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农村组织概论

一种地方的试验，在朱子以前并没有多大实力。何况金人入主中原，关中文物完全消灭，这个前程远大的乡约制度，也就随着时代的潮流，无形中牺牲了。保甲的实行，因为有政府的后盾，自然比较普遍；不过也从没成为一个全国的制度，实际的制度。荆公罢相以后，各种新法渐次取消，保甲也是其中之一，所以熙宁年间虽然有保甲，乡约两个新的农村组织出现，熙宁以后便又恢复以前的状况，并无所谓真正农村组织。不过保甲自卫的组织虽然取消，保甲自卫的功用虽然剥削，而保甲的名义在南北宋都是若断若续的存在着；只是领袖变成差役，工作变成催赋。两汉以后赋役尚轻，弊端尚少，虽经过南北两朝的连年变乱，民间尚不见得十分困苦。唐代初称小康，人民颇能安居乐业；玄宗天宝以后，连年征战，赋役问题日趋严重，居乡的困于赋，外出的困于役。一直到南北两宋，赋役问题更闹得天昏地黑，没有法子解决。农村社会里面，没有旁的事件，也没有旁的问题————穷民一天到晚应付租赋，富民一天到晚应付催役；在这种环境的下面去提倡保甲，提倡乡约，提倡社仓，提倡社学，没有极贤明的守令，没有极能干的领袖，是不会有伟大的成效，是不易维持长久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农村组织，并不是流行的组织，而只是特出的组织————并不是保甲乡约的推行，而只是保甲乡约的试办。

    元代的基本农村组织，大约没有重大的变动；里正的名称，尝见于正史，厢坊乡里的区划，也散见各种县志。譬如江阴县志说元代南北两厢增淳和、太平、耆德三坊，其余乡里都是照旧存立；然而新昌县志说元时改厢为隅，改乡为都，改里为图，不用名词而以一二次序，似乎近代的都图制度是从元代开始的《新昌县志》卷一，页二。此外元代还有一个特出的社制，和乡里制度是并存的。每社五十家，无论何色人等，都要加入；五十家以上，百家以下只有一社，百家以上可另行组织，五十家以下附属邻社。社长是由人民公举，一要年高，二要通晓农事，三要有兼丁，才能被举为社长《元典章》卷二三，页三。社长的职务很多，除了赋役归里正催办以外，其余的地方自治事业，像农事、水利、社仓、救恤，都归社长管理。不过后来里正常有规避差役的事情，以致赋役也弄到社长身上，虽经三令五申，结果还是不能满意。

    元代的社制是秦汉以后最完整的农村组织；虽然对于保甲、乡约没有特别提倡，然而乡约、保甲的根本精神，也都包含在里面。社长主要职责是劝课农桑，不听劝诫的惰民，社长可以用书面报告提点官处罚。当然不敬父兄及凶恶的人民，也要报呈处罚。犯法的农民，社长在他们门上，大书所犯事项，以示羞辱，俟其改过自新，乃毁之；其不改者，罚充本社夫役，颇有乡约劝善惩恶的意思《续文献通考》卷十六。可以谋求水利的地方，由社长率领农民自动办理，由政府加以补助；蝗虫的防除，也是由社长率领农民办理。虫旱成灾，社长可以呈请政府验明，减免赋役。乃至开辟荒地，保护禾稼，都由社长主持，农民合办。社学附设本社，聘请通晓经书者一人为学师，在农闲的时候，教授本社子弟的孝经、小学、大学、论孟、经史之类。社仓又叫义仓，也是每社一所，在丰年每家按口一斗，存储仓中，歉年又可按口领用，以备荒灾。

    明代所立的粮长和里甲制度，纯粹是为赋役而设，和乡治没有什么关系。基本农村组织，恐怕还是依照宋元的旧制；不过乡里日少而都图日多。譬如《平阳县志》所载明时共有一隅，二镇，五十五都；隅指县城，镇指市镇，都指乡村。他们的等级相同，他们的下层组织都叫作图，全县共有二百五十二图。每图的下面又分为甲，每甲辖地三百亩。有充里一名，而没有粮长和里长的名称。《江阴县志》所载明时组织，仍是南北两厢，厢下仍是坊，坊下却新添了图的一级；乡村仍是十七乡，旧有五十五里改为五十都，都下又有三百六十五图。又引旧日蔡志，说每图分为十甲，每甲实田二百七十亩，和平阳情形相差极少。《象山县志》所载，也是乡都图三级；政实乡有八都二十一图，归仁乡有九都十二图，游仙乡有七都十二图。粮长制度是在洪武四年（公历一三七一年）颁行的；以万石为率，设长副各一人，以督其乡之税粮。一直到了洪武十四年（公历一三八一年）才诏天下编赋役黄册。凡一百一十户为一里，里有里长；十户为甲，甲有甲首；一年一周，轮流应役。

