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志第六

丘明之志也。”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比老乃成，自云有《左传》癖。然当时论者谓预文义质直，未之重。独秘书监长安挚虞仲洽赏之曰：“左丘明本为《春秋》作传，而《左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盖《左氏》初行，学者不得其例，故傅会《公羊》以就其说，亦犹佛典初兴，学者多以老、庄皮傅。而预生诸儒后，始专以《左氏》凡例为揭橥，不复杂引二传，此其所以来“《左氏》忠臣”之称也。然后贤短预，或颇未同，究厥所以，条为三事：盖郑注《周礼》，先引杜、郑，韦注《国语》，明征贾、唐，言必称先，不敢掠美。预乃空举刘、贾、许、颍，而《集解》中不著其名，混昔贤于己说，迹近干没，其失一也。预解不举所出，刘与许、颍之说尽亡，贾、服二家，尚存厓略。预举四家而不及服，其失二也。长于星历地理，而吝于虫鱼鸟兽草木之名，又言地理，好为臆说，未能揆度远近，辄以影附今地，其失[5]三也。且又弃经信传，曲为之说，或直谓是经误。预自云有《左传》癖，若此之类，得不谓之癖欤？预之《集解》，与服虔并立国学，然预书盛行，而服义寝微。上党续咸孝宗师事预，专《春秋左氏》。又有东平刘兆延世者，与预同时，而治《春秋》不主墨守，以《春秋》一经而三家殊途，乃思三家之异，合而通之。《周礼》有调人之官，作《春秋调人》七万余言，皆论其首尾，使大义无乖，时有不合者，举其长义以通之。又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综》，《公羊》、《穀梁》解诂，皆纳经传中，朱书以别。而同时济北氾毓稚春之撰《春秋释疑》，亦合三传为之解注。二人书皆不传，倘预之所谓“肤引《公》、《穀》，适足自乱”者乎？既晋道中替，元帝践阼江左，诏《春秋左氏传》杜氏、服氏博士各一人。其《公羊》、《穀梁》省不置。太常荀崧以为不可，乃上疏曰：“丘明书善礼，多膏腴美辞，张本继末以发明经意，信多奇伟。然公羊高亲受子夏，辞义清隽，断决明审，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师徒相传，其书文清义约，诸所发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载，亦足有所订正。三传虽同曰《春秋》，而发端异趣，此则义则战争之场，辞亦剑戟之锋，于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诏曰：“《穀梁》肤浅，不足置博士。它如奏。”会有兵事，而《公羊》亦不卒立。然终东晋之世，言《公羊》者，仅车骑将车鄢陵庾翼稚恭问王愆期答之《春秋公羊论》二卷，著《隋书·经籍志》而已，殆绝学矣。言《穀梁》者则有广陵太守鲁国孔衍舒元之《春秋穀梁传》十四卷，豫章太守范宁武子之《春秋穀梁传集解》十二卷、《春秋穀梁传例》一卷，骁骑将军[6]姑幕徐邈之《春秋穀梁传》十二卷、《春秋穀梁传义》十卷、《答春秋穀梁义》三卷，具著《隋书·经籍志》，罕有见者。独范宁之《集解》，获传于后焉。考宁之《穀梁》，本出家学，其父散骑常侍汪字玄平者，尝率门生故吏兄弟子侄，研讲六籍，次及三传。《左氏》则有服、杜之注，《公羊》则有何、严之训，而释《穀梁传》者虽近十家，皆肤浅末学，不经师匠，辞理典据，既无可观，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传，文义违反，斯害也已。于是商略名例，敷陈疑滞，博示诸儒同异之说。至宁撰次诸子，各记姓名，故曰《集解》。惟《汉书·艺文志》载《公羊》、《穀梁》二家经十一卷，《穀梁传》十一卷，则经、传初亦别编，而宁《集解》乃分传附经并注之，疑即宁之所合。中“公观鱼于棠”、“葬桓王”、“杞伯来逆叔姬之丧”、“曹伯庐卒于师”、“天王杀其弟佞夫”五事，皆冠以“传曰”，惟“葬桓王”一事，与《左传》合，余皆不知所引何传。