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乡约制度的起源

相，晋伯怕他闯祸每每劝其辞职，以避满盈之祸以上俱见《宋元学案》卷三十一；和叔办理乡约，晋伯怕他操切，所以劝其从宽，以免乡人解体见《答伯兄书》。后来微仲连遭贬谪，晋伯乞以所进官为量；微仲安置循州，远死他乡，晋伯又设法请求，为之归葬；足见他对于兄弟的情谊。他的官职虽然没有微仲的高，然而力屈辽使，力争代地，也是有声有色；并且谋取横山，巩固秦渭。可惜为奸臣所抑，不能实现！他的理学虽然没有与叔的高，然而伊川以为“晋伯老而好学，理会直是到底”，“横渠亦称先生笃实而有光辉”，上蔡以为“晋伯兄弟皆有见处”；可见晋伯理学虽然没有登峰造极，却也已经升堂入室。他是吕氏乡约的签名者，宋史亦称其“与大防，及弟大临同居切磋，论道考礼。冠婚丧祭，一本于古，关中言礼学者推吕氏。尝为乡约曰，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有善则书于籍，有过或违约者亦书之，三犯而行罚，不悛者绝之”《宋史》卷三百四十吕大防传附。据这两种证据，似乎吕氏乡约的主动人物是晋伯，微仲和与叔也曾襄赞一切，惟有和叔和乡约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朱子以为吕氏乡约的主人翁是和叔，《宋元学案》的作者黄梨洲先生也认和叔为乡约的作者。这么重大一个乡约制度，连作者都弄不清楚，真是岂有此理。所以我们在下一章，便要作一点小小的考证，把乡约的作者、版本和内容略为修正，以免后学再蹈前人的覆辙。

    依照我们下面考证的结果，和叔的确是吕氏乡约的主人翁。也许兄弟四人都曾参加意见，都曾参加发起，然而实行乡约的人，保护乡约的人，的确是和叔。所以我们不管签名的是谁，起草的是谁，我们只认定吕氏乡约是和叔所推行，和叔精神是寄托在乡约。晋伯对于乡约的关系，从他的签名，他的通信看来，似乎是密切一点。微仲长于政事，辅翼朝廷自然没有工夫来管乡下小事。他不惟不能多方诱掖，多方赞助，并且十分怀疑，十分恐惧，劝和叔改为家仪，改为学规。以免被外人讥刺，朝廷干涉，而为身家性命之保全见《答仲兄书》。与叔是一个纯理学先生，对于旁的事情素不过问，对于礼学也没有晋伯与和叔的认真，所以他和乡约的关系，自然也要离开一点。我们十二分可惜一个首创乡约制度的人，一个实施乡约制度的人，在当时不为世人所尊重，在后世不为后人所崇拜，甚至连他的姓名，也和乡约制度分离。因此我们一定要把他个人的身世，个人的思想，以及乡约思想的来源，乡约推行的实况，作一个简单的叙述。

    和叔是晋伯微仲的兄弟，与叔的哥哥，他的排行是第三见范育《吕大钧墓表》。他的生年月不知，不过是元丰五年（公历一〇八二年）六月死的，死时有五十二岁，所以我们可以推出他是天圣九年（公历一〇三一年）生的。他在嘉祐三年（公历一〇五八年）二十八岁的时候，“中进士乙榜，调秦州右司理参军，监延州折博务，改光录寺丞，知耀州三原县”。他的父亲被派至蜀中作官，他自请代行，所以改知绵州巴西县。后来他的父亲以年老辞职，回到蓝田本里，他因为父亲已老，兄弟多游宦在外，所以也称病在家，朝夕奉养。后来又有要人举荐他出外作官，他都以亲老婉谢，可见他对于家庭礼节的重视。父亲死后，他们兄弟自然丁忧在家；不过服除后，他一个人独自在家研究学问，对于官职前途毫不注意。当时二兄微仲官职颇隆，请其监凤翔府造舡务，又因讨伐西夏，从李稷办理转运，卒以疾客死延州官舍。他平生没有做朝廷大员，也没有任过地方官吏，所以没有什么政绩可以陈述；不过他因为代请粮饷的事件，曾面折种谔，也足以表见他在政治舞台上面的胆识————

    “……既出塞，转运使李稷馈饷不继，欲还安定取粮，使大钧请于种谔。谔曰，吾受命将兵，安知粮道？万一不继，召稷来与一剑耳！大钧性刚直，即曰，朝廷出师，出塞未远，遂斩转运使，无君父乎？谔意折，疆谓大钧曰，君欲以此报稷，先稷受祸矣！大钧怒曰，公将以此言见恐耶？吾委身事主，死无所辞，正恐公过耳！谔见其直，乃好谓曰，子乃尔耶？今听汝矣！始许稷还”。>《宋史》卷三百四十吕大防传附

