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农村组织概论

    我们要研究中国乡约制度的进展，一定先要了解整个农村组织的进展；我们要研究乡约制度在中国乡治里面的地位，在中国乡治里面的贡献，尤其要了解整个农村组织的进展。中国农村数目那么多，历史那么久，自然不容易有详细的分析，准确的了解。不过从大体上说起来，我们可以把中国农村组织，分作三个时期：第一是周以前的传说时期，第二是秦汉以后的破坏时期，第三是北宋熙宁以后的补救时期。周以前的农村组织，据《周礼》《管子》各书所载，非常完整，非常严密，不特中国后代不能恢复旧观，就是东西后进也无可比拟。这就使我们怀疑周以前的制度是后人假造，至少是纸上空谈；不然我们就得承认中国文化是倒退的，中国农村是下降的。秦汉以后，那种“五家为比，五比为闾”的精密组织，事实上是没有了，剩下来的只有十里一亭、十亭一乡的乡亭制度。东晋南渡以后，户口版籍完全丧失，农村组织根本推翻；虽然元魏、北齐、隋唐都曾按照古法，稍为有一点规定，然而为的是征收赋税，执行法律，和乡治实在没有多少关系。宋初也是依照唐制，因循苟且，没有什么发展；一直到了熙宁年间，王安石的保甲青苗，吕和叔的乡约乡仪先后成立，才展开中国近代乡治局面。至于熙宁以后的进展情形，自然是十分复杂；我们只能在这个地方简单叙述。因为本章的目的，不是讨论中国农村组织的自身；而是从中国农村组织的进展，去观察中国乡约制度的地位、贡献和进展。

    周以前的农村组织，最滑稽的是关于黄帝时候的记载：“昔黄帝始经土设井，以塞争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一则不泻地气，二则无费一家，三则同风俗，四则齐巧拙，五则通财货，六则存亡更守，七则出入相司，八则嫁娶相媒，九则有无相贷，十则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亲，生产可得而均；均则欺凌之路塞，亲则斗讼之心弭。既牧之于邑，故井一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七为州。夫始分于井则地著，计之于州则数详，迄乎夏殷，不易其制”《文献通考》卷十二首段。殷以前的民族，多半是游牧民族，殷以前的社会，也多半是游牧社会，哪里会有这样严密的乡里制度，这样整齐的井田制度。何况黄帝只是传说里面的人物；黄帝的乡里制度和井田制度，自然也只是传说里面的制度。

    《周礼》里面所记载的农村组织，比较黄帝时代的传说更加严密；然而可靠的程度还不很高。当然《周礼》不是周公的手笔，也不是周公的政书，而是后人所编辑；不过里面的东西，或者有一部分是事实，或者有一部分是法规。从北欧古代农村的研究，我们已经知道原始农村社会的组织和田制，是比较完备的；封建农村社会的组织和田制，尤其是十分完备，简直有一点像我们中国的乡里制度，井田制度。(1) 因为原始农村社会的主要问题是食粮，封建农村社会的主要根据是土地，所以田制自然成了中心问题；土地分配的平均，尤其为社会所注意。周家是一个农业民族，周朝是一个封建国家，或者真正实行过井田制度，以及类似井田制度的土地平均分配制度，也是可能的事件。就是《周礼》里面的制度，完全是子虚乌有，《周礼》在中国农村进展的影响，还是不可漠视。因为元魏以后的里制，以及什么保甲乡约，都是依照古法————《周礼》里面的法制————所以不是古制复活，便是理想实现。《周礼》的最小贡献，可以相当于柏拉图的《理想国》，摩尔的《乌托邦》。我们本来没有工夫讨论《周礼》的真伪问题，周制的真伪问题；我们也不必讨论《周礼》的真伪问题，周制的真伪问题。因为周制在秦汉以后，早已不复存在，失去历史上，文化上的继续性。《周礼》却在后来学者的思想里面，占有一个最大的地位，在后来社会的制度里面，也有不少的贡献。真的《周礼》固然可以显示过去民族的光荣，假的《周礼》还能引起后世农村的改善。理想国，乌托邦可以受尽国人的膜拜；难道比理想国还理想，乌托邦还乌托的《周礼》，便一钱不值吗？

