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志第五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经礼三百，《周礼》是也；曲礼三千，《仪礼》是也。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于是孔子适周而问礼于老聃，追迹三代之礼，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然观殷、周所损益，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礼记》自孔子著称，《太史公书》曰《礼记》自孔子者。世称“三礼”，《周礼》记周官制，《仪礼》详周义文，编著之图籍，王谓之礼经，邦国官府谓之礼法，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皆周朝之官书也，独《礼记》自孔子。门人弟子，著所闻见，微言授受，协诸义而协；经天纬地，本之则太一之初；原始要终，体之乃人情之欲，然后知礼者义之实也，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周礼》是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仪礼》是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是《礼记》之所欲著也。夫礼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周礼》之记官制，《仪礼》之详仪文，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观理之不可易者，盖必于《礼记》之自孔子。而孔子之殁，葬鲁城北泗上，冢大一顷[1]，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车服礼器，而诸儒以时讲《礼》，乡饮、大射其间焉。嬴秦坑儒，而陈涉之王，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死涉之难。初，项籍封鲁公，及其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高帝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孔子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故汉兴，太常叔孙通，征鲁诸生共起朝仪，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散亡益多，于汉独有《士礼》。《士礼》亦称《仪礼》。曰《士礼》者，以其为士之礼；称《仪礼》者，以其记礼之仪文也。凡十七篇：《士冠礼》第一，童子任职居士位，年二十而冠，主人玄冠朝服，则是仕[2]于诸侯、天子之士也。《士昏礼》第二，士娶妻之礼，以昏为期，因而名焉。《士相见礼[3]》第三，士以职位相亲，始承挚相见之礼也。《乡饮酒礼》第四，诸侯之乡大夫，三年大比，献贤者、能者于其君，以礼宾之也。《乡射礼》第五，州长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之礼也。《燕礼》第六，诸侯无事，若卿大夫有勤劳之功，与群臣燕饮以乐之也。《大射礼》第七，名曰大射者，诸侯将有祭祀之事，与群臣射，以观其礼，数中者得与于祭，不数中者不得与于祭也。《聘礼》第八，大问曰聘，诸侯相於久无事，使卿相问之礼也。《公食大夫礼》第九，主国君以礼食小聘大夫之礼也。《觐礼》第十，觐，见也，诸侯秋见天子之礼也。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丧服》第十一，天子以下死而相丧，衣服年月亲疏隆杀之礼，而子夏为之传焉者也。《士丧礼》第十二，士丧其父母，自始死至于既殡之礼也。《既夕礼[4]》第十三，《丧礼》之下篇也。《士虞礼》第十四，虞，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于殡室以安之也。《特牲馈食礼》第十五，特牲馈食礼，谓[5]诸侯之士大祭祖祢也。《少牢馈食礼》第十六，诸侯之卿祭其祖祢于庙之礼也。《有司彻》第十七，《少牢》之下半篇也。独高堂生能言之。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帝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孝景帝时，尝封皇子德为河间王，馀为鲁王。顾河间王修学好古，而鲁王好治宫室，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既河间王从民求善书，得《礼古经》五十六篇，《记》百三十一篇，《周官经》五卷，皆古文旧书，不同高堂生《士礼》之为今文。惟《礼古经》之十七篇，与高堂生同而字多异，多三十九篇，后世不传，而其篇名颇见于他书，若《天子巡狩礼》见《周官·内宰》注，《朝贡礼》见《聘礼》注，《烝尝礼》见《射人》疏，《中霤礼》见《月令》注及《诗·泉水》疏，《王居明堂礼》见《月令》、《礼器》注，《古文[6]明堂礼》见蔡邕《论》，又《奔丧》疏引《逸礼》，《王制》疏引《逸礼》，云“皆升合于太祖”，《文选注》引《逸礼》，云“三王禅云云，五帝禅亭亭”，皆《古经》之《逸礼》也。