    此外农村各种事业组织，自从经过明太祖，王阳明君臣的提倡，在明代也逐渐发达。到了嘉靖年间，乡约、保甲、社仓、社学都经政府的提倡，都有正式的规条，几乎成为一个整个乡治系统。洪武开国不久，天下太平，人民丰富，明太祖对于保甲，社仓没有什么设施。社学是教化子弟最重要的工具，明太祖对于儒家教化主张，尤其是十分相信，洪武八年的时候，即已下诏天下，设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乡约在吕氏和朱子手里，还只是人民的公约，人民的友助，所以没有正式采用。不过明太祖对于民众教育，也有两种新的设施，后来竟和乡约打成一片。这两种设施：一个是圣训六谕，和吕氏四条差不多的规条；一个是申明旌善亭子，和朱子善簿恶簿差不远的办法。六谕：一曰孝顺父母，二曰尊敬长上，三曰和睦乡里，四曰教训子孙，五曰各安生理，六曰无作非为。自从嘉靖正式采入乡约宣讲以后，一直传到满清康熙年间，还是乡约的根本。不过洪武六谕初颁的时候，并没有乡约的名称，也没有宣讲的办法，只在每里选一耆老，手持木铎，巡行乡里，且击且诵，以警悟民众。申明亭为的是宣布恶行，使恶者有所儆；旌善亭为的是宣布善行，使善者有所劝；后世的乡约亭所，便是由这个制度出发的。此外还有一种里社制度，一种乡厉制度，是关于乡村宗教方面的设施。里社乡厉是一个自然的宗教，在中国乡村通行已久；不过洪武又加入什么“抑强扶弱之誓”，务在恭敬神明，和睦乡里，以厚风俗，完全是神道设教的意思。参考第六章。

    王阳明巡抚南赣，正是兵荒人乱的年头，所以提倡一种十家牌的保甲法，来维持地方的治安。不过他对于乡约和社学，也忘不了儒家教化的政策，在那里极力提倡。可惜他没有提倡社仓，也可惜没有把乡约、保甲、社学打成一片，完成元代那种整个乡村组织。他的南赣乡约是吕氏乡约和洪武六谕的一种混合产品，约文采取圣训六谕，组织采取吕氏乡约，洪武六谕才正式加入乡约，乡约名称才正式采入乡治。不过阳明所提倡的南赣乡约，比起和叔主持的吕氏乡约来，又是一种精神。吕氏乡约是人民主持，南赣乡约是政府提倡；吕氏乡约是根据约言，南赣乡约是根据圣训。乡约效力或者因为官府的提倡可以增加，乡约精神也许因为官府的提倡愈加丧失，所以官府提倡并不是乡约之福。他在南赣所提倡的十家牌法，是寓教化于保甲之中，和王荆公的纯粹保甲法，颇有一点不同。所以十家牌法除了清理户口，查察奸宄以外，也还能从积极方面尽一点劝导的职责。此外他对于社学也十分留意，起初颁布“兴举社学牌”，后来又颁行“社学教条”，令府县官吏极力提倡，以谋儿童教化的普及。《王文成全书》卷十六、卷十七。

    至于明代社仓的设立，不知始于何时。我们所知道的是在嘉靖八年（公历一五二九年，在阳明提倡社学和乡约以后十一年）政府曾有明文规定，每二三十家为一社，择家道殷实而有行义者一人为社首，处事公平者一人为社长，能书算者一人为社副。每朔望会集，列户上中下出米四斗至一斗有差，加耗五合。命令虽然说得很好，不过实际上每二三十家办理社仓的很少，一县里面多半是由县令设法建造几个，点缀风景而已。见《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和《平阳县志》卷十三食货志。

