全国，也实在太理想一点。不要说那个时代政治经济思想非常幼稚，学者既不赞同，执政外所掣肘，没有法子积极进行。就是共产主义的俄国，施政已经十多年，还没有达到国家资本，兵民合一的理想。荆公活像一个俄国共党的领袖；理想弄得非常之高，而又是纯粹唯物的方案，经济的设施，对于道德方面，感化方面一概不管，正和乡约制度的不管经济，不管保卫一样。我们一方面觉得荆公过于唯物，也自然觉得乡约过于唯心；偏左偏右，唯物唯心，都有他们根本的错误。因为乡村生活是整个的：没有社会秩序，没有经济力量，自然谈不到道德教化；没有国民教育，没有国民道德，秩序又怎么能维持，经济又怎么能发展呢！参考资料见第一章注二。

    在政事方面：吕氏乡约以民治，荆公新法以官治；吕氏乡约行教化，荆公新法行保养。可见吕氏乡约是在那个新法盛行时代独标一格，独树一帜的。在理学方面的立场，吕氏乡约只算得理学的别派，而不是理学的正宗；因为周程正宗理学讲性理，关中别派理学讲礼仪，讲实践，所以关中的理学别称礼学，又称关学，以示与理学洛学稍有差别。其实五大学者里面的邵尧夫先生，也是理学别派，而不是理学正宗；因为他所讲的是象数，正和横渠礼学一样，同在正宗理学之外。关学始祖自然是张横渠先生，他的兄弟张天祺（先生名载弟名戬）也是关学健者，此外便数蓝田吕氏兄弟。不过横渠兄弟以前，已有一位申颜，一位侯可，替关中礼俗立了相当基础。申先生“非法不言，非理不履，关中之人，无老幼见之，坐者必起，与先生为莫逆”。侯先生知巴州化成县，化民成俗，又为申先生千里求医，卖衣葬亲，资金嫁妹，所以宋史置之义士之中，而谢山（《宋元学案》订定人全祖望字）称为关学之先。《宋元学案》关学之先段。

    横渠虽然也讲究性理的学问，不过他的造诣并不如二程之深，所以他虽然是二程的表叔，年纪也比他们大十二三岁，还是常常请教他们。他的《西铭》《东铭》《正蒙》各篇，虽然在理学上有相当地位，为程朱所推尊，然而他的特殊主张，为学者所赞许，在社会有地位的，只是礼教和井田两种。井田主张和乡约关系比较的少，并且从没见过实行；礼教主张便是乡约制度的根本，也是关中风俗的根本。横渠的学问，“以易为宗，以中庸为的，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极”《宋元学案》卷十七。程伊川称赞横渠，说“子厚以礼教学者最善，使学者先有据守”同上卷十八；横渠亦言“关中用礼渐成俗”同上；可见横渠的礼学，不惟见于思想，并且见于实行。他作云岩县令的时候，“以敦本善俗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会于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见吕大临所撰《张载行状》，他书皆转载改窜）。后来“遭期功之丧，始制丧服，轻重如礼；家祭始行四时之荐，曲尽诚洁”同上。熙宁九年横渠同知太常礼院的时候，力争冠婚丧祭之礼，后又劾礼官不致三年郊礼。自家庭以至国家，无一处不表现他的礼教主张。