《记》百三十一篇者，出自孔氏。孔子殁后，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后人各有损益。其中《檀弓》、《礼运》疑子游门人记，《中庸》、《坊记》、《表记》子思所作，《缁衣》公孙尼子制，《月令》吕不韦撰。或录旧礼之仪，或录官礼所由，或兼记体履，或杂序得失。汉兴，博士叔孙通乃纂录之以为记，盖《士礼》之传也，有《冠义》以释《士冠》，有《昏义》以释《士昏》，有《乡饮酒义》以释《乡饮》，有《射义》以释《乡射》、《大射》，有《燕义》以释《燕礼[7]》，有《聘义》以释《聘礼》，有《朝仪》以释《觐礼》，有《四制》以释《丧服》，有《问丧》以释《士丧》，有《祭义》、《祭统》以释《特牲》、《少牢》、《有司彻》，发明其义，盖《士礼》者经，而《记》则其传也。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也。《周官经》五篇：《天官冢宰》第一，《地官司徒》第二，《春官宗伯》第三，《夏官司马》第四，《秋官司寇》第五，李氏上之河间献王者也，独佚《冬官》一篇，王乃购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之，于诸经中最为晚出。其书详周之制度，而不及道化，严于职守，而阙略人主之身，传者以为周公作也。其分例虽密，而序官之义有二：一则以义类相从，如宫正、宫伯，同主宫中是，膳夫、庖人、外饔，同主造食是。一则次叙一官之属，不以尊卑为先后，而以缓急为次第，故宫正等士官在前，内宰等大夫官在后也。惟其后阙《冬官》一篇，河间王[8]取《考工记》合成六篇。按《考工记》称“郑之刀”，又称“秦无庐”，郑封于宣王时，秦封于孝王时，其非周公之典，已无疑义，然奇古奥美，殆圣于文。或以为东周后齐人所作，或以为先秦书，未详孰是也。虽不足以当《冬官》，然百工为九经之一，共工为九官之一，先王原以考工为大事，以之殿《周官》之后，可以考见古代制器尚象之遗焉。惟《周官》虽出，孝武以为末世渎乱不经之书，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虽入秘府，而未传也。独《士礼》传自高堂生，而鲁徐生乃以善为容[9]世其家，传子至孙徐延、徐襄。襄，其资性善为容，不能通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亦以容为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为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然孝武以前，诸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孝武帝时，尝行礼射于未央宫之曲台，博士东海后苍近君说《礼》数万言，为记，号曰《后氏曲台记》。后苍者，尝学《齐诗》于鲁夏侯始昌，而礼学则传之同郡孟卿。卿，萧奋弟子也。后之言礼者由后苍，而徐氏无传者。苍校书曲台，著《曲台后苍》九篇，见《汉书·艺文志》，以授沛闻人通汉子方、庆普孝公、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通汉以太子舍人论石渠，至中山中尉。普为东平大傅。德为信都大傅，号曰大戴。而圣者，德之从兄子也，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撰集《石渠礼论》四卷，即《汉书·艺文志》著录《议奏三十八篇》也，并《群儒疑义》十二卷，具见《隋书·经籍志》。既出为九江太守，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优容之，及蜀郡何武君公为扬州刺史，行部录囚徒，有所举，以属郡。圣曰：“后进生何知，乃欲乱人治。”皆无所决。武使从事廉得其罪。圣惧，自免。后为博士，毁武于朝廷。武闻之，终不扬其恶。而圣子宾客为群盗，得，为武系治，圣自以子必死。武平心决之，卒得不死。自是后，圣渐服。武每奏事至京师，圣未尝不造门谢恩。于是传者莫不多武长者而诮圣之经生薄行也。圣与戴德皆受《礼》后苍，而《经》十七篇之次第，《记》百三十一篇之去取，二戴无一相同。盖戴德传《经》十七篇次第，以《冠礼》第一，《昏礼》第二，《相见》第三，《士丧》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宰》第八，《有司彻》第九，《乡饮酒》第十，《乡射》第十一，《燕礼》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礼》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觐礼》第十六，《丧服》第十七。而戴圣亦以《冠礼》、《昏礼》、《相见礼》相次为第一、第二、第三，其下则《乡饮》第四，《乡射》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第七，《士虞》第八，《丧服》第九，《特牲》第十，《少宰》第十一，《有司彻》第十二，《士丧》第十三，《既夕》第十四，《聘礼》第十五，《公食》第十六，《觐礼》第十七。此经篇次第之不同也。