    明代农村组织的发展，社学、里社、乡厉最早，在洪武年间已经有了。乡约的基础，虽然也在洪武年间立定，然而乡约名称正式的采用，王阳明的南赣乡约还是第一次。保甲社仓起初大约是没有；保甲到阳明手里才有，社仓到嘉靖年间才有。他们演进的秩序虽然不一致，然而到了嘉靖年间，都已有了相当的基础；不但有相当的基础，并且已经有了正式的规条，成了国家的功令了。《图书编》里面的保甲规条、乡约规条、社仓规条、社学规条，便是在这个时代颁布的。从前提倡乡约的时候，只提倡乡约；提倡保甲的时候，只提倡保甲；提倡社仓的时候，只有社仓；提倡社学的时候，只有社学；完全是个别提倡，局部工作。一直到了这个时候，才有一套整个的规条，才有一个整个的系统，不能不说是一个新的贡献。他们四个的关系，《图书编》已经说得很好：“是故保甲之法，人知足以弭盗贼也，而不知比闾族党之籍定，则民自不敢以为非；乡约之法，人知足以息争讼也，而不知孝顺忠敬之教行，则民自相率以为善；由是社仓兴焉，其所以厚民生者为益用；由是社学兴焉，其所以正民德者为有素；可见四者之法，实相须也”《图书编》卷九十二。嘉靖时代不但乡约保甲成为中央法令，成为地方要政，并且风声所及，连藩属的朝鲜，也在那里提倡，也在那里仿行。(5)

    嘉靖时代的农村组织，是四位一体制度，四而一，一而四的制度。不过这四个东西，并不是一样的性质，一样的重要，乡保根本而社仓社学枝叶，乡保主要而社仓社学次要，所以自然而然的，产生一种二正二副的理论，二正二副的制度。乡约保甲互相表里的理论，可以说是明末乡治主要的理论；乡约保甲打成一片的办法，也可以说是明末乡治主要的制度。吕新吾的乡甲约，便是一个著名的例证。他以为“乡约之所约者此民，保甲之所保者亦此民；但约主劝善，以化导为先，保主惩恶，以宄诘为重，议将乡精保甲总一条编”。所以他的乡甲约制度，便拿乡约为主，保甲为辅；社仓社学，在名称上，在实际上都只占一个小小的地位。刘蕺山的“保民训要”，“乡保事宜”，也是一个乡约保甲为主，社仓社学为副的制度。“保民训要”又以保甲为主，所以里面分成“保甲之籍”，“保甲之政”，“保甲之教”，“保甲之礼”“保甲之养”，“保甲之备”各条。“乡保事宜”是以乡约为主，所以里面分成“约典”，“约诫”，“约礼”，“约制”，“约备”，乡约渐次变成主体，保甲渐次变成附属。后来刘蕺山隐居田园，因为捍卫乡里，图谋恢复，又草成了《乡书》，《广乡书》各篇；内容大约和“保民训要”，“乡保事宜”相差不远，可惜没有机会实行。至于吕新吾和刘蕺山他们两位先生的详细办法，实际效果，我们将来会有比较详细的讨论，自然不必多说了。

    除了乡约保甲混合组织以外，乡约制度在明末还有一特殊的组合，那就是高忠宪（名攀龙，为东林主角之一，在刘蕺山之先）的同善会。高忠宪的同善会，并不是现在的同善会，现在的同善会是宗教和慈善的联合，高忠宪的同善会只是乡约和慈善的联合。同善会的意思，只是大家共同为善，共同行善；为善是勉励自己，行善是扶助他人。在高忠宪原有同善会规例里面，只能看见行善的办法，而没有为善的举动；在高忠宪自己的“同善会讲话”里面，才把劝善的意思弄得清楚，乡约的旗帜弄得分明。同善会规例，每季仲月望日有会，每会有人主讲劝善。会齑（即捐纳）每人自九分至九钱，各依经济高下量力捐助。捐得的款项，普通分作三分，二分助贫，一分给棺，完全是慈善的工作，同乡约没有什么关系。“同善会讲话”是高忠宪在仲月望日讲演的底稿，里面讲到“善是决当为，恶是决不当为”的道理，并且提到洪武六谕，以为“若是人人肯向善，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如此便成了极好的风俗”。其他“为子弟者，愈孝亲敬长，为父兄者，愈思教子训孙；各思勤俭生理，各戒非为浪费”，还是洪武六谕的底子。“人人有父母，人人随分孝顺他；人人有长上，人人随分尊敬他；人人有乡里，大家要和气些；人人有子孙，大家要教训他；生理是该做的，人人做自己该做的事，各有过活；非为是不该做的，若做不该做的事，各有罪名”，岂不是在那里替洪武六谕作注解吗？高忠宪是同善会的祖宗，他的徒弟陈几亭先生（名龙正，字惕龙）也是十分热心，大有当仁不让于概，所以提倡同善会的人们，往往并称高陈，可见几亭在同善会里面的地位。他不惟在各处提倡，在各处讲演，并且亲自建筑同善会馆，同善社仓，以立定同善会将来的基础。《得一录》卷六。

