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志第六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而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题曰《春秋》也。周室既微，孔子明王道，一为鲁司寇秉政，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于是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已而反鲁。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车子商获兽，以为不祥，孔子曰：“麟也。”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及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弗乎弗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我欲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得百二十国宝书，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托于鲁而次《春秋》。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十二公，据鲁，亲周，故宋，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孔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具论其语，成《春秋左氏传》，以授曾申。申传魏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又作《抄撮》八卷，授赵人虞卿。虞卿作《虞氏微传》二篇，《抄撮》九卷，授同郡荀卿，则左丘明之六传弟子也。自是传《春秋》者分为二义：有记载之传，主于记事，《春秋》之《左氏传》是也；有训诂之传，主于释经，公羊、穀梁、邹、夹之传是也。邹氏无师，夹氏有录无书。而公羊、穀梁之传，皆自卜商。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春秋》属之商，《孝经》属之参也。”齐人公羊高者，尝受《春秋》于商，以传其子平。而平传子地，地传子敢，敢传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母子都著于竹帛，《汉书·艺文志》著录《公羊传》十一卷者是也。大指明于解经，疏于征事。文十二年“秦伯使遂来聘”，《传》云：“贤缪公也。”此误以康公为缪公。而襄二年《传》云：“齐姜与缪姜，则未知其为宣夫人欤？成夫人欤？”昭二十年“曹伯庐卒于师”，《传》云：“未知公子喜时从欤？公子负刍从欤？”则当事人且不知矣，事之荒略何论焉。盖《公羊传》之不传事，与左丘明之传事不传义者殊指也。至《传》引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春秋》传经之师。而寿及胡母子都博采其义以为坿益，是传义亦不尽出公羊子也。《穀梁传》者，始于鲁人穀梁赤，亦云自子夏，与《公羊传》同。惟公羊高亲受指子夏，而穀梁赤秦孝公同时人，乃后代传闻，以授荀卿。荀卿亦传《左氏》，而授《穀梁传》于齐人浮丘伯，以传鲁申公，亦系口说，未知谁著竹帛。而题《穀梁传》者，盖著师传之始穀梁，《汉书·艺文志》著录《穀梁传》十一卷者是也。其传指在解经，与《公羊》同。其传文每往复诘难以尽其义，亦与《公羊》同。然传义则有与《公羊》同者，亦有与《公羊》异者，而与《公羊》异者，或并存其义，或直斥其非。庄二年：“公子庆父帅师伐于余丘。”《公羊》云：“邾娄之邑也。曷为不系乎邾娄？国之也。曷为国之？君存焉尔。”而《穀梁》则云：“公子贵矣，师重矣。而敌人之邑，公子病矣。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说，即兼存《公羊》“曷为国之？君存焉尔”之义也。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公羊》云：“此未适人，何以卒？许嫁矣。”而《穀梁》则云：“其曰子叔姬，贵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传曰：‘许嫁以卒之也。’”此所谓“其一传”，明是《公羊传》矣。此并存其义者也。宣十五年：“初税亩，冬蝝生。”《穀梁》云：“蝝，非灾也。其曰蝝，非税亩之灾也。”此《穀梁》非《公羊》之说也。《公羊》以为宣公税亩，应是而有天灾，《穀梁》以为不然，故曰“非灾也，非税亩之灾也”，此直斥其非者也。此《穀梁》义之与《公羊》异者也。与《公羊》同者，隐公不书即位，《公羊》云“成公意”，《穀梁》云“成公志”。郑伯克段于鄢，皆云“杀之”。如此者不可枚举矣。盖《穀梁》晚出，因得监省《公羊》之违畔，而或取，或不取，或非之，或兼存之，与《公羊传》义有同有不同也。《公羊》、《穀梁》皆解正《春秋》，《春秋》所无者，《公》、《穀》未尝言之。而《左氏》叙事见本末，则有《春秋》所无而《左氏》为之传者焉，有《春秋》所有而《左氏》不为传者焉。故汉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而推本《公》、《穀》，以为真孔子之意也。然秦火之后，汉初惟《左氏传》最先出。孝惠之世，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盖受学于荀卿者也。然则汉之献书，张苍最先，而汉之得书，首《春秋左氏传》。以先著竹帛，多古字古言，谓之古学。而《公羊》汉时乃兴，传以今文，谓之今学。胡母生子都以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广川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菑川公孙弘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亦颇受胡母生之说焉。而董仲舒少治《春秋》，与胡母生俱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大致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以观天人相与之际，而得之于正。