戴德检《记》百三十一篇，合《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为二百十四篇，取足以阐明经旨者，得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别删定四十九篇，谓之《小戴记》。《小戴记》传，而《大戴记》逸四十五篇，其存目自三十九篇始，无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两七十四，然各本不同，或两七十三，或两七十二。其逸文往往见引他书，如班固《白虎通》引《礼谥法》、《王度记》、《三正记》、《别名记》、《亲属记》、《五帝记》，《少牢馈食礼》注引《禘于太庙礼》，《疏》云《大戴礼》文。《周礼》注引《王霸记》，蔡邕《明堂月令论》引《佋穆篇》，王充《论衡》引《瑞命篇》，应劭《风俗通》引《号谥记》，皆《大戴》逸篇也。亦有他书引《大戴》篇名与《小戴》同，而文绝异者，如《毛诗豳谱》正义引《大戴礼·文王世子》，《汉书·韦玄成传》引《祭义》，《王式传》称《骊驹之歌》在《曲礼》，服虔注云：“在《大戴礼》。”《白虎通·畊桑篇》引《祭义》、《曾子问》，《情性篇》引《间传》，《崩魂篇》引《檀弓》、《王制》，许慎《五经异义》引《大戴·礼器》，《明堂月令论》引《檀弓》，唐皮日休有《补大戴礼祭法》，其文往往为《小戴记》所无。而《大戴记》存篇之与《小戴》同者，有《投壶》、《哀公问》两篇篇名同，《曾子大孝篇》见《小戴·祭义》，《诸侯衅庙篇》见《小戴·杂记》，《朝事篇》自“聘礼”至“诸侯附焉”见《小戴·聘义》，《本事篇》自“有恩有义”至“圣人因杀以制节”见《小戴·丧服四制》，其他篇目尚多同者。盖二戴于百三十一篇之记，各以意断取成书，故异同参差乃尔。后《隋书·经籍志》乃以为《小戴》四十六篇，删《大戴》之八十五篇者，妄也。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普之学。普授鲁夏侯敬，又传族子咸，为豫章太守。而大戴授琅玡徐良斿卿，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传业。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杨荣子孙。仁为大鸿胪，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家世传业，号曰桥君学。而荣为琅玡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桥、杨氏之学。孝宣帝时，河内女子坏老屋，又得《逸礼古经》一篇，合河间王五十六篇为五十七。于是始立大小戴、庆氏三家礼。然考所谓三家礼者，盖三家受诸后苍所传经十七篇之礼，而《大小戴礼记》附十七篇不别出，《大小戴礼》非《大小戴礼记》，亦不以《逸礼古经》为胜十七篇而立学官也。及孝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向卒，王莽以大司马柄国，荐向之子歆宗室，有材行，以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乃以为“《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瘉苍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果若所言，则是《逸礼古经》之胜十七篇也。然十七篇古称《士礼》，其实不皆士礼。纯乎士礼者，惟《冠》、《昏》、《丧》、《相见》，若祭礼则《少牢馈食》、《有司彻》为大夫礼，《乡饮》、《射》，士大夫所通行，《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为诸侯礼，《觐礼》为诸侯见天子礼，并非专为士设，其通称“士礼”者，盖以《士冠》列首，遂并其下通称为士而不复分别耳。且士礼何为不可推而致于天子也？“自天子以至于士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则是孔子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也。鲁穆公之母卒，使人问于曾子曰：“如之何？”对曰：“申也闻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齐斩之情，粥之食，自天子达。’”则是曾子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也。《记》不云乎：“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何不可推致之有？是故知父子之当亲也，则为礼醮祝字之文以达焉，其礼非《士冠》可赅也，而于《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当义也，则为堂廉拜稽之文以达焉，其礼非《聘》、《觐》可赅也，而于《聘》、《觐》焉始之。知夫妇之当别也，则为笄次悦鞶之文以达焉，其礼非《士昏》可赅也，而于《士昏》焉始之。知长幼之当序也，则为盥洗酬酢之文以达焉，其礼非《乡饮酒》可赅也，而于《乡饮酒》始之。知朋友之当信也，则为雉腒奠授之文以达焉，其礼非《士相[10]见》可赅也，而于《士相见》焉始之。