疑宁分传附经之时，皆冠以“传曰”，如郑玄、王弼之《易》有“彖曰”、“象曰”之例。传义未安，多称“未详”，经指不通，直云“不达”，不望文而曲说，不墨守以护传，多闻阙疑，盖慎之也。《晋书》本传称“其义精审，为世所重。既而徐邈复为之注，世亦称之”，是邈注在《集解》之后。今《集解》中乃多引邈注，未详其故。所著《春秋穀梁传例》一卷，今佚，然《集解》中时有“《传例》曰”，或学者以便研讨，而割裂其文，散附《集解》欤？然何休《解诂》专主《公羊》，杜预《集解》一宗《左氏》，虽义有拘阂，必曲为解说，盖家法然也。独范宁兼采三传，不主《穀梁》，开唐啖、赵、陆之先，异汉儒专家之学，盖经学至此一变。虽讥十家《穀梁》之引《左氏》、《公羊》，违反文义，而指在择善，多引杜预，此则述《左》家之义，说《穀梁》之传，己以讥人，而未自反者焉。杜预之玄孙曰坦，坦弟骥，于宋朝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业，故齐地多习《左传》杜《解》。北朝自魏末河北大儒徐遵明子判门下讲服《解》。平原张买奴，河间马敬德、邢峙，乐城张思伯，渤海刘昼、鲍季详、鲍长暄，并得服氏之精。又有卫凯、陈达、潘叔虔，虽不出徐氏之门，亦为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静，初亦学服氏，后更兼讲杜预所注。其江左儒生俱服膺杜氏。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河东崔灵恩遍习三传，撰有《左氏经传义》及《条例》、《公羊穀梁文句义》凡一百三十卷。而《左传》先习服解，仕魏，为太常博士，以天监十三年归梁，而服解不为江东所行，乃改说杜义，每文句常申服以难杜，遂著《左氏条义》以明之。时会稽虞僧诞为国子助教，最精杜学，因作《申杜难服》以答灵恩，世并传焉。杜《解》既行，而为义疏者，则有梁国子博士武康沈文阿国衡、隋太学博士景城刘炫光伯暨苏宽之属。然沈氏长于义理例，疏于经传。苏氏则全不体本文，惟旁攻贾、服。刘炫聪惠辨博，固为罕俦，然意在矜伐，性好非毁，规杜氏之失凡一百七十余事，习杜义而攻杜氏，或者比之蠹生于木而还食其木，非其理也。然视二家差有可观，所为规杜有骋臆失据者，亦有惬心餍理者。既唐太宗御世，国子祭酒孔颖达奉诏撰《春秋左传正义》，一宗杜《解》，而《疏》则损益刘炫而以沈文阿补其阙漏。惟杜《解》既嫌强经就传，而孔《疏》亦过申杜抑刘，于刘之致规于杜者，一切以为非是，斯又笃信专门之过。而与共参定者，则有四门博士杨士勋焉。士勋兼明《穀梁》，又为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作疏。其书不及颖达杜《疏》之赅洽，然诸儒言《左传》者多，言《公》、《穀》者少，既乏凭借之资，而孔《疏》成于众手，此则出于一人，复鲜佐助之力，详略殊观，固其宜也。惟范宁《传例》全书已佚，散附《集解》，而《疏》中所引，有称“范氏略例”者，有称“范例”者，有称“范氏别例”者，凡二十余条，皆在《集解》所附之外，其云“别例”者，盖范氏注中已有例，而此别出故也。中如桓元年疏引范氏《例》云“《春秋》上下无王者凡一百有八”，庄二十二年“夏雨，大灾”疏引范《例》云“灾十有二，内则书日，外则书时”，闵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疏引范《略例》云“祭祀例有九，皆书月以示讥”，如此之类，皆胪次其事以见义类而已。盖《春秋》无达例，但属辞比事，胪列书法之同异，有可以心知其义者，则为之说，其不可知者，则阙之而不为曲说，斯可以推见范《例》之矜慎焉。士勋疏述之功，不可没也。《公羊传》自何休《解诂》以后，罕有为之疏者，世传徐彦，不知何代，其疏“葬桓王”一条[7]，全袭用杨士勋《穀梁传疏》，知在士勋之后，而《疏》文自设问答，文繁语复，或者故袭《公羊》之文体耶？