    依照《周礼》的记载，六乡的农村组织，和六遂稍为有一点不同；六乡是指王城百里以内，六遂是指王城百里到二百里的地方。六乡的组织，是“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周礼·地官·大司徒》。上面的组织，除了族以四闾构成，凑成百家整数以外，其他阶级都是以五进位，真是十分整齐，十分严密。每一级组织，有一个乡官，主持一切调查，教化，军旅的事情，把政治和教育，文事和武事打成一片，完成所谓“政教合一”，“文武合一”的理想。乡的乡官叫作乡大夫，州的乡官叫作州长，党的乡官叫作党正，族有族师，闾有闾胥，比有比长，都由本他人民充当，所以叫作乡官。秦汉郡县长吏皆为地方官吏，只有三老，孝弟，力田仍是乡官；秦汉以后便只有官吏而无乡官，只有差役而无乡老，乡村自治永远没有跑到县的那个阶级。

    六遂的农村组织，和六乡相差不远；不过名称不同，官阶也要稍为低一点。六乡是五家为比，六遂便是五家为邻；六乡是五比为闾，六遂便是五邻为里；六乡是四闾为族，六遂便是四里为酂；六乡是五族为党，六遂便是五酂为鄙；六乡是五党为州，六遂便是五鄙为县；六乡是五州为乡，六遂便是五县为遂。然而每阶级所包含的户口，是完全一样。六乡乡大夫每乡一人，官阶为卿；六遂则只有遂大夫每遂一人，官阶为中大夫。六乡的州长为中大夫，六遂的县正为下大夫；六乡的党正为下大夫，六遂的鄙师为上士；六乡的族师为上士，六遂的酂长为中士；六乡的闾胥为中士，六遂的里宰为下士；六乡的比长为下士，六遂的邻长便没有官阶。所以六乡乡官的官阶，总是比六遂乡官的官阶高一级《周礼·地官·遂人》。

    除了普通户籍组织以外，还有卒伍组织，也是农村组织的一部分；因为那个时代兵农不分，农民就是兵士，兵士就是农民，一方保护乡里，一方捍卫国家，不像现在的募兵制度，兵士受农民供给，农民反被兵士骚扰。《周礼》里面所记载的卒伍制度，和普通组织并行，不惟阶级相同，进位的数字也是相同的。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每伍五人，每两二十五人，每卒百人，每旅五百人，每师二千五百人，每军万二千五百人，都由同级的乡官统率《周礼·地官·小司徒》。

    周朝是中国封建制度盛行的时代，《周礼》似乎是王畿里面的法制；诸侯采邑里面的情形，不见得和王畿一样。现在我们找出的材料，只有《管子》立政，乘马，小匡各篇的记载，或者可以代表齐国的情形。(2) 《管子》这书自然也靠不住，不过关于农村组织这一点记载，似乎还有一点可靠。小匡篇用的是谈话口吻，合乎齐国实情，或者实际曾经办理也未可知。齐国共有二十一乡，管子按照职业分离原理，要划成工商六乡，士农十五乡；又按照高国势力支配，要划成公家十一乡，高子五乡，国子五乡。谈话以后并且注有“于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为轨，轨为之长……”表示这种制度是曾经实行过的。

    小匡篇所载的组织阶级，是“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不过那是指三国里面（公家，高子，国子）的组织阶级；五鄙里面的组织阶级，又要稍为不同一点。五鄙虽然也是五家为轨，轨有长。不过是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长；十卒为乡，乡有良人；名称有一点改变，户数也稍为少一点。《管子》所载的制度，和《周礼》所载的制度一样，也是主张兵农合一的政策，在普通组织的旁边，又加上一个军旅组织。一方是五家为轨，一方是五人为伍，由轨长统率；一方是十轨为里，一方是五十人为小戎，由里有司统率；一方是四里为连，一方是二百人为卒，由连长统率；一方是十连为乡，一方是二千人为旅，由乡良人统率。

    立政篇所载的制度，和小匡篇所载的相差颇远；谁真谁假，我们也无法判断，只好引在这里作为参考。按照立政篇的制度，一国分为五乡，每乡有乡师一人；一乡分为五州，每州有州长一人；一州分为十里，每里有里尉一人；一里分为十游，每游有游宗一人。游宗下面有什长，管理十家；什长的下面有伍长，管理五家。不过多少家为一游，立政篇也没有明白记载；大约不是五十家，便是一百家，我们也不必去追求了。