《记》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其事盖不仅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也，即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举不外是矣；其篇亦不仅《士冠》、《聘》、《觐》、《士昏》、《乡饮酒》、《士相见》也，即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礼举不外是矣。斯则后苍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也，而刘歆非之，何也？歆既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古文尚书》与《逸礼》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其言甚切，为群儒排弃。会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与歆俱为黄门郎，重之，白起歆，累迁中垒校尉，典儒林史卜之官。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等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庭中，将令正乖缪，一异说。而歆尤以为《周官经》六篇者，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足以佐王莽新政化者也，奏请立《周官经》以为《周礼》，置博士。然歆以前，《周官经》之不以礼名者，盖此书乃班朝治军、设官分职之书，而非专为礼设，正名之曰《周官经》，允符其实，奚以改为？然自是《周官经》之名废，而以《周礼》易之。一说：“‘礼，经邦国，定社稷，叙人民，利后嗣。’《左氏》隐十一年《春秋传》。故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记·曲礼》。则礼者，典章之达称，而非仅就揖让周旋言之。‘揖让周旋，是仪也，非礼也。’《左氏》昭二十五年《春秋传》。然则《周官经》之题礼也亦宜。”而王莽盗汉，立法布令，必以《周礼》为据焉。然《逸礼》卒不得立。世祖中兴，《礼》有大小戴博士，虽相传不绝，然未有显于儒林者。庆氏《礼》虽不得立，然撰集汉礼以制一代大典者，皆庆氏之徒也。初，鲁国曹充持庆氏礼，以博士从世祖巡狩岱宗，定封禅礼，还，受诏议立七郊、三雍、大射、养老礼仪。显宗即位，充上言：“汉再受命，仍有封禅之事，而礼乐崩阙，不可为后嗣法。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大汉当自制礼，以示百世。”帝召对，善其议，拜侍中，然事卒不行。子褒，字叔通[11]，少笃志，有大度，结发传充业，博雅疏通，尤好学礼。常憾朝廷制度未备，慕叔孙通为汉礼仪，而欲缵父之志，昼夜研精，沉吟专思，寝则怀抱笔札，行则诵习文书，当其念至，忘所之适。初举孝廉，再迁圉令，持德化，不立威刑，太守奏褒耎弱，罢官。征拜博士。会肃宗欲制定礼乐，褒上疏请定文制，著成汉礼。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为[12]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许。帝知群寮拘挛，难与图始，朝廷礼宪，宜时刊立。褒复上疏，具陈礼乐之本，制改之意。遂拜侍中，从驾南巡，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诏召玄武司马班固，问改定礼制之宜。固曰：“京师诸儒，多能说礼，宜广招集，共议得失。”帝曰：“谚言：‘作舍道边，三年不成。’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异，笔不得下。昔尧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诣嘉德门，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众论难一，故但纳之，不复令有司平奏。会帝崩，和帝即位，褒乃为作《章句》，帝遂以新礼二篇冠。擢褒监羽林左骑。后太尉张酺、尚书张敏等奏：“褒擅制汉礼，破乱圣术，宜加刑制。”帝虽寝其奏，而汉礼遂不行。然褒博物识古，父子礼宗，父充作《章句辨难》，而褒作《通义》十二篇、《演经杂论》百二十篇，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同时治庆氏学以为博士者，又有犍为董钧字文伯。世祖时，举孝廉，辟司徒府，博通古今，数言政事。显宗即位，为博士。时草创五郊祭祀及宗庙礼乐威仪章服，辄令钧参议，多见从用，当世称为通儒。累迁五官中郎将，常教授门生百余人，亦庆氏《礼》之名家也。初，董钧从大鸿胪王临受庆氏《礼》，而扶风贾徽从刘歆受《周官》。自歆之立《周官》，遭王莽败，兵革并起，疾疫丧荒，弟子死葬，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及徽尚在。徽子逵，字景伯，能传父业，又受业于杜子春。显宗之初，子春年且九十，家于南山，注《周官》，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逵与河南郑众仲师往受学焉。众父兴，字少赣，亦作《周礼解诂》。