惟《左传》附经，始于杜预，《穀梁》附经，疑自范宁，而《公羊传》附经，则不知始自何人。观何休《解诂》但释传而不释经，与杜、范异例，知汉末犹自别行。后世所传《汉石经》残字，《公羊传》亦无经文，足以互证。今本以传附经，或徐彦作《疏》之时所合并欤？自是《春秋》三传之疏备。然《春秋》之学，至唐而疏通证明，集汉诂之大成；亦至唐而风气独开，导宋学之先路。肃、代之世，有润州丹阳县主簿赵郡啖助叔佐者，明《春秋》，撰《统例》，务在考三传得失，弥缝阙漏，故其论多异先儒，如谓：“《左传》非丘明所作。独详周、晋、齐、宋、楚、郑之事，乃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杂采各国诸卿家传及卜书、梦书、占书、纵横、小说，故序事虽多，释经殊少，犹不若《公羊》、《穀梁》之于经为密。《公羊》、《穀梁》初亦口授。公羊名高，穀梁名赤，未必是实。《汉书》丘明授鲁曾申，申传吴起，自起六传至贾谊等说，亦皆附会。”又云：“《春秋》之文简易。先儒各守一传，不肯相通，互相弹射，其弊滋甚。”自啖助之说出而风气渐变。大抵啖助以前，学者皆专门名家，苟有不通，宁言《经》误，其失也固陋。啖助以后，学者喜援《经》击《传》，其或未明，则凭私臆决，其失也穿凿。助之学，传于洋州刺史河东赵匡伯循、给事中吴郡陆淳伯冲。淳因助《统例》，仅成六卷，遂与助之子曰异者，裒录遗文，增纂《统例》，请匡损益，成《春秋集传纂例》十卷，又本褒贬之意，更为《春秋微旨》三卷，条别三传，折衷啖、赵，以朱墨记其胜否，又摭三传之不入《纂例》者，驳正啖、赵之说，以明去取之意，成《春秋集传辨疑》十卷。盖啖助之学，至淳而发挥旁通也。然淳之阐发师说，亦有变本而加厉者。啖助以为：“《左氏》叙事虽多，解经意殊少。《公》、《穀》传经，密于《左氏》。然《左氏》比余传，其功最高，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则亦未甚深非，至淳则直谓“《左氏》浅于《公》、《穀》，诬谬实繁”。啖助以为：“左氏、公羊、穀梁皆孔门后之门人。但公、穀守经，左氏通史，其体异尔。惟三传之义，本皆口传，《左传》亦非丘明自作。”至淳则直谓：“左氏非丘明。丘明，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焚书之后，学者见《传》及《国语》俱题左氏，遂引以为丘明。然自古岂止一丘明姓左乎？且《左传》、《国语》，文体不伦，叙事多乖，定非一人所为也。”此则阐发师说而变本加厉者也。然今世所传合三传为一书者，实自淳之《纂例》始。淳本啖助之说，杂采三传，以意去取，合为此书，变专家为通学，是《春秋》经学一大变。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如平阳孙复明复之撰《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新喻刘敞原父之撰《春秋权衡》十七卷、《春秋传》十五卷、《春秋意林》二卷、《春秋传说例》一卷，高邮孙觉莘老之《春秋经解》十三卷，涪陵崔子方彦直之撰《春秋经解》十二卷、《春秋本例》二十卷、《春秋例要》一卷，吴县叶梦得石林之撰《春秋传》二十卷、《春秋考》十六卷、《春秋谳》二十二卷，寿州吕本中居仁之撰《春秋集解》三十卷，崇安胡安国康侯之撰《春秋传》三十卷，鄞县高闶抑崇之撰《春秋集注》四十卷，瑞安陈傅良君举之撰《春秋后传》十二卷，南安吕大圭圭叔之撰《春秋或问》二十卷、附《春秋五论》一卷，眉山家铉翁则堂之撰《春秋详说》三十卷，皆焯然名家，著有成书者。其中以孙复为最先，刘敞为最优，而胡安国为最显。孙复沿啖、陆之余波，几于尽废三传。而刘敞则不尽从传，亦不尽废传，进退诸说，往往依经立义，不似复之意为断制。此亦说贵征实之一征也。胡安国之撰《春秋传》，自草创至于成书，初稿不留一字，其用意亦勤矣。顾其书作于南渡之后，故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于经旨，在宋儒《春秋》之书，名最高而品斯下焉。