    嘉靖年间的乡治系统是四而一、一而四的均等制度；他们内部的关系，他们各个的地位，一点没有说明。吕新吾的乡甲约以乡约保甲为主，社仓社学为辅；乡约保甲之中，又以乡约为主，保甲为辅；他们彼此的地位，彼此的关系，还是不大清楚。一直到了陆桴亭手里，才把乡约、保甲、社仓、社学各个的地位，彼此的关系，弄得清清楚楚。他直截了当以为乡约是乡治的纲领，可以包含保甲、社仓、社学，所以他说“夫何以谓之乡约也？约一乡之众，而相与共趋于社学，共趋于保甲共趋于社仓也。四者之中，乡约为纲而虚；社学、保甲、社仓为目而实”。他的治乡三约系统，更能充分表现他的主张：一个约长的下面，有教长、保长、恤长三个约副，受约长的指挥，去办理一切乡里的事业。可惜桴亭先生没有机会试验他的主张，所以治乡三约不能见诸实行；更可惜清代诸帝支离破碎的去提倡乡村建设，所以连明末那一点基本理论，也埋殁在故纸堆里，永久没有实现的可能。

    清代各帝对于乡约、保甲、社仓、社学的提倡，都是十分努力。不过单有称孤道寡的皇帝提倡，而没有名高德重的疆吏提倡，在社会里面的效果，自然又不如王阳明、吕新吾他们的工作了。并且清代各种农村组织，各有专部分别提倡，整个的乡治，便从此分而不合，系统破碎，精神颓丧，真是清代各帝始料所不及的。基本农村组织在顺治元年（公历一六四四年）曾颁行一种村甲制度，十家置一甲长，百家置一总甲，凡有逃人奸宄窃盗事件，邻佑以报甲长，甲长转报总甲，颇有一种保甲的意味。顺治十七年（公历一六六〇年）又覆准设立里社，令民或二三十家，或四五十家聚居，每遇农时，有死丧疾病者，协力耕助，又有一点乡约友助的意思。此外顺治五年（公历一六四八年）因为攒造黄册，曾编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丁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有甲长，里有里长。

    不过清代各县乡村的名称，实际上是复杂已极，毫无统一办法。我们只消举出几县的乡村名称作为代表，便可想见一斑：

    一、江阴县————镇下为保

    二、平阳县————都或镇下为庄

    三、象山县————乡下为都，都下为村

    四、通县（南通州）————乡下为都，都下为里

    五、宝山县————乡下为都，都下为图

    六、忻州————乡下为都，都下为村或庄

    七、淮宁县————里下为甲

    八、尉氏县————甲下为村

    九、县————社下有庄或村

    十、临颍县————保下为里

    十一、定州————约下为村

    （以上参考各该县志）

    我们只都看了这几个例子，便可找出十几个名称来————镇、保、都、庄、乡、村、里、图、甲、社、约；此外长城一带的县分，还有什么堡、寨之类。可惜我们这里篇幅有限，不能作一个详细的分析。乡约在明末清初交替的时候，还是照旧存在；不过正式的提倡，恐怕是从顺治九年（公历一六五二年）颁行六谕卧碑文起。这六谕卧碑文，就是明太祖的洪武六谕，不知清世祖何以不加更改？所以后世还有人以为是清世祖的六谕。一直到了康熙九年（公历一六七〇年），清圣祖才新颁上谕十六条；后来转辗发达，康熙十六谕便代替了洪武六谕，而成为清代的乡约宣讲主文。这个十六谕在康熙十八年（公历一六七九年）浙抚某曾经有过一种直解，二十年（公历一六八一年）梁延年有一种像解，雍正二年（公历一七二四年），清世宗有一种广训，嘉庆二十年（公历一八一五年），又出来了一种广训直解。不过这都是为讲约用的，而讲约又多限于县城及大镇，所以达到乡民的影响是很少的。当然小规模的地方乡约，乃是自动乡约，在清代也可找得出来；然而宣讲圣谕到底是清代乡约的主要工作。详见清代乡约章。