而众、逵传父师之学，洪雅博闻，又以经书记传相证明为解，逵解行于世，而郑兴父子之解不行。扶风马融季长兼揽众、逵二家，谓多遗阙，而众解近得实，因自力补之，谓之《周官传》，凡十二卷，见《隋书·经籍志》。自是《周礼》大行。然任城何休邵公犹斥《周礼》为六国阴谋之书。惟北海郑玄康成括囊大典，遍览群经，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既因涿郡卢植子幹事马融，融以《周官传》授玄，而玄于诸家解诂，独称“二郑者，兴、众父子。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粗识皇祖大经《周官》之义，存古字，发疑正读，亦信多善。徒寡且约，用不显传于世”，乃因马融之传，而参取杜子春之注，郑兴、郑众、贾逵之解诂，网罗诸家，裁以己意，撰成《周官礼注》十二卷。而以《周官礼》传写古文，诸本违异，其注云“故书”者，谓初献于秘府所藏之本也，其民间传写不同者，则为今书。而正读之例，有云“读如”、“读若”者，拟其音以求其似也；有云“读为”、“读曰”者，就其音以易其字也；有云“当为”者，纠其误以正其字也。三例既定，而《周官礼》之大义乃可言矣。然《周官礼》古文学，而郑玄本习今文《小戴礼》之十七篇，后以《礼古经》之五十六篇校之，取其义长者，或从今文，则注云“古文某为某”，如《士冠礼》“[13]西阈外”句，注“古文为槷，阈为蹙”是也。或从古文，则注云“今文某为某”，如《士冠礼》醴辞“孝友时格”句，注“今文格为嘏”是也。又有为今文所无而为古文所有者，《士相见礼》“某将走见”，注“今文无走”；“凡执币者不趋容”，注“今文无容”，郑不用今而用古者，以其足于文义也。又有今古并存而复及他说者，《士冠礼》“章甫，殷道也”，注“甫或为父，今文为斧”；《乡饮酒礼》“遵者降席”，注“今文遵为僎，或为全[14]”是也。又有存古今文而即指其意之所在者，《士相见礼》“某不敢为仪，固请”，注“今文不为非，古文固以请也”；《聘礼》“上介奉币，先入门左”，注“古文重入”是也。凡此之类，盖汉人校雠之通例，而郑玄遵以注校十七篇焉。又以《小戴》十七篇次第，尊卑吉凶杂乱，舍之不从，而依刘向《别录》，以吉凶人神为次，盖据《记》云“吉凶异道，不得相干”，《荀子》云“吉事尚尊，丧事尚亲”，遂以《冠》、《昏》、《相见》、《乡饮》、《乡射》、《燕》、《大射》、《聘》、《公食大夫》、《觐礼》十篇为吉礼，居先，而《丧》、《祭》七篇为凶礼，居后焉，故名郑氏学，凡十七卷，盖一篇为一卷也。其注之发凡者数十事，如《士冠礼》注云：“凡奠爵，将举者于右，不举者于左。”“凡醴事[15]，质者用糟，文者用清[16]。”“凡荐，出自东房。”“凡牲，皆用左胖。”其余诸篇注，皆有发凡之事，此尤有功于学者，盖读礼者非籀绎有明，无以通其指也。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仪礼》、《周官》为《三礼》，而撰《三礼目录》一卷、《三礼图》九卷，其中三卷则陈留阮谌士信，受学于綦毋君，取其说为图者也。于是《周官》之分经别出者，与礼合为一途，而《礼记》之附经不别出者，与经歧为二轨。汉以《经》十七篇立学，《曲台后苍》九篇以后，并无解义。杜、贾、二郑止解《周官》，马融解《周礼》，而十七篇止撰《丧服经传注》一卷，独郑玄遍注《三礼》。《周礼》多引杜子春、郑大夫、郑司农，前有所承，尚易为力，而《经》十七篇与《小戴礼记》四十九篇，未经人注解，前无所承，比注《周礼》为更难，而郑玄观其会通，独博学而详说之。然郑玄《三礼》之学，其宏通在此，其杂糅亦在此。夫《经》十七篇，礼家之今文学也。《周官》六篇，礼家之古文学也。《小戴礼记》四十九篇，非一手所成，或同今文，或同古文。《王制》多同《公羊》、《穀梁》，《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朝仪》、《丧服四制》、《问丧》、《祭仪》、《祭统》诸篇，皆《经》十七篇之传，为今文说；而《玉藻》为古《周礼》说，《曲礼》、《檀弓》、《杂记》为古《春秋左氏》说，《祭法》为古《国语》说，皆古文说，则今古学糅者也。而《王制》为今学礼宗，比之《周礼》为古文所宗云。然汉儒说《礼》，别今古文最严。何休解《公羊传》，据《逸礼》而不据《周官》，以《逸礼》虽属古文，不若《周官》之显然立异也。杜、贾、二郑解《周官》，皆不引博士说，以博士只立今文也。郑众注《大司徒》五等封地，皆即本经立说，不牵涉《王制》。独郑玄和同今古文两家说，疏通证明，以为周礼、夏、殷礼之分，而于不能合者，或且改易文字，展转求通，专门家法，至此变矣。若乃好引纬书，好改经字，宋儒所讥，固不足为汉儒病也。惟郑玄或据《周官》以疑《王制》，未尝引《王制》以驳《周官》，然则玄之议礼，殆以古文说为主者乎？涿郡卢植少与郑玄俱事马融，撰《三礼解诂》。会灵帝以蔡邕言立太学石经，正五经文字。植乃上书曰：“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礼》诸经，发起粃谬，敢率愚浅，为之解诂，而家乏，无力供缮写上。愿得将能书生二人，共诣东观，就官财粮，专心研精，合《尚书》章句，考《礼记》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盖蔡邕[17]碑今文，而卢植学古文也。然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明著《后汉书》本传。意者植之所学，当亦今古糅杂，与郑玄同道者也。