余考宋儒之说《春秋》者，盖往往推衍啖、陆之说。叶梦得曰：“《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公羊》、《穀梁》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胡安国曰：“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穀梁》。”朱子曰：“《左氏》是史学，《公》、《穀》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又曰：“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曾讲学。公、穀考事甚疏，然义理却精，二人乃是经生，传得许多说话，往往不曾见国史。”吕大圭曰：“《左氏》熟于事，《公》、《穀》深于理。盖左氏曾见国史，而公、穀乃经生也。”此推衍啖助“公、穀守经，左氏通史”之说也。临川王安石介甫有《左氏解》一卷，证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今佚其书，不知十一事者何据。或问程子曰：“左氏是丘明否？”曰：“传无丘明字，故不可考。”叶梦得撰《春秋谳》，据《左传》末载“韩、魏反而丧之”之语，谓“知伯亡时，左氏犹在”，断以为战国时人。莆田郑樵渔仲《六经奥论》云：“《左氏》终纪韩、魏智伯之事，又举赵襄子之谥。若以为丘明，自获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使丘明与孔子同时，不应孔子既没七十有八年之后，丘明犹能著书。此左氏为六国人，明验一也。《左氏》：‘战于麻隧，秦师败绩，获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及晋师战于栎。’秦至孝公时，立赏级之爵，乃有不更、庶长之号。明验二也。左氏云：‘虞不腊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腊。明验三也。左氏师承邹衍之说而称帝王子孙。齐威王时，邹衍推五德终始之运。明验四也。《左氏》言分星，皆准堪舆。按韩、魏分晋之后，而堪舆十二次‘始于赵分曰大梁’之语。明验五也。《左氏》云：‘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按三代时，有车战，无骑兵，惟苏秦合从六国，始有‘车千乘，骑万匹’之语。明验六也。《左氏》序吕相绝秦，声子说齐，其为雄辩狙诈，真游说之士，捭阖之辞。明验七也。左氏之书，序晋、楚事，如‘楚师熸’、‘犹拾渖’等语，则左氏为楚人。明验八也。据此八验，知左氏为六国时人，非丘明矣。”朱子亦谓：“‘虞不腊矣’为秦人之语。”与郑樵同。此推衍陆淳“左氏非丘明”之说也。惟重证验，主事实，殆有胜于陆淳之悬想凿空者焉。然宋自孙复之祖陆淳，人人以臆见说《春秋》，恶旧说之害己也，则举三传义例而废之，又恶《左氏》所载证据分明，不能纵横颠倒，惟所欲言也，则并举《左传》事迹而废之。譬诸治狱，务毁案牍之文，灭证佐之口，则是非曲直，乃可惟所断而莫之争也。独眉山苏辙子由撰《春秋集传》十二卷，大意以世人多师孙复，不复信史，故简别《公》、《穀》，一以《左氏》为本，盖二传之意测者难信而《左氏》之征史者有据也。金华吕祖谦伯恭之学，于《左传》最深，其发挥《左传》者，则有《春秋左氏传说》二十卷、《续说》十二卷、《东莱左氏博议》二十五卷。然据事抒论，意不在通经。福清林栗黄中撰《春秋经传集解》三十三卷，则尤专主《左氏》而黜《公》、《穀》。惟林栗指《左传》之“君子曰”为刘歆所加，而资州李石方丹著《左氏君子例》一卷，则以为《左传》有所谓“君子曰”者，盖皆示后学以褒贬大法云。蒲江魏了翁鹤山节录杜注、孔疏，每条前为标题，而系以先后次第，成《春秋左传要义》三十一卷。其书于疏中日月名氏之曲说，烦重琐屑者，多刊除不录，而名物度数之间，则删繁举要，本末粲然。