谓：“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上揆诸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自汉治杂黄老、刑名，而武帝更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其议胥自仲舒发之。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丞相，封平津侯。仲舒以弘为从谀，而官不过二千石。相江都、胶西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以《公羊》家法，而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著《汉书·艺文志》，《春秋决事》十卷，见《隋书·经籍志》，此仲舒以《公羊》断狱也。仲舒尤喜以《公羊》明阴阳灾异，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后世结集其篇，曰《春秋繁露》。繁一作蕃，解之者曰：“繁露，冕之所垂，有联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立名或取诸此也。”其书十七卷，发挥《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后世《公羊》家所称“存三统”、“张三世”、“异外内”三科九旨，一切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罔不导自《春秋繁露》。何谓存三统？曰：“《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春秋》当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故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统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农为九皇，而改号轩辕谓之黄帝，因存帝颛顼、帝喾、帝尧之帝号，绌虞而号舜曰帝舜，录五帝以小国。下存禹之后于杞，存汤之后于宋，以方百里，爵号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而殷、周为王者之后，绌夏改号禹谓之帝禹，录其后以小国。故曰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此著于《三代改制质文篇》者也。何谓张三世？曰：“《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此著于《楚庄王篇》者也。何谓异外内？曰：“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此著于《王道篇》者也。虽无三科、九旨之目，而后之言三科、九旨者本焉。弟子遂者，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吕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长史。惟嬴公守学不失师法，为昭帝谏大夫，授东海孟卿、鲁眭孟。孟，名弘，以字行，少时好侠，斗鸡走马，长乃变节，从嬴公受《春秋》，以明经为议郎，至符节令。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上林有柳树枯僵自起生，有虫食柳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己立”。孟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书上，廷尉奏孟祅言惑众，伏诛。后五年，皇曾孙病己兴于民间，即位为孝宣帝，其言乃验。征孟子为郎。孟弟子百余人，惟东海严彭祖、鲁颜安乐为明，质问疑谊，各持所见。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乐各专门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颜、严之学。彭祖，字公子，为宣帝博士，至太子太傅，著有《春秋公羊传》十二卷，见《隋书·经籍志》。然廉直不事权贵。或说曰：“君亡左右贵人之助，经谊虽高，不至宰相，愿少自抑。”彭祖曰：“凡通经术，固当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从俗，苟求富贵乎？”竟以太傅官终。授琅玡王中，为元帝少府，家世传业。中授同郡公孙文、东门云。云为荆州刺史，文东平太傅，徒众尤盛。颜安乐，字公孙，本眭孟姊子，与严彭祖并推孟高第弟子。家贫，为学精力，有《公羊颜氏记》十一篇，见《汉书·艺文志》。官至齐郡太守丞，授淮阳泠[1]丰次君、淄川任公。公为少府，丰淄川太守。由是颜家有泠、任之学。始琅玡贡禹少翁事嬴公，成于眭孟，至御史大夫。兰陵疏广仲翁事孟卿，至太子太傅。而广授琅玡筦路，路为御史中丞。禹授颍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都为丞相史。都与路又事颜安乐，故颜氏复有筦、冥之学。路授颍川孙宝子严，为大司农。丰授东海马宫游卿、琅玡左咸，宫至太师大司徒，而咸为郡守九卿，徒众尤盛。推而《公羊春秋》之盛，自董仲舒。武帝时，瑕丘江公之言《穀梁春秋》，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而江公之先受《穀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然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太子既通，复私问《穀梁》而善之。其后寝微，惟鲁荣广王孙、皓星公二人受焉。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才捷敏，与《公羊》大师眭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庆幼君、丁姓子孙皆从广受。千秋又事皓星公，为学最笃。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穀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有过，左迁平陵令。