惟玄注行世，而植解不行，独《礼记注》十卷，见《隋书·经籍志》。然植之注《礼记》，有与郑玄不同者，如郑玄以王制为夏、殷杂，而植以为汉法等是也。自是郑玄之学行而大小戴渐废。夫综会今古文，遍注《三礼》，使家法不分明，始于郑玄，而继以魏太常东海王肃子雍，兼并诸家，参合同异，成《周官礼注》十二卷、《礼注》十七卷、《礼记注》三十卷，见《隋书·经籍志》，虽佚不传，而每有见引他书者。惟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玄，议礼必与相反。然郑玄择善而从，立说皆有所据，如说庙制，以为天子五庙，周合文、武二祧为七，本《丧服小记》“王者立四庙”、《礼纬稽命征》“唐虞五庙，夏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周尊后稷、文、武则七”，而肃乃数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与文、武而九，不知古无天子九庙之说。而肃说二祧，亦与祭法不合也。郑玄说“圜丘是禘喾配天”，圜丘本《周官》，周人禘喾本《国语》、《祭法》，而肃乃谓郊丘，引董仲舒、刘向为据，不知董、刘皆未见《周官》，不知有圜丘，但言郊而不言禘，不足以难郑玄也。玄说“三年祫[18]，五年禘，祫大禘小”，本于《春秋公羊经》书“有事为禘，各于其庙，大事为祫，群庙主悉升于太祖”，而肃引《禘于太庙》、《逸礼》“昭尸穆尸，皆升合于太祖”，不知郑玄以《公羊传》为正，《逸礼》不可用也。郑玄说五帝为五天帝，本《周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配南郊，祭用夏正月，故服大裘，若五人帝，则迎夏迎秋，不得服裘，又先郑注《掌次》云：“五帝，五色之帝”，是郑玄义本先郑，而肃以为五人帝分主五行，然则大皡、炎、黄之先，无司五行者乎？此与肃驳郑玄义，以为社稷专祀句龙、后稷，不祀土谷之神者，同一武断也。考王肃所据之书，郑玄岂有不见而不用者？当时去取，必自有说，而肃乃取郑玄所不用者，转以难玄。玄据今文，则以古文驳之，如据《逸礼》以驳《公羊》是也。玄据古文，则以今文驳之，如据董、刘以驳《周官》是也。不知汉儒礼家聚讼，今古文说不同，郑玄折衷其义，始乱家法，倘王肃有意攻玄，当返求之家法，分别今古，斯或可以制胜。乃肃之不别今古，任意牵合，殆尤甚于郑玄。如《王制》庙制今说，《祭法》庙制古说，此万不能合者，而肃伪撰《孔子家语》、《孔丛子》，所言庙制，合二书为一说。郑玄以为《祭法》周礼，《王制》夏、殷礼，尚有端绪可寻，至肃乃尽抉其藩篱，荡然无复门户，使学者愈以迷乱，不复能知古礼之异。而《家语》、《孔丛》举礼家聚讼莫决者，一托于孔子之言以为论定，不知礼家所以聚讼，正以去圣久远，无明文可据，是以石渠、虎观，至烦天子称制临决，若孔子之言如此彰灼，群言淆乱衷诸圣，尚何庸龂龂争辩乎？古人作注，发明大义而已。肃注《家语》，如五帝、七庙、郊丘之类，处处牵引攻郑之语，殊乖注书之体，而自发其作伪之覆。肃又作《圣证论》六十八事以讥短郑玄，今约存者三十事。礼之大者，即五帝、七庙、郊丘、禘祫、社稷之属，其余或文句小异，不关大义。然肃之所谓“圣证”者，即取证于《家语》、《孔丛》，徒以郑玄名高，非托于圣言，不足以夺其席，然而后之学者，卒目《家语》为肃之伪作，斯可谓心劳日拙者矣。乐安孙炎叔然受学郑玄之门，乃驳释《圣证论》以难王肃，而著有《礼记音义隐》七卷、《礼记注》三十卷。同时有郑小同者，玄之孙也，亦撰《礼义》四卷，具见《隋书·经籍志》，而皆不传。意必有所以申玄指而难王肃者。惟古礼最重丧服，《经》十七篇，独《丧服》子夏有传，故《丧服》又别为礼家专门之学。大戴有《丧服变除》一卷，见《唐书·艺文志》。《小戴礼记》四十九篇，有《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上下、《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十一篇，皆属《丧服》，《檀弓》亦多言丧礼。《经》十七篇，马融独于《丧服》经传有注，而郑玄、王肃亦别出《丧服经传注》各一卷，见《隋书·经籍志》。《志》又著蜀丞相蒋琬撰《丧服要记》一卷，吴齐王傅射慈撰《丧服变除图》五卷，斯足与魏之王肃、孙炎、郑小同辈，骈称三国之礼家者焉。晋武帝，王肃外孙，郊庙典礼皆从肃说，而郑氏学几废。迨元帝渡江，太常荀崧请置郑《仪礼》博士，即十七篇之郑氏学也。《仪礼》之名始此，汉以前无之也。爰从晋、宋，逮于陈氏，传礼业者，《小戴礼记》尤盛，《周礼》次之，而《仪礼》独盛《丧服》，其著录《隋书·经籍志》者：晋有给事中袁准撰《丧服经传注》一卷，庐陵太守孔伦《集注丧服经传》一卷，陈铨撰《丧服经传注》一卷，征南将军杜预撰《丧服要集》二卷，侍中刘逵撰《丧服要集》二卷，太保卫瓘撰《丧服仪》一卷，司空贺循撰《丧服要》六卷、《丧服要记》十卷、《丧服谱》一卷，刘德明撰《丧服要问》六卷，太学博士环济撰《丧服要略》一卷，徐氏撰《丧服制要》一卷，开府仪同三司蔡谟撰《丧服谱》一卷，散骑常侍葛洪撰《丧服变除》一卷；宋有大中大夫裴松之《集注丧服经传》二卷，通直郎雷次宗《略注丧服经传》一卷，丞相谘议参军蔡超宗《集注丧服经传》一卷，征士刘道拔撰《丧服经传注》一卷，员外郎散骑庾蔚之撰《丧服》三十一卷、《贺循丧服要记注》十卷、《丧服世要》一卷，张耀撰《丧服要问》二卷，崔凯撰《丧服难问》六卷，伊氏撰《丧服杂记》二十卷，孔智撰《丧服释疑》二十卷，抚军司马费沈撰《丧服集议》十卷；齐有东平太守田僧绍《集解丧服经传》二卷，散骑郎司马[19]撰《丧服经传义疏》五卷，给事中楼幼瑜撰《丧服经传义疏》二卷，步兵校尉刘撰《丧服经传义疏》一卷，征士沈麟士撰《丧服经传义疏》一卷，太尉王俭撰《丧服古今集记》三卷、《丧服图》一卷，光禄大夫王逸撰《丧服世行要记》十卷，袁祈撰《丧服答要难》一卷，王氏撰《丧服记》十卷，严氏撰《丧服五要》一卷，卜氏撰《驳丧服经传》一卷，樊氏撰《丧服疑问》一卷，贺游撰《丧服图》一卷，崔逸撰《丧服图》一卷；梁有步兵校尉五经博士贺玚撰《丧服义疏》二卷，尚书左丞何佟之撰《丧服经传义疏》一卷，通直郎裴子野撰《丧服传》一卷，国子助教皇侃撰《丧服文句义疏》十卷、《丧服问答目》十三卷；陈有国子祭酒谢峤撰《丧服义》十卷，大将军袁宪撰《丧服假宁制》三卷、《丧礼五服》七卷，王隆伯撰《论丧服决》一卷。