盖左氏之书，详于典制，三代之文章礼乐，犹可以考见其大凡，其远胜《公》、《穀》，实在于此，了翁所辑，盖庶乎得其要领者。丹稜程公说克斋则取《春秋》经传，仿司马迁书，为年谱、名谱、历法、天文、五行、疆理、礼乐、征伐、职官诸书，周、鲁、齐、宋、晋、楚以下大小国《世本》，成《春秋分纪》九十卷，条别件系，附以序论。清儒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大略仿焉。斯与魏了翁《春秋左传要义》俱为《左》学之津梁也。是皆刻意于《左氏》之书者，倘以厕于宋儒之间，殆所谓抗心独往，而不囿于时论者耶！元仁宗延祐二年，定科举经义经疑取士条格，《春秋》用三传及胡安国《传》。然祁门汪克宽德辅作《春秋纂疏》三十卷，一以安国为主。而明成祖命行在翰林院学士胡广等撰定《春秋大全》七十卷，即用克宽之《胡传纂疏》为蓝本焉。自是胡《传》行而三传悉废。儒者驯乃弃经不读，惟以安国之《传》为主，明儒所谓经义者，实安国之《传》义而已。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学为最陋，而其端实于元发之。此元、明两代之《春秋》学所为卑之无甚高论者也。独有可特笔者，元之二家，曰庆元程端学积斋，曰休宁赵汸子常；明之二家，曰长洲陆粲子余，曰太仓傅逊士凯。四人者，主张不同，方法亦不同。程端学作《春秋三传辨疑》二十卷，其书以攻驳三传为主，凡端学以为可疑者，皆摘录经文、传文，而疏辨于下，大抵先存一必欲废传之心，而百计以求其瑕类，求之不得，则以不可信一语概之。盖不信三传之说，创于啖助、陆淳，逮宋析为三派：有弃传而不驳传者，厥以孙复之《春秋尊王发微》为最著；有驳三传之义例者，厥以刘敞之《春秋权衡》为最著；有驳三传之典故者，厥以叶梦得之《春秋谳》为最著。至于端学，乃兼三派而用之，且并以《左传》为伪撰，推波助澜，罔顾其安。而作《春秋本义》三十卷，则颇能纠正胡安国《传》之失，而所采自三传而下，凡一百七十六家，中多宋儒孙复以后之说，其书佚者十之九，则可谓集宋学之大成者矣。至其作《春秋或问》十卷，则历举诸家，各加抨击，虽过疑三传，未免乖方，至于宋代诸儒，一切深刻琐碎之谈，附会牵合之论，罔不并举而摧陷焉。是搜采宋学之总汇者端学，而廓清宋儒之矫诬者亦端学也。至赵汸淹贯三传，所撰《春秋集传》十五卷、《春秋属辞》十五卷、《春秋左氏传补注》十卷，皆据传求经，多由考证得之，不似程端学之好骋臆说。盖汸之说《春秋》，以《左氏传》为主，注则宗杜预。《左》有不及者，以《公羊》、《穀梁》二传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陈傅良《左传章旨》通之。其大旨谓：“杜偏于《左》，傅良偏于《穀梁》。若用陈之长以补杜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传》之非，则两者兼得。笔削义例，触类贯通，传注得失，辨释悉当，不独有补于杜《解》，为功于《左传》，即圣人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见。”因反复辨讨，出入百家，究其得失，即陈傅良《章旨》附于杜注之下，成《春秋左氏传补注》，于杜注有未备者，颇采孔颖达之疏畅述之，盖征实之学，与虚腾高论者终有别也。惟赵汸讥陈傅良《春秋后传》之贯通三传，谓“公、穀与左氏终是异师”，颇中其失。然汉尹更始之《章句》，晋刘兆之《全综》，已开贯通三传之先路，奚必独绳陈傅良以苛论矣！陈傅良之书，独存《春秋后传》、《左传音旨》，世则罕睹，而汸所采录，宁只补杜注之遗阙，抑足存陈书之梗概焉。至无锡邵宝国贤，于明武宗时，著《左觿》一卷，颇发杜注之违，独惜其寥寥无多。陆粲乃著《左传附注》五卷，以驳正杜注、孔疏暨陆德明之《左传释文》，旁采诸家，断以己意，于训诂家颇为有裨。而傅逊著《左传属事》二十卷，则仿建安袁枢《纪事本末》之体，变编年为属事，事以题分，题以国分，更加考注，以订杜预之误，又著《左传注解辨误》二卷，则会众说以折衷之，杜注之误，有未经辨议者，亦创以己意，为之厘革。