    我们想到横渠，便想到关学；想到关学，便想到礼学；几乎是三位一体，不可分离。不过福建还有一位名气略小的陈古灵，也是一位礼学先生，也是采用礼教方案，使关中礼学不能专美。他和同里陈烈，郑穆，周希孟为友，气古行高，以天下为己任，时人称为四先生。他不单是断狱明决，并且能化行乡里；任蒲城簿，任仙居令，知河阳，知常州的时候，都兴学官，讲经学，以学教民，以德化民。下面这个有名的劝谕文：“为吾民者，父义，能正其家兄友能养其弟，弟恭能敬其兄，子孝能事父母，夫妇有恩，贫穷相守为恩：若弃妻不养，夫丧改嫁，皆是无恩也。男女有别，男有妇，女有夫，分别不乱。子弟有学能知礼义廉耻，乡闾有礼，岁时寒暄，皆以恩义往来，燕饮序老少，坐立拜起。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借贷谷财，婚姻死丧、邻保相助，无堕农桑，无作盗贼，无学赌博，无好争讼，无以恶凌善，无以富吞贫，行者逊路少避长，贱避贵，轻避重，去避来。耕者逊畔，地有畔，不相争夺。班白者不负戴于道路，子弟负重执役，不令老者担擎。则为礼义之俗矣”，曾经朱子在会稽禹穴壁间发现，觉得简切有理，所以把他刻印出来，以资分布。最有意思的是朱子每当有人投牒诉讼的时候，便给他们一张古灵劝谕，有许多人居然因此而停诉。古灵虽然没有吕氏兄弟那样徒弟，替他修订约规，改良礼俗，然而有了朱子的提倡，也可以扬眉吐气了。劝谕文和分布办法，见《朱子大全》卷三十五，答刘子澄书。

    横渠的季弟天祺先生，也是一个关学健者，关中称为二张。其为人笃实宽裕，俨然正色，喜愠不见于容，接人无贵贱亲疏，未尝失色，乐道人善，不及其恶，终日无一言不及于义。任道力行，常若不及。横渠以为“吾弟德性之美，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勇于自屈，在孔门之列，宜与子夏相后先”。伊川以为“天祺有自然德器”。“与叔称其力之厚，任天下之重而不辞；其气之强，笃行礼义而不倦；其忠之盛，使死者复生而无憾”。他曾经作过灵宝，流江，金堂各县知县，所用的礼教化民方法，和横渠在云岩所用的方法，差不多是一样。他“诚心爱人，养老恤穷，民有不善，皆籍记之。月吉召老者饮劳，使其子孙侍，以劝孝悌，民化其德，所止狱讼稀少”。他的学术比他的哥哥稍差一点，他的官职却较大，他的性情也较直，所以横渠初入朝廷，只婉词谢绝荆公的请求，不为新法说话。天祺作御史的时候，累次上书论荆公乱法，请罢条例司，并劾曾公亮。陈升之、赵抃、韩绛、吕惠卿等，甚至面忤荆公，百折不屈。以上俱见《宋元学案》卷十八横渠学侣段。

    除了横渠以外，关中礼学自然要算蓝田吕氏兄弟。吕氏兄弟原籍汲郡，所以吕氏乡约后面的启事，还自称“汲郡吕大忠白”。他们的祖父葬在蓝田，以后他们兄弟便世居蓝田，所以黎洲原本宋元学案，以三吕（大忠，大钧，大临三人。大防长于政事，而不长于礼学理学，故不列此）和他们的门人别为蓝田学案，近人尹仲材氏编著村制学，亦称吕氏乡约为蓝田乡约（其实尹氏所引，为朱子增损吕氏乡约，而非真正吕氏乡约）。他们兄弟六人，里面有五人登科，除一人早夭，一人不甚著名以外，大忠（字晋伯），大防（字微仲），大钧（字和叔），大临（字与叔）都是很有名望，微仲且位至丞相，一门礼义，为当时人士所赞美。后世的人对于他们这四个兄弟，也十分崇拜，所以在蓝田地方，建了一个四献祠，来祭祀他们，来纪念他们见张士佩著《重修蓝田四献祠记》。除了微仲以外，晋伯，和叔，与叔，都从横渠研究，也从伊川研究，所以对于理学和礼学俱有根基，在关学地位，仅在横渠之下。

    大忠字晋伯（朱子作进伯）是他们兄弟行中的大哥，是一个十分严厉的大哥，不要说对其他兄弟如此，就是对于做过宰相的大防微仲，也从不假以颜色。“尝坐堂上，汲公夫人（微仲妻）拜庭下，二婢掖之。先生愠曰：丞相夫人也？吾但知二郎新妇耳！不病何用人扶？汲公为之愧谢”。不过他对于兄弟们自己的事情，虽然十分关心，只以婉词劝解，而不用命令的口吻。微仲位至宰相，晋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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