    像这样面折权贵的事情，我们当然佩服他个人的忠诚勇敢；不过对于社会乡里的影响，万不及他所主持的乡约制度。他在思想方面，没有什么创见，大约都是受横渠和古礼的影响。和叔是一位醉心复古的学者，横渠更是一位醉心复古的学者；和叔特别注意于礼仪方面，横渠也特别注意于礼仪方面。他们两个虽然是同年友，指同年进士。因为和叔是公历一〇三一年生的，横渠是一〇二〇年生的，较小十一岁。然而和叔服膺横渠的学问，毅然以横渠为师，执弟子礼甚恭。他们两个人不惟在礼学方面见地相同，就是在政治经济方面，也是十分相同。横渠对于井田非常迷信，不惟以为井田是曾经实行，并且以为井田必可复活。他所以迷信井田的原故，一方固是尊崇古制，一方也是谋求社会的平均，所以他说：“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平均”《宋元学案》卷十八横渠理窟。和叔对于井田的热度，虽然不敢说有横渠那么高，然而横渠有井田议，和叔便有井田图说；可见和叔对于井田制度的提倡，也是不让横渠。可惜横渠没有实行他“与学者将买田一方，画为数井，以推明先王之遗法”；也可惜和叔没有把井田的意思，移在乡约里面，作为改良农村经济的根本。不然，我们倒可以看看这个万人景仰的井田制度，到底是可能，还是不可能？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和叔在思想上固然是紧随横渠，不肯落后一步；他在行为上便大有百尺竿头，更进一层的状况。横渠“遭期功之丧，始制丧服，轻重如礼；家祭始行四时之荐，曲尽诚洁”吕大临撰《张载行状》；和叔始居谏议（父）丧，衰麻敛奠祭之事，悉捐俗习事尚一仿诸礼，后乃寝行于冠婚饮酒，相见庆吊之间，其文节粲然可观。范育《吕大钧墓表》。和叔作乡约，身体力行，希望能够感化乡里；横渠只在作县令的时候，作了一点感化工作。当然和叔的学问不及横渠，然而横渠的实践又似乎不及和叔。连横渠自己也说：“秦俗之化，先自和叔有力；《陕西通志》卷二十八人物，吕大钧条。并且赞美他那种知行合一的主张，叹其勇为不可及。范育《吕大钧墓表》。其实他个人在思想上特出的贡献，也就是这个知行合一的主张，这个躬行礼义的主张。他和横渠第一次讲学的时候，便提出这个主张；说“始学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德性命之际，正惟躬行礼义，久则至焉”见前著。范育替他作墓表的时候，开篇就把他的人格写出：一惟君明善至学，性之所得者尽之于心，心之所知者践之于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乡党宗之，可谓至诫敏德者矣。乃表其墓曰诚德君子”。他又说“君性纯厚易直，强明正亮，所行不二于心，所知不二于行。其学以孔子下学上达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义之功养其德，以颜子克己复礼之用厉其行；其要归之诚明不息，不为众人沮之而疑，小辨夺之而屈，势力劫之而回，知力穷之而止。自任以圣贤之重如此”。程子也说“吕和叔任道担当，其风力甚劲”。真西山也说“和叔为人质厚刚正，以圣门事业为己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则身遂行之不复疑畏，故识者方之季路”以上俱见《性理综要》卷十二页二〇。他这种行其所知的主张，始则行于衰麻敛奠祭之事，后乃寝行于冠婚饮酒，相见庆吊之间，而集其大成于乡约乡仪。他的著作三十集，也叫《诚德集》见《文献通考》卷二三六朱子曾经读过，并且从集子里面找出乡约原稿，合他手草问答诸书，才决定他是乡约的真正主人翁；可惜现在已经找不到了。(10)

    和叔是横渠的弟子，受了横渠直接的影响；他也是一个复古的学者，自然也受古人的影响。古人的思想和著作，对于他影响最大的，恐怕是三礼；而尤以《周礼》为甚。所以黄百家评注《宋元学案》的时候，说他好古甚切，并且以为《周礼》必可行于后世。《周礼》治民的政策，完全采用教化主义；教化主义的工具，多半是礼俗————和乡约“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助”的根本原则，是相同的。不过乡约是纯粹民约，甚至离开政治范围以外；《周礼》则是官民合治，完全在政治范围以内。《周礼》管理地方行政的司徒，称为“教官”，“使帅其属而掌邦教”，“而施十有二教焉”。十二教“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录则民兴功”；差不多把所有的政教都包含在里面。“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乃县教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教象；挟日而敛之，乃施教法于邦国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又“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其他地方官吏的职掌，也都是以教法为大前提；布教读法成为治民的根本方案。《周礼·大司徒》。