斯则《左氏》之忠臣，杜注之诤友，而明儒之矫然特出者乎！清儒尊推汉学，与明儒异趣，然《公羊》垂绝复续，至晚清乃盛，而《穀梁》孤学，仅有传者，独《左氏》不绝于讲诵。其无惭《左氏》之忠臣，杜注之诤友，而有光于前哲者，则有昆山顾炎武亭林之撰《左传杜解补正》三卷，衡阳王夫之而农之撰《春秋稗疏》二卷，吴江朱鹤龄长孺之撰《读左日钞》十四卷，泰州陈厚耀泗源之撰《春秋长历》十卷、《春秋世族谱》一卷，吴县惠士奇天牧之撰《半农春秋说》十五卷，惠栋定宇之《左传补注》六卷，吴江沈彤冠云之撰《春秋左氏传小疏》一卷，甘泉焦循理堂之撰《春秋左传补疏》五卷，阳湖洪亮吉稚存之撰《春秋左传诂》二十卷，钱唐梁履绳处素之撰《左通补释》三十二卷，吴县沈钦韩文起之撰《春秋左氏传补注》十二卷，桐城马宗琏鲁陈之撰《春秋左传补注》一卷，嘉兴李贻德次白之撰《春秋左传贾服注辑述》二十卷，皆能补苴罅漏，张皇幽眇，通贾、服之说，发杜氏之违，于左氏书有所阐明，而焦循、沈彤特斥杜预注《左》，以成司马氏之篡弑，语有证佐，最推深识。然就《左氏》而论，犹为掇拾细故，未究大体。独无锡顾栋高震沧之撰《春秋大事表》五十卷，错比全书，创意为表，天文有《时令表》、《朔闰表》、《长历拾遗表》、《天文表》、《五行表》，地理有《列国疆域表》、《列国犬牙相错表》、《列国都邑表》、《列国山川表》、《列国险要表》、《城筑表》，国际有《列国爵姓及存灭表》、《齐楚争盟表》、《宋楚争盟表》、《晋楚争盟表》、《吴晋争盟表》、《齐晋争盟表》、《秦晋交兵表》、《晋楚交兵表》、《吴楚交兵表》、《吴越交兵表》、《齐鲁交兵表》、《鲁邾莒交兵表》、《宋郑交兵表》、《兵谋表》、《四裔表》、《齐纪郑许宋曹吞灭表》，内政有《列国官制表》、《刑赏表》、《田赋军旅表》、《王迹拾遗表》、《鲁政下逮表》、《晋中军表》、《楚令尹表》、《宋执政表》、《郑执政表》、《乱贼表》，典礼有《吉礼表》、《凶礼表》、《宾礼表》、《军礼表》、《嘉礼表》，人物有《列国姓氏表》、《卿大夫世系表》、《人物表》、《列女表》，考文有《三传异同表》、《阙文表》、《左传引据诗书易三经表》、《杜注正讹表》，凡百三十一篇，类聚区分，以列《春秋》大事，略与宋程公说之作《春秋分纪》同，然条理详明，考证典核，较公说书实为过之。其辨论诸篇，引据博洽，议论精确，多发前人所未发，亦非公说所可及，信千古之绝作也。亦有体大思精，父子祖孙，家世相嬗，而莫殚其业者。则有如仪征刘文淇孟瞻，生于道光之世，研精古籍，贯串群经，于《左氏传》致力尤勤，尝谓：“《左氏》之义，为杜注剥蚀已久，其稍可观览者，皆系袭取旧说。”发凡创例，撰《左传旧注疏证》，先取贾、服、郑三君之注，疏通证明，凡杜氏所排击者纠正之，所剿袭者表明之，其沿用韦氏《国语注》者，亦一一疏记。他如许慎《五经异义》所载《左氏》说，皆本《左氏》先师，《说文》所引《左传》，亦是古文家说；《汉书·五行志》所载刘子骏说，实《左氏》一家之学；又如经疏、史注及《御览》等书所引《左传》注，不载姓名，而与杜注异者，亦是贾、服旧说。凡若此者，皆称为旧注，而加以疏证。其顾、惠注补及洪亮吉、沈彤、焦循等人专释《左氏》之书，以及钱、戴、段、王诸家诂训，说有可采，咸与登列，末始下以己意，定其从违。上稽先秦诸子，下考唐以前史书，旁及杂家笔记文集，皆取为证佐，期于实事求是，俾《左氏》之大义，炳然复明。草创四十年，长编已具，然后依次排比成书，顾未及写定而卒。其子毓崧伯山继之，会天下大乱，年五十卒，迄未成书。其子寿曾恭甫又继之，亦以夭死，仅卒襄公。三世一经，赍志踵殁，滋可哀也。清祚垂衰，朴学亦绝。经生矫厉，斯称章、刘。刘师培申叔者，刘文淇之曾孙，而寿曾之犹子也，少承先业，以《春秋》三传同主诠经，《左传》为书，说尤赅备，审其义例，或经无传著，或经略传详，以传勘经，知笔削所昭，类存微旨。汉儒说《左氏》，据本传以明经义，凡经字相同，即为同旨。又引月冠事，明经有系月、不系月之分，创获实多，亦较二传为密。