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与理论之争

    无论是谁，在培育组织学或者与之相关的分支学科、细菌学和胚胎学方面取得或大或小的成功之后，有时候都会听到他解说的热情遭遇下面令人尴尬的评论。

    <em>伟大的研究！但如此美丽的图画怎么可能是真的！今天的组织学证实了那些事物，但明天的组织学还会保留那些事物吗？随着生物学的发展，一个世纪以后，谁还会认可现在的组织学理论呢？</em>

    我会坦率地做出回复。那个发表此等言论的人，除了表现出对显微科学客观的本质特征不可饶恕的无知，还可悲地把观察到的事实跟理论上的解释混为一谈。观察到的事实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永久性印象，理论上的解释则主要具有易变性和适应性。

    不相信组织学家观察到的事实，就等同于假设由自然学家发现的新物种会有立即消失的风险，等同于假设由解剖学家检测出的神经节、腺体或血管处于蒸发的危险之中，或者等同于假设由天文学家发现的星星会受到突然消失的威胁。观察工具的性质能改变事实存在的状况吗？

    大概会有人争论说，尽管如此种种，有时对组织方面的科学事实也会有分歧。诚然，那种修正完善、略带怀疑的态度在五六十年前是完全合理的，当时显微解剖学仍处于萌芽时期，缺乏精准确定的染色方法。但是现在，幸运的是，情况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善。科学批评已经变得更加严格和谨慎，不会轻易地盖上批准通过的印章，除非是对那些由非常不同的技术共同揭示且结论一致的结构特征。除了这个事实，现今的染色方法，即所谓的选择性方法，提供的图像特别清晰、整洁，并跟无色背景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即使是对其历史抱有丝毫的怀疑，也将是荒谬无比的。

    自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评价这些染色方法的观点可能会发生改变，依附于这些染色方法的生理学解释也可能会发生改变，但是这些染色方法的客观性不会受到损伤。目前，人们更喜欢讨论普通生理学假说和生物学理论（遗传机制、适应与变异机制、性交机制、器官和组织的生理学作用机制等等）。而且，只要生命科学还没有达到其数据上的理想完整性，还没有攀登上终极原因的顶峰，这些假说和理论就会被讨论下去。但是，我要重复的是，一手的组织学数据，如果能很好地被描述并呈现出来，就会构成固定并且绝对牢固的重要档案，时间和人都没有能力去对抗、改变。

    为了便于大家充分理解这种思想，我将引用一个具体的事例，该事例摘自我本人的朴素的神经学研究生活。我要提一提现在绝大多数组织学家都同意的神经元概念。

    让我们想象一下，当我们发现了一种精细的选择性染色方法，并且通过这种方法揭示了一套极其精致的吻合纤维系统，用现有的观察程序绝对观察不到。这些纤维，一方面在神经细胞核之间蔓延，在攀缘纤维或苔藓纤维之间蔓延；另一方面在神经元的主体和树突之间蔓延。在这种情况下，树叶将不能体现树木的终极进程，我已经描述过的轴突与树突棘的乔木化将是终端前奏，而不是终端。

    有什么东西会随着这项惊人的进步而丢失吗？神经细胞核、终板和萼叶、轴突分支、树突棘以及其他很多互相有接触的布局安排，将由此转化为智人的虚构事物吗？绝对不会。这些形式将它们的客观价值与特征作为普通解剖学方面的事实，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只有一件事情需要修正，即生理学方面的解释。从实用的角度来看，这些布局安排不能再以需要通过倍增接触表面以保证脉冲通过为理由来解释了。因此，通过接触来传导的假说将不得不被另一个假说代替，即通过串联来传播的假说。同时，很有必要以其他方式确定上述结构的动态意义。理论解释具有的临时性特征以及不可避免地根据新发现对其进行修订和完善的需要，将再次证明是显而易见的。

    准确来说，因为害怕这些可能出现的错误（生物学历史充满了错误），我狂热地推崇事实。我已经说过无数次了，而且这句话本身我也重复过了：“事实仍存，理论已去。”每一位对普通概念的牢固性和正确性过分相信，而对现实的直接研究不屑一顾的研究者，都冒着不能留下永久活动踪迹的风险。事实是我们唯一的有益财产，是我们的不动产，是让我们卓越的最好凭证。总而言之，在万物永不停歇的变化之中，只有事实能幸免于时间的侵蚀和人类的冷漠与不公，最终得以保存下来。与事实一起保存下来的，或许还有我们那最好的一部分个人品质。