凡二百十九卷，皆明《丧服》者也。《周礼》则有晋之乐安王师伊说《周官礼注》十二卷，散骑常侍干宝注《周官礼》十二卷，燕王师王懋约《周官宁朔新书》八卷，司空长史陈邵《周官礼异同评》十二卷，散骑常侍虞喜撰集孙琦问干宝驳《周官驳难》三卷，孙略《周官礼驳难》四卷，梁之桂州刺史崔灵恩《集注周官礼》二十卷，五经博士沈重《周官礼义疏》四十卷。凡百有七卷，视十七篇之《丧服》杀矣。《礼记》则有晋之燕王师王懋约《礼记宁朔新书》八卷，开府仪同三司蔡谟、安北谘议参军曹耽、国子助教尹毅、李轨、员外郎范宣《礼记音》各二卷，骁骑将军徐邈《礼记音》三卷，刘昌宗《礼记音》五卷；宋之奉朝请业遵《礼记注》二十卷，中散大夫徐爰《礼记音》二卷，豫章郡丞雷肃之《礼记义疏》三卷，散骑常侍戴颙《礼记中庸传》二卷；齐之给事中楼幼瑜《礼记摭遗别记》一卷；梁武帝之撰《礼记大义》十卷、《中庸讲疏》一卷，步兵校尉五经博士贺玚之《礼记新义疏》二十卷，国子助教皇侃之《礼记义疏》九十九卷、《礼记讲疏》四十八卷，五经博士沈重之《礼记义疏》四十卷，秘书学士褚晖之《礼记文外大义》二卷，何氏之《礼记义》十卷，庾氏之《礼记略解》十卷，刘[20]隽之《礼记评》十一卷。凡二百九十七卷，而姓名失考者尚略不著，于《三礼》之中，尤为夥颐沈沈者也。梁桂州刺史崔灵恩撰《三礼义宗》三十卷，征士陶弘景撰《三礼目录注》一卷，秘书学士褚晖撰《三礼疏》一百卷，斯又囊括大典而观其会通者。论者徒以为南朝好清谈，士习祖尚玄虚，而孰知殚心礼学，若是之精详哉。斯所以期功去官，犹遵古礼；除服宴客，辄罣弹章也。北朝自魏末大儒华阴徐遵明子判门下讲郑玄《三礼》，传业于渤海李铉宝鼎、中山冯伟伟节、纪显敬、吕黄龙、夏怀敬、祖俊、田元凤。而铉撰有《三礼义疏》，传业饶安刁柔子瑥，河间邢峙士峻，渤海刘昼、孔昭，长乐熊安生植之，平原张买奴，渤海鲍季详，独安生最为显学。安生初从房纠受《周礼》，后乃事铉，遂博通五经，然专以《三礼》教授，弟子自远方至者千余人，乃讨论图纬，捃摭异闻，先儒所未悟者皆发明之，撰《周礼义疏》二十卷、《礼记义疏》三十卷。其后生能通礼经者，多是安生门人，诸生尽通《小戴礼记》，于《周礼》、《仪礼》兼通者十二三，而传《大戴礼记》而为之解诂者，仅周太学博士卢辨一家而已。《仪礼》章疏则有二家，信都黄庆，齐之盛德；李孟悊者，称隋硕儒焉。自王肃与郑玄立异，久而论定，六朝南北学《三礼》，一宗郑氏，而为义疏者，倘以《小戴礼》而论，奚啻数百家。然唐有天下，国子祭酒孔颖达奉诏撰定《礼记正义》六十三卷，序称：“南学惟见皇侃，北学惟见熊安生，而皇侃为胜。据以为本，其有不备，则以熊氏补焉。惟熊则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疾而去愈远。又欲释经文，惟聚难义，犹治丝而棼之，手虽繁而丝益乱也。皇氏虽章句详正，微稍繁广，又既遵郑氏，乃时乖郑义，此是木落不归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为得也。”自以为后来居上，虽立说务伸郑注，不免附会。然采摭旧文，词当理博，有因《记》一二语而作疏至数千言者，如《王制》“制三公一命”云云，《疏》四千余字；“比年一小聘”云云，《疏》二千余字；《月令》、《郊特牲》篇题，《疏》皆三千余字，其余一千余字者尤多，元元本本，贯通群经，譬诸依山铸铜，烧海为盐，说礼之家，有钻研莫尽者焉。然颖达之于郑《礼》，仅疏《记》注。高宗之世，太学博士贾公彦据晋陈邵《周官礼异同评》、梁沈重《周官礼义疏》撰定《周礼注疏》四十二卷，虽颇引纬书，与郑同讥，然《疏》不破注，义例则然，而发挥郑学，信称博而能核者焉。然《周礼疏》者，尚有多门，择善而从，借手为易，而《仪礼》章疏，只齐黄庆、隋李孟悊二家而已。然贾公彦撰定《仪礼注疏》十七卷，序称：“庆则举大略小，经注疏漏，犹登山远望而近不知；悊则举小略大，经注稍周，似入室近观而远不察。二家之疏，互有修短。今以先儒失路，后宜易途，故悉鄙情，聊裁此疏。”是创制起例，阐扬郑指，尤有倍难于《周礼》者焉。夫《三礼》以郑玄为宗，而《仪礼》尤以郑玄为绝学。注文古奥，得疏乃明，抉发途径，首在发凡。有郑注发凡，而公彦疏辨同异者；有郑注不云凡，而与发凡无异，由疏申明为凡例者；有郑注不发凡，而疏发凡者；有经是变例，郑注发凡而疏申明之者；有经是变例，注不发凡而疏发凡者；有疏不云凡，而无异发凡者。注精而简，疏详而密，分析常变，究其因由，千余年来，议礼者奉为依归。后来著述，皆此书之支流而已。初，太宗之世，谏议大夫检校侍中曲城魏徵玄成以《小戴礼记》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采诸儒训注，数年而成。太宗美其书，诏曰：“以类相从，别为篇第，并更注解，文义粲然。”录置内府。迄玄宗时，魏光乘请用魏徵《类礼》列于经。