爰阐厥科条，举同词同指、同词异实、褒贬互见、错文见异、变文为例、文实殊指、内外异词、时日月例，成《春秋左传例略》一书。余杭章炳麟太炎与师培好，亦治《左》学，以为《左氏》古义最微，非极引周、秦、西汉先师之说，则其术不崇，非极为论难辨析，则其义不明，故以浅露分别之词，申深迂优雅之旨，发疑正读，成《春秋左传读》一书。又据桓谭《新论》，谓刘向以《穀梁》名家，而亦呻吟《左氏》，《说苑》、《新序》、《列女传》中所举《左氏》事义六七十条，其间一字偶易，正可见古文《左传》不同今本，而子政之改易古文代以训诂者，亦皆可睹。盖字与今异者，则可见河间古文，训与今异者，则本之贾生训故。抽绎古义，次第其文，成《刘子政左氏说》，以纠《汉书》称歆治《左氏》，向不能非间，犹自持《穀梁》义之违谬，斯可谓近《左学》之后劲者矣。《穀梁》与《左氏》同出鲁学，然《穀梁》自昔孤微，清中叶以后稍振。其著书立说，差自名家者，则有海州许桂林同叔之《穀梁释例》四卷，番禺侯康君谟之《穀梁礼证》二卷，丹徒柳兴恩宾叔之《穀梁大义述》七卷，嘉善钟文烝朝美之《穀梁补注》二十四卷。而柳兴恩之治《穀梁》，专从善于经入手，而善经则以述辞比事为据，事与辞则以《春秋》日月等名例定之，扶翼孤经，于《穀梁》家为有条贯云。《公羊》与《左氏》义相反对，与《穀梁》亦非同趣。而曲阜孔广森约撰《春秋公羊通义》十一卷，兼援《左》、《穀》，未明家法，又其三科、九旨，不遵何氏，而别立时日月为天道科，讥贬绝为王法科，尊亲贤为人情科，如是则以日月名字为褒贬，《公羊》与《穀梁》何异，言《公羊》学者不重之，然清儒之言《公羊》者，盖自广森开其端。而武进庄存与方耕著《春秋正辞》九卷，宏发《公羊》，刊落训诂名物之末，而专求所谓微言大义者。其同县外孙刘逢禄申受继之，昌衍其绪，以正孔广森，以为：“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春秋》因鲁史以明王法，改周制而俟后圣，犹六书之假借，说《诗》之断章取义。故虽以齐襄、楚灵之无道，祭仲、石曼姑、叔术之嫌疑，皆假之以明讨贼复仇让国之义，事实不予而文予。《左氏》详于事，而《春秋》重义不重事。《左氏》不言例，而《春秋》有例，无达例。惟其不重事，故存十一于千百，所不书多于所书。惟其无达例，故有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以为待贬绝不待贬绝之分，以寓一见不再见之义。《春秋》立百王之法，岂为一人一事设哉。故曰：‘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所传闻杀其恩。’此一义也，穀梁氏所不及知也。于所传闻世见拨乱致治，于所闻世见治升平，于所见世见太平。此又一义也，即治《公羊》者，亦或未之信也。”于是寻其条贯，正其统纪，为《公羊春秋何氏释例》三十篇，凡何氏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诸义，次第归纳而为之敷畅，以微言大义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洞然推极属辞比事之道，又成《笺说》、《答难》、《决狱》等凡十一书，盖自汉以来之言《公羊》者，莫之逮也。江都凌曙晓楼者，精熟郑氏《礼》，能通其要。既闻刘逢禄论何氏《春秋》，大好之。深念《春秋》之义，存于《公羊》，而《公羊》之学，传自董子，董子《春秋繁露》原天以尊礼，援比以贯类，旨奥词赜，莫得其会通，乃博稽旁讨，承意仪志，梳其章，栉其句，为《注》十七卷。又不慊于徐彦之《公羊疏》，欲改为之而未暇，成《公羊礼疏》十一卷、《公羊礼说》一卷、《公羊问答》一卷。句容陈立卓人，从曙学，兼习《公羊春秋》、郑氏《礼》，而于《公羊》用力尤深，钩稽贯串，自汉儒治《公羊》家言者董仲舒、司马迁以下逮清儒孔约、庄存与、刘逢禄诸家，悉加董讨而裁以己意，其礼制则折衷师说而竺宗郑氏，撰成《春秋公羊传义疏》七十六卷，而于何氏有引申，无违异，盖严守疏不破注之例也。斯亦何氏之悌弟，而《公羊》之忠臣矣。