    除了这两种基本组织以外，乘马篇里的士农工商段，又有几个特别的组织，也可以引在这里作为参考。在官制的下面，六里为暴，五暴为部，五部为聚，五聚为乡，四乡为方，这大约是指区域的划分。至于户口的编制，是五家为伍，十家为连，五连为暴（同官制的暴不同），五暴为乡，四乡为都，称为邑制。最难了解的莫如事制，事制同官制、邑制是互相连串而成的，所以官成而立邑，邑成而制事。不过那四聚为一离，五离为一制，五制为一田，二田为一夫，三夫为一家的制度，便难以解释，或者竟指当时的田制也未可知。

    上面讲的都是春秋以前的可能组织，战国社会经过那种急剧的变化，农村组织自然也会有相当的更改。我们可以推论的，只有商鞅变法那一点，在上面废了封建，立了郡县；在下面废了井田，立了阡陌。但是战国农村组织改变到怎么一个程度，我们一点没法知道。一直到了秦末汉初，我们才有了一点证据。秦末的农村组织，大约是乡亭制度————五里一邮，十里一亭，十亭一乡，只拿地方作标准，而不拿家数作标准。井田制度在战国渐次毁灭以后，人民的居处不像从前的固定，人民的数目不像从前的清楚，所以五五进位的农村组织，便不容易实行。这个乡亭制度，大约是创始于战国，完成于秦代，到了西汉时代，已经是十分普遍，并且有统计的证据。按照历史的记载，西汉时代共有二万九千六百二十五亭，六千六百二十二乡，一千六百八十七县或和县相等的道（蛮夷曰道）、国（列侯所食曰国）、邑（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文献通考》卷十二。平均计算起来每县（或是道、国、邑）约有四乡，每乡约有四亭半，并不是真正的十亭一乡，十乡一县。里邮的名称虽然存在，里邮的统计却是没有，大约不是一个重要的单位。秦汉乡治的主要单位自然是乡，乡有三老，啬夫，游徼等领袖；亭只有亭长，邮只有邮长，里也许连领袖都没有的。

    乡三老是秦汉以后乡治里面的最高领袖，他的年龄要在五十以上，他的人格要为民众所敬仰，才能被选为乡三老，才有感化民众的能力。假使《周礼》的德化主义是真的，乡三老可以说是德化主义的最后余波；假使《周礼》的德化主义是假的，乡三老可以说是德化主义的最先试验。乡有乡三老，县亦有县三老，由乡三老中选任，帮同县令丞尉办理县政。三老不惟下可教化民众，并且上可直达朝廷，把人民的乡治和政府的专制打成一片；假使因而发展，中国民治的进程，一定不会像唐宋时代那样衰颓的。汉王违约出关，新城三老遮说汉王，汉王乃举哀发义帝丧，邀同诸侯讨伐项羽。戾太子发兵诛乱，谣传以为谋反，壶关三老竟能上奏天子，挽回帝意。王尊是一个贤明的京兆尹，政府无故免职，三老竟可奏闻天子，复任徐州。三老的魄力真是不小！以上俱见《文献通考》卷十二。

    同三老相仿佛的德化领袖是孝弟，农业领袖是力田，高后时代才有的。孝弟力田，秩高至二千石，恐怕不能每乡都有，只和县三老一样，每县一人。三老、孝弟、力田的功用，都是乡治的正面；至于乡治的反面，便寄托在啬夫，游徼和亭长手里。乡三老、啬夫、游徼是乡制里面的三角领袖，亭长便是亭制里面的单头领袖。啬夫的职责，是听讼和收税两种，游徼便要巡行乡里，查禁盗贼；照现在的官吏比起来，啬夫是一个法吏兼税吏，游徼便是一个巡官。亭长的功用，和游徼相差不多，要演习武艺，捉拿盗贼，汉高祖微时便是这样一位乡治领袖。《文献通考》卷十二。