帝命左散骑常侍元行冲与诸儒集义作疏，将立之学，乃引国子博士范行恭、四门助教施敬本采获刊缀，为五十篇，上于官。使此书得行，则是唐代之于《礼记》，独出魏注之《类礼》元疏一本，创前古之未有，将郑注之《戴记》孔疏，不得擅美千古矣。于是右丞相张说建言：“戴圣所录，向已千载，与经并立，不可罢。魏孙炎始因旧书，摘类相比，有如抄掇，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为训注，恐不可用。”帝然之。自是元疏之魏注《类礼》不出，而孔疏之郑注《戴记》行。顾元行冲终以为郑注《戴记》不如魏注《类礼》，著论自辨，名曰《释疑》。大指谓：“《小戴礼》行于汉末，马融为传，卢植合四十九篇而为之解，世所不传。钩党狱起，康成于窜伏之中，理纷挐之典，虽存探究[21]，咨谋靡所。具《郑志》者百有余科，章句之徒，曾不是省。王肃因之，或多攻诋。而郑学有孙炎，虽扶郑义，条例支分，箴石间起，增革百篇。魏氏病群言之冗脞，采众说之精简，刊正芟砻，书毕以闻，太宗嘉赏，录赐储贰。陛下纂业，宜所循袭，乃制诸儒，甄分旧义。岂悟章句之士，坚持昔言，摈压[22]不伸，疑于知新，果于仍故。然物极则变，比及百年，当有明哲君子，恨不与吾同世者。”今孙炎《礼记注》三十卷不传，而证以张说、元行冲之言，则是孙注条例支分，已以类比，而魏注《类礼》，特整次孙注而刊其冗脞尔。然孔颖达《礼记正义》每篇引郑玄《目录》，云此于《别录》属某某，如《曲礼》、《王制》、《礼器》、《少仪》、《深衣》属制度，《檀弓》、《礼运》、《玉藻》、《大传》、《学记》、《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儒行》、《大学》属通论，《月令》、《明堂位》属明堂阴阳，《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属丧服，《文王世子》属世子法，《内则》属子法，《郊特牲》、《祭法》、《祭义》、《祭统》属祭祀，《乐记》属乐，《投壶》、《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燕义》、《聘义》属吉事。《别录》者，刘向书也。则是《礼记》之分类，固不始于孙炎、魏徵矣，何张说独议魏徵哉？然魏徵《类礼》卒以张说之言不行。论者谓《戴记》不废，张说固有存古之功；而《类礼》不行，说亦不无泥古之失焉。迨唐中叶，昌黎韩愈退之，一代文雄，然读《仪礼》而苦其难，于是掇其大要，奇辞奥旨著于篇，俾学者可观焉。既唐氏失祚，降为五代，周世宗诏国子司业聂崇义参定郊庙祭玉，因取《三礼旧图》凡六本，重加考订，成《三礼图集注》二十卷，题曰“集注”，盖兼采六图，不主一家也。宋初上于朝。太祖览而嘉之，遂诏国学图于先圣殿北轩之屋壁焉。考礼图始于汉郑玄、阮谌，《隋书·经籍志》列郑玄及后汉侍中阮谌等撰《三礼图》九卷是也。其后可考见者，《唐书·艺文志》有夏侯伏朗《三礼图》十二卷、张镒《三礼图》九卷，《崇文总目》有梁正《三礼图》九卷。《宋史》载吏部尚书张昭等奏云：“《四部书目》内有《三礼图》十二卷，是开皇中敕礼部修撰。其图第一、第二题云梁氏，第十后题云郑氏。今书府有《三礼图》，亦题梁氏、郑氏。”四家与郑、阮《图》并不传。意聂崇义所据《三礼旧图》六本者，盖郑玄一，阮谌二，夏侯伏朗三，张镒四，梁正五，开皇敕撰六也。然勘验崇义书之宫室车服等图，与郑注多相违异。欧阳修《集古录》讥其簋图与刘原父所得真古簋不同，朱子亦讥其丑怪不经非古制，是宋代诸儒，亦不以所图为然。然其书搜采诸家，具有来历，当不尽出杜撰也。梁正题阮谌《图》，讥其不案礼文，而引汉事，与郑君之文违错，正不必以违异郑注独讥聂崇义此图矣。自唐之孔颖达、贾公彦疏章郑注以成《三礼正义》，而礼学久定一宗。顾宋儒好创新解，故相违异，而始作之俑者，当推临川王安石介甫。贾公彦以前，说《周礼》者明典制；王安石而后，说《周礼》者阐义理。神宗时，诏置经义局，撰《书》、《诗》、《周礼》三经义，皆本王安石说。惟《书》、《诗》皆出其子雱元泽及诸门弟子手，独《新经周礼义》二十二卷，出安石自为。虽训诂多病穿凿，然依经诠义，如所解八则之治都鄙、八统之驭万民、九两之系邦国者，皆具有发明。后来儒者或訾安石以周礼坏宋，而于是书终不废采用也。《新经》既行，诵习者夥，然而阐明其说，著书传后者，仅见福州陈祥道用之之《礼书》一百五十卷及王昭禹之《周礼详解》四十卷二家而已。祥道之书，贯通经传，论辨精博，缕析[23]条分，间以绘图，唐代诸儒之论，并世聂崇义之图，或正其失，或补其阙，惟掊击郑注，或来訾议。然祥道本王安石之徒，安石说经，既创造新义，务异先儒，然则祥道之排斥旧说，故是师法然尔，何有于郑注哉？至王昭禹未详何人，而撰《周礼详解》，训诂皆用王安石，倘亦安石之徒？然其阐明经义，推究得失，则有不尽同于安石之学，而足订《注疏》所未逮者。既长乐杨时中立撰《周礼辨疑》一卷，则攻安石之《周礼新经义》者也。南渡后，临川俞廷椿[24]寿翁撰《周礼复古编》一卷，大指谓五官所属，皆六十，不得有羡，其羡者皆取以补《冬官》，凿空臆断，殊嫌无据。然自是说《周官礼》者遂有《冬官》不亡之一派，斯可特笔也。初，神宗相王安石，尊《周官礼》，而《仪礼》罢废，学者不复诵习。迄南渡，孝宗之世，两浙转运判官直秘阁曾逮始刊《仪礼郑氏注》十七卷，陆德明《释文》一卷，冠以《目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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