然世儒之学《左氏》者，必绌《公羊》；学《公羊》者，亦绌《左氏》。刘逢禄论《左氏》书，据《史记》本名《左氏春秋》，若《晏子春秋》、《吕氏春秋》比。自王莽时，国师刘歆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夺《公羊》博士师法。所当以《春秋》归之《春秋》，《左氏》归之《左氏》，而删其书法凡例及论断之缪于大义、孤章断句之依附经文者，庶以存《左氏》之本真，俾攻《左》者不得为口实。成《左氏春秋考证》二卷。自唐以来，难《左》诸家，盖未有详考博辨如刘氏此书者也。论者以比《尚书》之太原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一书焉。顾近儒章炳麟则诃为摘发同异，比盗憎主人，盖尝驳难其说，累三万言，以弁于《春秋左传读》之编首。而南海康有为长素著《新学伪经考》，则又谓“《春秋左氏传》暨《周礼》、《逸礼》及《诗》之《毛传》，凡西汉末刘歆所力争立博士者，皆刘歆伪作以成新莽篡汉之计者也”。“新学”者，谓“新莽之学”。盖并摈《春秋左氏传》诸书于汉学之外，殆视刘逢禄之说为尤甚。而有为尤敢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托改制以言变法，张三世以说进化，著有《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等书，而定《春秋》为孔子改制创作之书。谓“文字不过其符号，如电报之密码，如乐谱之音符，非口授不能明。又不惟《春秋》而已，凡六经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删述者误也。孔子盖自立一宗旨而凭之以进退古人，去取古籍。孔子改制，恒托于古。尧、舜者，孔子所托也，其人有无不可知，即有亦至寻常。经典中尧、舜之盛德大业，皆孔子理想上所构成也。又不惟孔子而已，周秦诸子，罔不改制，罔不托古，老子之托黄帝，墨子之托大禹，许行之托神农是也”。虽然，近儒祖述何休以言《公羊》者，如刘逢禄、陈立之伦，皆言改制，而有为之说实有不同寻常者，盖有为所谓“改制”者，即政治革命、社会进化之意也，故喜言通三统。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也。喜言张三世。三世，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既以授弟子新会梁启超任公。师弟于喁，蕲实见诸行事，而有戊戌之政变，功虽不成，众论归高。一时士夫之骛变法维新者，益喜言《公羊》矣。然章炳麟专攻《左氏》，而无害于言革命，谓“贾逵言‘《左氏》义深君父’，此与《公羊》反对之词耳。若夫称国弑君，明其无道，则不得以‘义深君父’为解。杜预于此，最为闳通。而近世焦循、沈彤辈，多谓预借此以助司马昭之弑高贵乡公，则所谓‘焦明已翔乎寥廓，弋者犹视乎薮泽’也”。善化皮锡瑞鹿门，作《春秋通论》，扬搉三传，而归重于《公羊》，据《孟子》“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说，谓“《春秋》大义，在诛讨乱贼，而《左氏》‘弑君称君君无道’之例，揆之《春秋》，大义有乖。杜预奸言诬圣，曲畅其说”，持论又殊章氏。则是以志行之不同而判从违，宁必所学之殊耶？纂《春秋志》第六。

    注解：

    [1]　泠，原作“冷”，据《汉书》改。

    [2]　王下原有“者”字，据《春秋繁露》删。

    [3]　赣，原作“戆”，据《后汉书·郑兴传》改。

    [4]　卷，原作“句”，据文意改。

    [5]　失，原作“说”，据文意改。

    [6]　骁，原作“饶”，据《隋书·经籍志》改。

    [7]　一条，原作“条一”，据《四库提要》“春秋公羊传注疏”条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