    东汉的乡治制度，仍然和西汉一样；不过乡小的县，每县只有啬夫一人，因为诉讼赋税比较清简，一个人便足应付。亭长的制度和功用，还是和从前一样；不过亭长下面的邮长没有了，另外增加里魁、什长、伍长之类。里魁管理百家，什长十家，伍长五家。西晋虽然经过三国的变乱，还可寻出一点衔接的痕迹————啬夫照旧存在，里魁改成里吏；不过德化中心的三老便从此和中国乡治永别了。因为人口稀疏，五百户也可成为一县；不过一县只有一乡，所以实际县就是乡。三千户以上的县有二乡，五千户以上的县有三乡，万户以上便有四乡。最小的乡只有五百户，最大的乡或有五千户；不管户口多少，每乡都有啬夫一人。千户以下的乡有治书吏一人；千户以上的乡有史一人，佐一人，正一人；五千五百户以上的乡，佐增至二人。乡的下面，大约是百户为一里，有里吏一人；不到百户的地方，也可成为一里，不过至少不得低于五十户。《文献通考》卷十二。

    自从东晋南渡以后，农村组织大受摧残，北方的人民固然是流离失所，南方的农村也主客错杂，组织不易。加以苏峻作乱，把南方的户口版籍一齐焚化，户籍尚且弄不清楚，哪里谈到组织。大约南朝在这二三百年的中间，仍然保存着一种有名无实的里制，而事实上都是杂乱无章。范宁上孝武的表，颇能证明户口杂乱，闾伍不修情形：“……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狭注本郡。自尔渐久，人安其业，邱陇坟柏，皆以成行，无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实。今宜正其封疆，土断人户，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刘裕上安帝的表，也说“自兹迄今，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杂居流寓，闾伍不修。”《文献通考》卷十二。

    北朝元魏对于农村组织，稍为有过一点工作，不像南朝各代专门注意土断户籍问题。太和十年（公历四八六年）的时候，距拓跋珪开国的时候，已经有百年光景，还是没有乡里组织。所以给事中（或称内秘书令）李冲上言，宜依照古法，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取乡人疆谨者任之，谓之三长制度。经过几次的反对和辩论，他的主张卒经采用；最初因手续烦难，人民多不欢迎，后来渐次相习，也还满意。北齐农村组织，规定十家为邻比，有邻长一人；五十家为闾，有闾正一人；百家为族党，有党族一人，副党一人。隋文帝受禅后，改为五家为保，五保为闾，四闾为族，皆有正；畿外稍为不同一点，有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等名称。开皇九年（公历五八九年）依苏威的奏呈改定百家为里，长一人，为唐宋里长名称原始；五百家为乡，正一人，处理本乡讼诉争议。开皇十年虞庆奏称五百家乡正专理词讼，不便于民，并且有党与爱憎，公行货贿的事实，所以就把乡正拿来废了。以上俱见《文献通考》卷十二。

    唐代虽然号称政治修明的一个黄金时代，然而乡治制度，还是依然故我，没有什么新的设施。组织方面大约是依照隋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不过里的下面，又有“四家为邻，三家为保”的说法，不知道怎么样凑成百户的里。每里有里正一人，职责是“按比人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说得也还冠冕堂皇，不过实际恐怕是专管“催驱赋役”。除了里正以外，又有坊正和村正的设立；坊正设在市镇，村正设在乡村，专“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百家以上的大村，除了里正一人，村正一人以外，另外可添加村正一人；十家以上的小村，便并入邻近大村，不另置村正。《文献通考》卷十二。

    五代时候又经过一个长时间的变乱，农村组织的破碎，我们可以想见。从历史的记录，我们只知道周显德五年（公历九五八年）曾令各地归并乡村，大率以百户为一团，每团选三大户为耆长。团的下面还有什么组织，团的上面还有什么组织，并没有明白规定。耆长的职务倒还十分重要；一种是普通的查察奸盗，一种是特别的平均地权。察盗自然是日常工作，均地便是每三年实行一次《文献通考》卷十二。宋代的基本组织，仍然是唐时遗留的里制，里的上面有乡；城市仍然是唐时遗留的坊，坊的上面有厢。譬如江阴城关在宋时有南北两厢：南厢统善政、永安二坊；北乡统升俊、北布政、南布政、钦贤、应和、北能仁、南能仁等七坊。乡村共有顺化、来春、昭闻等十七乡；迁莺、千秋（属顺化），怀仁、守节、遵大、青山（属来春）等五十五里。《江阴县志》卷二，疆域篇页二至三。

