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研究尝试

    我认为，叙述我如何孕育在西班牙建立组织学这个奇异的想法以及如何实现这个想法，并不完全索然无味。尽管当时人们对知识氛围的态度漠不关心，但在实际生活中还没有出现仇视的态度。

    我已经提过，在萨拉戈萨居住的那几年（当时我是解剖学博物馆主任并且已经结婚），我在自己的房子里建立了一间简易的显微镜实验室。目的有两个：其一是给博士生上课；其二是提高我自己的组织学技术。在医院大街上一幢破旧的楼房里，我开启了检验我研究能力的工作，我的灵感主要来自朗维埃的《组织学技术处理》（Tratado de Técnica Histológica）里提出的明智建议。

    可以想象，我最初的成果微不足道，只有两本小册子在萨拉戈萨出版。其中，第一本小册子的标题是《肠系膜、角膜和软骨感染实验观察》（Experimental observations on inflammation in the mesentery, the cornea, and cartilage），于1880年出版。由于缺乏支付艺术家薪酬的资金，书中的插画是我自己操作平版印刷术完成的。当时解剖病理学家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争论，论题是感染的基本机理，尤其是脓细胞起源这个有趣的疑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希望形成自己的观点，于是就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这个备受争议的问题——用箭毒青蛙身上发炎的肠系膜来重复进行有名的实验，并认真分析实验结果。遗憾的是，我那时深受杜瓦尔（Duval）、阿扬（Hayem）和其他法国组织学家的影响（他们都认为白细胞不会穿透血管壁），被误导得出一个折中或者妥协的答案。这个答案就像科学里几乎所有的中立观点一样是错误的。

    抛开结论不说，这本小册子包含了大量关于发炎组织（肠系膜、角膜和软骨）细胞修复的新的细节，血小板的吞噬能力在这本小册子里首次被提出，腹膜和毛细血管等上皮组织里细胞之间的黏液发生的变化都被广泛研究。一些细微之处的新观点，就像那时我提供给出版社的其他任何内容一样，完全没有引起科学界的注意。实际上，这本小册子也不可能有其他的命运，因为我写作时用的语言是研究者一无所知的西班牙语，并且只印刷了100册，很快就被作为礼物赠送给了别人，而他们的兴趣根本不在这个学科上。毕竟，忘记这些小小的贡献也没有损失特别重要的东西。事实上，跟这些微不足道的研究成果有关的是，一些教授的嘲讽传到了我的耳朵里：“卡哈尔究竟是谁？他竟然敢对外国科学家评头论足？”这也证明“我们绝对没有能力培育科学”的可悲信念在我们这个种族命脉里扎根扎得有多深！

    我出版的第二部作品更加翔实、客观，它也是在萨拉戈萨发行的。书名是《随意肌神经末梢显微观察》（Microscopic observations upon the nerve endings in voluntary muscles），插画通过两片平版手工着色制作。这本著作考察了神经纤维在两栖动物条纹肌肉上的终止方式，跟当时使用的流行方法（氯化金和普通硝酸银）所揭示的方式一样。然后，克劳泽和朗维埃的研究结果经过详细讨论基本上得到了证实。作为对该学科知识的积极贡献，这本小册子描述了一些新的神经纤维末梢分枝类型（4种），解释了对科恩海姆（Cohnheim）硝酸银方法有趣的改进（之前用含有乙酸的水来处理肌肉），建议使用黄金调色法增强银制图像，描述了氨态硝酸银在外周神经系统组织上的首次应用。氨态硝酸银是一种试剂，在法杰斯特金（Fajerstajn）以及其他人的手里，逐渐成了浸渍神经纤维和细胞的重要方法的基础。

    这些在研究方面的尝试，尽管结果一般，但对我却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这些尝试让我了解了自己，也了解了科学家的心理。

    我大胆地假设自己天生有一定的科学研究才能。因为我很年轻，尤其是拥有这样一个心理事实：如果不缺少一定程度的谦虚，任何人都不能做成重大的事情。无论如何，在客观考察生物学问题时，随着我的勇敢的开拓、进取，我对自己的信心增加了，因为在我看来，先天品质被确认为后天经验所得，其中最突出的是在掌握组织学方法时表现出来的近乎固执的耐心、用简单的新方法代替烦琐的实验步骤时展现出来的娴熟与技巧、观察事实时流露出来的不屈不挠的毅力和孜孜不倦的热情，最重要的是对突然改变观点以及对错误和成见的纠正抱有开放的心态。所有这些品质自然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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