复求能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说矣，会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穀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伊推、宋显，《穀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内侍郎许广，使者亦并内《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穀梁》，由是《穀梁》之学大盛。庆、姓皆为博士。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为博士，至长沙太傅，徒众尤盛。尹更始为谏大夫、长乐户将，撰《春秋穀梁传》十五卷，见《隋书·经籍志》，又受《左氏传》，取其变理合者以为章句，传子咸及汝南翟方进、琅玡房凤。凤，字子元，哀帝时，累擢光禄大夫、五官中郎将。时光禄勋王龚以外属内卿，与奉车都尉刘歆共校书，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纳之，以问诸儒。皆谓“《左氏》为不传《春秋》”，不肯对。歆于是数见丞相孔光，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惟凤、龚许歆，遂共移书责让太常博士。大司空师丹奏歆非毁先帝所立，三人皆出外补吏，而凤补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胡常事江博士，江博士死，乃与凤俱事尹更始，授梁萧秉君房，王莽时为讲学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学。翟方进虽受《穀梁》于尹更始，然好《左氏传》，其《左氏》则刘歆师也。《左氏》之学，自北平侯张苍。苍于秦时为御史，历秦，至汉文帝时为丞相，传洛阳贾谊。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后望之为太子太傅，荐禹于宣帝，征待诏，未及问，会疾死，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翟方进受。始歆嗣其父向领校中五经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时丞相翟方进，而尹咸为丞相史，以能治《左氏》，与歆校经传。歆略从咸及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呻吟《左氏》，下至婢仆，皆能讽诵，由是言《春秋左氏传》者本之刘歆。初，《春秋》惟有《公羊》博士而已。至孝宣世，复立《穀梁》博士。哀帝时，歆既以欲建立《左氏春秋》黜外，会哀帝崩，王莽持政，而歆亲近用事，卒立《左氏》。《左氏》自荀卿至尹更始父子、胡常、翟方进辈，皆以名家，而亦兼治《穀梁》，非《公羊》齐学绝不相通者比也。既世祖中兴，立五经博士，《春秋》严、颜而已，皆《公羊》家也。而《穀梁》、《左氏》不与。终东汉之世，而治《穀梁》有闻者，仅河南侯霸君房、扶风贾逵景伯而已。霸于前汉哀帝时，事九江太守房凤，治《穀梁》，为都讲。逵名辈差晚，然于五家，《穀梁》为兼通，而实受其父徽《左氏春秋》，为古学者也。《左氏》虽终不得立学官，然与《公羊》代兴。《公羊》严、颜并立，严氏为盛。而治《颜氏》有闻者，终东汉之世，仅河内张玄君夏、豫章唐檀子产而已。然玄兼通数家，特以颜氏为宗。世祖时，举明经，补弘农文学，迁陈仓县丞。清净无欲，专心经书，方其讲问，乃不食终日。及有难者，辄为张数家之说，令择从所安。诸儒皆伏其多通。举孝廉，除为郎。会《颜氏》博士缺，玄试策第一，拜为博士。居数月，诸生上言：“玄兼说《严氏》，不宜专为《颜氏》博士。”乃罢。则兼说《严氏》者也。《严氏》学知名者，则有长沙太守汝南郅郓君章、琅玡太守河内李章第公、少府山阳丁恭子然、太常北海周泽稚都、太常陈留楼望次子、侍中琅玡承宫少子、长水校尉南阳樊儵长鱼、左中郎将汝南钟兴次文、太子少傅北海甄宇长文、海西令豫章陈曾秀文、侍中蜀郡张霸伯骁、霸子长陵令楷公超、颍川太守会稽顾奉。其间丁恭最为老师，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太常楼望、侍中承宫、左中郎将钟兴、长水校尉樊儵，皆受业于恭。而儵删定《公羊严氏章句》，世号樊侯学，教授门徒前后三千余人。其尤知名者张霸，以儵删犹多繁辞，乃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诸生孙林、段著、刘固等慕之，各市宅所居之旁以就学焉。此治《严氏春秋》者也。有治《公羊春秋》而不名严、颜何家者，则侍中扶风李育元春、博士羊弼、辽东属国都尉北海公沙穆文乂、谏议大夫任城何休邵公，而何休最著。休为人质朴讷口，而雅有心思，从羊弼学。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撰成《春秋公羊解诂》十一卷，题曰“何休学”。有不解者，或答曰：“休谦辞受学于师，乃宣此义，不出于己也。”大指以为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而贯以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之义。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即位者，一国之始。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外诸侯，内诸侯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七等者，州、国、氏、人、名、字、子。州不若国，故言荆不如言楚。国不若氏，故言楚不如言潞氏、甲氏。氏不若人，故言潞氏、甲氏不如言楚人。人不若名，故言楚人不如言介葛卢。名不若氏，故言介葛卢不如言邾娄仪父。字不若子，故言邾娄仪父不如言楚子、吴子。《春秋》设此七等，以进退当时之诸侯。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也。六辅者，公辅天子，卿辅公，大夫辅卿，士辅大夫，京师辅君，诸夏辅京师也。二类者，人事与灾异也。此之谓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而三科、九旨之于七等，表里为用，义最闳大。