    自黄帝至周末是一个传说时期，传说的制度虽然是十分精密，然而究不可靠。秦汉至唐宋是一个混乱时期，农村组织屡次更改，乡治精神根本丧失。一直到了熙宁以后，保甲、乡约、社仓、社学才逐渐推行，乡治精神和事业两方，都有改善的趋势。保甲组织最初为程颢所创，曾经在晋城县实行过，成绩极佳。当时叫作保伍法而不叫作保甲法，“度乡里远近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难相恤，而奸伪无所容。凡孤管残疾者责之亲戚乡党，使无失所；行旅出于途者，疾病皆有所养”。(3) 王荆公大约是看见晋城的实例，想起《周礼》的兵农制度，便订了一种十家为保，五十家为大保，五百家为都保的新法，先在开封附近试行，然后在各路推行。王荆公的保甲制度里面，并没有甲的名种，不知何以叫作保甲法？甲的名称恐怕是明代里甲制度里面才开头采用的。(4)

    保甲制度并不是一个基本的农村组织，只是一个兵农混合组织，所以保甲行使的地方，里制也还可以照旧存在。荆公以政府的力量，极力推行保甲，然而上受朝廷大臣的反对，下受地方官吏的蒙蔽，结果还是不能普遍。荆公下台以后，自然无人维持；到了哲宗时代，便连旧有的也渐渐放弃，保甲制度并不是怎么一个坏制度，不晓得当时的大臣，为什么要死力反对？当时的官吏，为什么不实心奉行？大约前者是荆公求功太切，以致触怒旧臣；后者是荆公用人不当，以致敷衍了事。南宋以后，保甲制度渐为学人所称道，成为《周礼》比闾族党的副本，有名的政治家，都是奉为金科玉律。朱熹、真德秀在学术上，在政治上的地位何等显著，他们都是提倡保甲的；明代的王阳明、吕新吾、刘蕺山、陆桴亭都是提倡保甲的学者。明末和清代简直列入宪章，成为重要国法之一；现代的自卫组织，又何尝不是王荆公保甲制度的遗意；时代真是冤人！

    农村自卫的保甲组织，是在熙宁三年（公历一〇七〇年）实行，谁知六年以后的熙宁九年，又发现了一个新奇的乡约组织。乡约是一种乡里公约的意思，不过也附带有相当的组织，相当的事业；因为空洞的约文，是不易实行，也不易持久的。乡约的发明，大约是汲郡吕大钧（字和叔）的手泽；在他的本乡蓝田实行，普通叫作“吕氏乡约”，也有人称为“蓝田乡约”。乡约的条目，只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款，我们以后自然会有详细的解释。乡约组织颇为简单，每约有约正一人或二人，由大家推举正直不阿的人士充任；他们的责任，在抽象方面是感化约众，在具体方面是主持礼仪赏罚，仿佛秦汉的三老。除了约正以外，还有直月一人，由全约人士按照年龄大小轮流充任。每月有月会一次，公同聚餐，公举善行恶行，记之于籍，以示劝勉或警戒。第三四两章有详细讨论，及材料来源。

    吕氏乡约在北宋自然是名重一时；不过怀疑的人很多，反对的人也不少。康王南渡以后，关中文化根本消失，乡约制度自然也是扫地无余。假使没有朱子出来大事整理，恐怕以后的发展也是没有的。朱子把吕氏乡约乡仪，从支离错误的材料，编辑成为一个完善的原本；又因原本的根基加以修改，成为朱子增损吕氏乡约。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吕氏乡约，多半是朱子增损的吕氏乡约，而不是朱子编辑的吕氏原约，这是谈乡约的人所不可不知的。朱子不惟提倡乡约，并且对于保甲、社仓、小学的工作，也分别提倡————尤其是对于社仓和小学方面贡献尤大。仓库制度和学校制度发达已久；不过农村自立的社仓，儿童基础的小学，恐怕朱子是首创的人，至少是提倡最力，功绩最大的人。可惜朱子没有看出乡约、保甲、社仓、社学四者相互的关系，主客的关系，虚实的关系，没有把它们打成一片，完成农村的组织，实现《周礼》的制度。第五章有详细讨论及材料来源。

    中国农村组织的进展，一直到了朱子手里，才有一点相当的把握。吕氏乡约不用说只是一种空洞的制度，只是一种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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