    顺治元年的甲长总甲，虽然也有一点保甲的意味，然而不是真正的保甲。保甲法律在户部有户部则例，在刑部有刑部条例，不过不知是什么时代颁行的。我们知道于成龙在康熙十三年（公历一六七四年）便已实行保甲见于清《端公政书》。康熙三十三年黄六鸿所编的《福惠全书》，里面还有保甲一部；可见至少在康熙时代已经有了。此后屡朝都有上谕，或令地方官吏斟酌办理，或令地方官吏切实施行。大约清代实行保甲的人比乡约多，清代保甲的效果也比乡约大；行乡约的人没有不行保甲的，行保甲的人便不一定行乡约。尤其是咸同各朝，保甲的需要十分迫切，保甲的功效十分明确，所以保甲的声势也十分伟大。除了户部、刑部的保甲法规以外，各省常有各省的单行法规，甚至一县都有一县的保甲章程，内部情形十分复杂，我们无从讨论。大约徐栋的《保甲书》，对于保甲的议论和办法，可以代表当时的情状，我们只消稍为翻阅一下，便可得其大概。(6)

    清代社学的提倡颇早，顺治九年（公历一六五二年）便已题准，每乡置社学一区，择其文义通晓，行谊谨厚者，补充社师，免其差役，量给廩饩养赡。后来每一个朝代，每一个皇帝，都有一两道上谕，专门提倡社学。尤其是土司苗民设学，政府非常重视，希望从社学下手，可以同化苗人。不过实际上一县里面的社学，实在是不多的：好的地方市镇都有社学，坏的地方只有县城一二所，乡村儿童的教育，当然是谈不到了。譬如《祥符县志》在顺治初年共有社学十九区，六区在城，十三区在乡，似乎也还普遍。后来渐次废弃，只有新建三所，还有什么普及乡村的可能。不过乾隆二年（公历一七三七年）又有一种“社会”的组织，因学立社，每县五社，每社约八十人，有社长上下两名，斋长若干名，倒是一个新奇的组织。见《祥符县志》。

    清代社仓在康熙十八年（公历一六七九年）便已下令设立；在乡村叫作社仓，在市镇叫作义仓，由官绅士民捐输，由本地善良管理。康熙四十二年（公历一七〇三年）又重申前令，注重村庄社仓；大约是从前多重市镇义仓，而不管乡村社仓，所以才特别提倡。乾隆十八年（公历一七五三年）编成的畿辅义仓图，合若干村庄为一仓，并且叫作义仓而不叫社仓，便是表示义仓的普遍，社仓的稀少。不过村庄距离义仓还不算远，所以虽然设在市镇，乡村也有相当利益。共计畿辅一百四十四州县里面，有三十三县附仓村庄，都在十五里以内，七十三州县在二十里以内，三十三州县约二十余里，虽然不是真正的乡村组织，也还比乡约社学普遍一点。

    清初各帝颇能励精图治，所以乡约、保甲、社仓、社学都能积极提倡；虽然是各自为政，有一种支离破碎的毛病，然而也有相当的成绩。咸同以后，朝局日非，保甲或者因为匪患的原故，又有一番振作，其余的都是因循苟且，敷衍了事。到了满清末年，乡约空有宣讲，保甲空有门牌，社仓少而无谷，社学少而无人，中国乡村组织，几乎是退化到一个无组织的状况。好在华南的家族组织，还十分健全，可以替代正式的乡治；华北也有种种自然的组织产生————青苗会、义坡会、大社、小社、公会、官会，以及其他种种水利组织、仓库组织、自卫组织、宗教组织、娱乐组织，勉强渡过了这个过渡时代的难关。(7) 从满清末年，民国初年的乡村自治运动看起来，似乎外国的制度不一定可以实行于中国，中国的制度也许还可以存在于中国————社学成了小学，保甲成自卫，社仓在调节粮食提倡合作一方面，似乎有复生的可能，乡约在教育民众，振作精神一方面，也似乎有复生的可用。我们自然不愿意抄袭东西，拾人牙慧；我们也不愿意故步自封，泥于古制。我们要用历史的方法，分析的眼光，冷静的头脑，去看一切的中国乡治制度；我们更要用历史的方法，分析的眼光，冷静的头脑，去看乡治基本的乡约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