    至于教化主义的工具：积极方面是礼，消极方面是刑；预防的工作是礼，调治的工作是刑。关于礼的记载，周礼比较少一点。然而十有二教的中间，有四教用礼，一教用仪，一教用俗，只有一教用刑；“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一种办法，尤其标明礼治的预防功用。《礼记·王制篇》里，也有“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的说法。经解篇所说的“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是阐明礼在国政里面的地位。“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的说法，比现代外国所谓一两预防，等于一斤医治的说法，尤为明澈。礼俗的具体方式，在六乡各级的里面，便是和乡约性质相同的乡饮酒礼。乡饮酒礼共有四种：“一则三年宾兴贤能，二则乡大夫饮国中贤者，三则州长习射饮酒，四则党正蜡祭饮酒”，把读法、选举、乡射、蜡祭通通包含在里面。见《礼记》乡饮酒义郑注。

    乡饮酒礼的功用，始在尊长养老，终乃成教安国；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贯程序，同是一样精神。所以《礼记·经解篇》在正面说，“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在反面说，“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礼记·乡饮酒义篇》更说得详细：“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又附会其说，加入一些什么天地日月三光的玩意，说“乡饮酒之义，立宾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设介僎以象日月，立三宾以象三光。古之制礼也，经之以天地，纪之以日月，参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乡饮酒礼对于全国的政教，是否有那样伟大的功效，我们不敢保证；不过在乡村里面，可以养成礼让不争的风气，或者是可能的。

    乡饮酒礼本来共有四种；前二种在各乡举行，第三种在各州，第四种在各党举行。族闾虽也属民读法，而并不举行乡饮酒礼。第一种三年宾兴贤能，为的是选拔人才，后世已有考试制度去代替。第二种乡大夫饮国中贤者，后世的乡饮酒礼，便是仿效这种办法。譬如开元时候的乡饮酒礼，主人为刺史，最贤乡人君子为宾，其次为介，又其次为众宾，都要和致仕的乡宦德高者商议。下一级的乡饮酒礼，便是县令为主人，乡老年六十以上而有德行者为宾，其次为介，又其次为三宾，又其次为众宾《古今图书集成》经济 编礼仪典卷三〇七，乡饮酒部考一之十五。第三第四两种礼仪，在真正的乡村举行，后世完全绝迹。秦汉虽然有类似乡官的乡三老，然而没有真正的乡礼。以后北魏孝文提倡乡饮酒礼，唐宋以后日见完备；不过最低的阶级是县，简直是县饮酒礼，而不是乡饮酒礼。乡约制度的产生，恰好补救普通乡饮酒礼的阶级过高，仿佛一种真正的乡饮酒礼。乡约的精神，就是三礼乡饮酒礼的精神，乡约的办法，也仿佛三礼乡饮酒礼的办法；不过一个是人民公约，一个是政府官法，一个是互助的实现，一个只是礼仪的演习。似乎乡约制度，又在乡饮酒礼之上！

    当然其他各家的学说，对于和叔的思想，乡约的产生，也不无影响。老子这几句话，已经显出乡约的根本精神：“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孟子这几句话，几乎把乡约条款都包含在里面了：“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自政教分离以后，治民的官不管教化，教化的官因循苟且；学者有学社可互相规劝，乡村便屏诸文化之外了！和叔以为诸州皆有“文学”，“助教”之官，其职责在教化民众，可惜久废不举。他们拿地方绅士的资格，出来发起，出来担任，在我们固然是感觉民治精神，在那时却目为非上所令。和叔既服膺横渠的学说，醉心古礼的教化，痛心时世的凌夷，自然以圣贤自任，天下自任。假使他能如荆公辅政朝廷，他一定会把他的礼教主张实施全国；假使他能如明道，横渠，古灵主宰州县，他一定会把他的礼教主张实施一县。然而他既不能上佐朝廷，下宰州县，只局促在他的本乡里面，他就从这一个小小的乡村做起，也居然能化行关中。和叔的主张是必行的；在官言官，在民言民。我们很感激他以亲老辞官；不然他只会有暂时的感化，而不会有永久的乡约，只会有官治的成绩，而不会有民约的实现。乡约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地方，一个人家产生，简直是必然的事实。乡约真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乡约真是复古时代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