故曰：“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盖攘夷狄者，所闻世之治也。若所见世，著治太平。哀四年“晋侯执戎曼子赤归于楚”，十三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夷狄进至于爵，与诸夏同，无外内之异矣。外内无异，则不必攘。远近小大若一，且不忍攘。《春秋》心同天地，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必无因其种族不同而有歧视之意。而升平世不能不外夷狄者，其时世治尚未进于太平，夷狄亦未进于中国，引而内之，恐为诸夏患，故夫子称齐桓、管仲之功，有披发左衽之惧，以其救中国，攘夷狄，而特笔褒予之，为夷狄之未进于中国也。虽然，特为升平之世言之耳，匪太平之治也。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也。拨乱之世，内其国而外诸夏。诸夏非可攘者，而亦必异外内，斯则隘狭之国家主义，而言治之始尔，匪《春秋》之隆治矣。故董仲舒明言“自近者始”，“王化自近及远”。由其国而诸夏，而夷狄，以渐进于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其义即本诸董仲舒也，宁惟三科九旨而已。董仲舒《春秋繁露·重政篇》云：“《春秋》变一谓之元。”何休之说隐元年以焉。《繁露·二端篇》云：“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2]之政。”何休之明五始以焉。《繁露·玉杯篇》有“先质后文”之语，而何休遂谓“《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如此之类，难以仆数，是则休之《解诂》，胥出董仲舒之指矣。休又以《春秋》驳汉事六百余条，成《春秋汉议》十三卷，妙得《公羊》本意。初，李育习《公羊春秋》，颇涉猎古学，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至是，休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春秋公羊墨守》十四卷，《春秋左氏膏肓》十卷，《春秋穀梁废疾》三卷。然休之解诂《公羊》，亦有用《左氏》、《穀梁》传者，倘休膏肓《左氏》，废疾《穀梁》，而义之所长，亦有不能不兼采并存者乎？考汉今古文家相攻击，始于《左氏》、《公羊》，而今古文家相攻若仇，亦惟《左氏》、《公羊》为甚。施、孟、梁丘、京《易》之于费氏《易》，欧阳、大小夏侯《尚书》之于古文《尚书》，齐、鲁、韩《诗》之于毛《诗》，虽不并立，然未如《公羊》家之抨难《左氏》也。东汉之初，《左氏》虽不立博士，然为当世贵重。执金吾封雍奴侯上谷寇恂子翼，征西大将军封阳夏侯颍川冯异公孙，皆以名将学《左氏春秋》，然未名家。扶风孔奋君鱼少从刘歆受《春秋左氏传》，歆称之，谓门人曰：“吾已从君鱼受道矣。”世祖即位，拜为武都太守。奋以弟奇经明当仕，上病去官。奇博通经典，作《春秋左氏删》。而奋晚有子嘉，官至城门校尉，作《左氏说》。然父子兄弟以为家学，而未大显于世。河南郑兴少赣[3]，少学《公羊春秋》，而好古学，于王莽时，将门人从刘歆讲正《左氏》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训诂，而传业子众，字仲师，作《春秋难记条例》、《春秋删》。世言《左氏》者多祖兴父子，而贾逵自传其父徽之业，由是《左氏》有郑、贾之学。贾徽亦从刘歆受《左氏春秋》，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而苍梧陈钦习《左氏春秋》，事黎阳贾护，与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子元字长孙，少传父业，为之训诂，锐精覃思，至不与乡里通，世祖时与郑兴俱为学者宗。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左氏》立博士。博士范升谓《左氏》学无有本师，而多违异，与歆争，具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时难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元闻之，诣阙上疏曰：“《左氏》孤学少与，遂为异家之所覆冒。臣元窃见博士范升等所议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违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后相违，皆断截小文，媟黩微辞，以年数小差，掇为巨谬，遗脱纤微，指为大尤，指瑕擿衅，掩其弘美，所谓‘小辨破言，小言破道’者也。臣元愚鄙，尝传师言。如得以褐衣召见，俯伏庭下，诵孔子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辞不合经，事不稽古，退就重诛，虽死之日，生之年也。”书奏，下其议。范升复与元相辩难，凡十余上，卒未得其要领，异日李育所谓“陈元、范升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者也。然而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帝以元新忿争，乃用其次司隶从事魏郡李封。于是诸儒以《左氏》之立，论议讙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会封病卒，世祖重违众议，而因不复补。然世儒言《左氏》者不绝，特为人主所重。扶风贾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尤明《左氏传》、《国语》，为之《解诂》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献之。显宗重其书，写藏秘馆。肃宗立，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帝善逵说，使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于是具条撰成《春秋左氏长义》二十卷，奏之，曰：“臣谨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十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如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已甚远，而冤抑积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先帝不遗刍荛，省纳臣言，写其传诂，藏之秘书。