    所有这一切都显而易见，但还有值得肯定的一点是，没有理论和假说，我们的这个正面事实的故事将会毫无意义，并且会进展得非常缓慢。假说和客观数据由一种病因学关系联系在一起。除了概念价值或解释价值，理论还包含一种工具价值。不加思考的观察跟不加观察的思考一样危险。理论是我们最好的智力工具，就像其他工具一样，它容易“开口”“生锈”，需要持续不断地修理和替换，但是没有了它，在现实这个“大理石块”上凿出一个“深洞”就几乎会变成不可能的事。

    对解剖学家、组织学家和胚胎学家来说，建立普遍原则注定要面对分析这个硬板凳，还要遵循逻辑倾向性以及几乎不能训练的冲动。对普遍原则的建立置之不理却大声宣称该做事情了，这时候去检验想象的冲动是极其困难的。而且，普遍原则的建立正是通过以实用性和目的性为主的思想机制这种行动模式，被强加在我们身上，同时每天都把机械性原因和功利性动机这样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观察到一种结构布局或形态布局之后，我们的脑海里总是会浮现出这个问题：“它给这个有机体带来了什么生理服务和心理服务？”在想方设法地获取所有不可或缺的数据之前的很久一段时间，与这些逻辑倾向性做斗争的常识在检验我们的好奇心时都会徒劳无功，提醒我们这个问题提出得太早了。这种谨慎的反思可能会让我们的考虑更加周密，却不会让理论化的进程瘫痪不动。无拘无束的想象，就像在沙地上建造的房子，如果没有坚实的根基，那就容易倒塌。

    而且，通过歌德和许多现代思想家来证实“对最终原因的搜寻是没有意义的”和“我们的任务是确定‘如何’的问题，而不是‘为何’的问题”是毫无用处的。我们的头脑，几千年甚至可能几百万年来，为了功利和自私的目的而对大自然提出质疑，不可能突然改变其看待世界的模式。

    我们也一定不能忘记，在生物科学中，要达到了解“如何”这个问题，即对有机体的安排布局进行铸模塑型的生化进程，有必要先解决“到达什么终点”这个不专业、不知足的好奇心提出的初步问题。

    这一切都明显自相矛盾，但人类命中注定就是这样。理智和情感从来就不是好朋友。那些感觉到这种臆测冲动的人只是太了解这一点了，即在生物学界能够进行系统化思考的伟大决赛的选手，他们的工作通常是多么的短暂！

    所有上述语言（我为此请求读者的原谅）都是在尽可能地为我那因猜测臆想带来的欢呼雀跃（幸亏数量不多）寻找理由，并解释一个信奉事实派宗教的坚不可摧的狂热分子，如何一次又一次地跌入献祭令人眼花缭乱、神魂颠倒的理论偶像这个弱点的深渊。尽管在内心深处深信其无可挽回的短暂无常，尽管已经多次宣称“如果不受限制的冲动带来的结果是我们形成了一些假说，那我们就应该尽量至少不要太坚定地相信这些假说”。我们一定不要陶醉于自己的美酒或者别人的美酒。

    我的良心因这种自发的忏悔宽慰了一点儿，我要继续简要叙述这3年期间因想象而成的潜心之作。首先，我要声明一点，在我自己提出的猜想和假设当中，有一些猜想和假设，在经过25年的不断发展之后，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很有价值，也能经得起推敲；其次，坦率地讲，也有一些不可能实现的、大胆鲁莽的且不能让人接受的猜想和假设。自然而然，我将更多地关注前者，而不是后者。后者只应被遗忘。根据我的判断，一些属于第一类的猜想和假设位于根基牢固的经验法则之列。

    我的第一篇具有理论性质的作品是《对神经细胞形态学的总体思考》（General Considerations on the Morphology of the Nerve Cell），被选送到1894年在罗马举办的国际医学大会（International Medical Congress）。

    这篇通讯论文主要内容涉及对支配动物类神经系统进化法则的审查，并尽可能地说明在无数的发展变化中，哪些神经中枢保持了其潜在的原始可塑性，能够在结构上适应宇宙日益多变复杂的环境；哪些神经中枢（主要是动物）好像被一种古老的无意识僵化，并且因反对任何适应而几乎彻底结束自己物种的历史。

    为了简洁，我会快速列举这篇通讯论文的主要结论。

    （1）神经组织的胚胎发育过程重演了一遍其种族历史，中间发生了一些简化和遗漏，无论是在神经胶质方面还是在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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