建平中，侍中刘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论大义，而轻移太常，恃其义长，诋挫诸儒。诸儒内怀不服，相与排之，从是攻击《左氏》，遂为重仇。至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穀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且三代异物、损益随时，故先帝博观异家，各有所采。《易》有施、孟，复立梁丘，《尚书》欧阳，复有大小夏侯，今《三传》之异，亦犹是也。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书奏，帝嘉之，赐布五百匹，衣一袭，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然逵之所为称引《左氏》义长者，特迂怪可笑，附托图谶，献媚世主以行其学耳。论者以为匪其本也。然《左氏》由是行于世。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受《左氏》、《穀梁春秋》，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扶风马融季长尝欲训《左氏春秋》，既见逵及郑众所注，乃曰：“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传异同说》。北海郑玄康成始事京兆第五元先，通《公羊春秋》，既因涿郡卢植子干事马融，遂明《左氏》，乃发《公羊墨守》，针《左氏膏肓》，起《穀梁废疾》，以致难于何休。又以休有《春秋汉议》，作书二卷驳之，《隋书·经籍志》所著《驳何氏汉议》者是也。休见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公羊》微而《左氏》兴。玄作《左氏传注》，未成，以与河南服虔子慎，作《春秋左氏传解谊》三十一卷，亦以《左传》驳何休之所驳汉事六十条，成《春秋汉议驳》二卷，又以何休重难《左氏》，撰《春秋左氏膏肓释痾》十卷、《春秋成长说》九卷、《春秋塞难》三卷，斯亦针起何疾，申明《左》指者也。然《左传》犹未置博士。会灵帝立太学《石经》，卢植乃上书请置博士，为立学官，谓“与《春秋》共相表里”也。陈国颍容子严者，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师事太尉杨赐。于献帝初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刘表以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而同时南阳谢该文仪亦以明《春秋左氏》为世名儒，门徒数百千人。河东乐详条《左氏》疑滞七十二事以问，该皆为通解之，名为《谢氏释》，行于世。斯则东京《左》学之后劲也已。汉祚既衰，鼎分三国。言《春秋》者，魏有司徒东海王朗景兴，撰《春秋左氏传》十二卷。而朗子太常肃字子雍，能传父学，撰《春秋左氏传》三十卷、《春秋外传章句》一卷、注二十二卷。大司农弘农董遇季直撰《春秋左氏传章句》三十卷[4]，乐平太守糜信撰《春秋说要》十卷、《春秋穀梁传注》十二卷、《理何氏汉议》二卷。中散大夫谯郡嵇康撰《春秋左氏传音》三卷，大长秋韩益撰《春秋三传论》十卷。而高贵乡公以帝子穷经，撰《春秋左氏传音》三卷，斯称儒林之盛事焉。蜀亡传《春秋》者，吴则有骑都尉会稽虞翻仲翔，撰《春秋外传国语注》二十一卷，尚书仆射丹阳唐固子正撰《春秋穀梁传注》十三卷、《春秋外传国语注》二十一卷，中书侍郎云阳韦昭宏嗣撰《春秋外传国语注》二十一卷。《春秋外传国语》者，传云自左丘明，既为《春秋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号，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国语》二十一篇，亦曰《外传》者，《春秋》以鲁为内，以诸国为外，外国所传之事也。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自郑众为之解诂，而汉、魏儒者并申以注释，治其章句，此亦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然郑众解诂以下，诸家并亡，独韦昭之注存。自序称兼采郑众、贾逵、虞翻、唐固。今考所引郑说、虞说，寥寥数条，惟贾、唐二家，援据驳正为多，凡所发正六十七事。而三国之言《公羊》者，仅见魏河南尹丞高唐刘寔子真之撰《春秋条例》十一卷、《春秋公羊达义》三卷焉。晋武帝既禅魏祚，遂并吴国，盖镇南大将军京兆杜预元凯之谋为多。预博学多通，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特举刘歆、贾徽父子、许淑、颍容之违以见同异，大指以为：“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独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淑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颍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其它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穀梁》，适足自乱。预今所以为异，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其发凡以言例者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辟、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推五体以寻经旨，简二传而去异端，盖丘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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