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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象再无东西可给。就在那时，我决定用已被证明有效的老办法人为地刺激它。我在公寓里腾空一个房间……来吧，我带你看看，一看就明白。”

    他起身。我跟着。我们穿过一串房间。一道门，另一道门，一条走廊——他领着我走到一扇锁着的门前，它藏在与墙壁同色的一块门帘后面。钥匙开锁的咔嗒声很响，然后，他打开灯。眼前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房间：对着门的尽头是一个壁炉，周围摆着七把沉重的雕花扶手椅，黑毡覆盖的墙边是成排的黑色书架，全都空空荡荡。铸铁火钳靠在壁炉挡板上。这就是全部了。我们踏过没有图案、吸掉声息的地毯，走到椅子围成的半圆形里。主人向我做了个手势：“坐吧。你可能好奇为什么是七把椅子。起初这里只有一把椅子。我来这儿同书架的空虚进行交流。我向那些黑色的木头洞穴探问主题。每天傍晚，我都会耐心地把自己关在这里，同沉默与空虚一起，等待。书架的黑色漆面闪烁微光，死寂而陌生，不愿作答。于是我，一个专业的训词人，又回到了墨水瓶的前面。最后期限临近了，我却没有任何东西可写。

    “噢，我多么憎恨所有那些家伙，他们用裁纸刀划开最新的文学期刊，以千万双眼睛包围我被鞭笞、被耗尽的名字。我只记得一件小事：一条街，一个小男孩，在结冰的人行道上叫卖用来贴在橡胶套靴上的字儿（‘左’和‘右’[可能是因为套靴难分左右，才有这种标记。]），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他的字儿，我的字儿，最终都会被踩到脚下。

    “是的，我有感觉，我和我的文学都被践踏，变得毫无意义。如果不是因为身体出现问题，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生病让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突然艰难地失去了写作能力：我的无意识这才能够放松，赢得时间，收聚意义。我记得，在我身体仍然虚弱，同世界的联系若断若续时，我最终打开了这个黑暗房间的门，走到这把椅子旁，再次审视那无书的空虚，而它开始说话——轻柔，难以听清，但仍然在说，仍然在说——它又愿意对我说话了，我还以为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呢！你知道吗，对我来说，这是多么——”

    他的手碰到我的肩膀——马上就弹开了。

    “不过，我们没有时间抒发感情了。它们马上就会来的。所以，回到事实吧。我现在知道了，我的构思所需要的是爱与沉默。我曾经肆意挥霍幻影，现在我开始囤积它们，隐藏它们，躲开窥探的眼睛。我把它们全都保存在这儿，关门上锁。我无形的图书馆重新浮现：幻影挨着幻影，成套作品挨着其他作品，各种版本挨着别的版本——它们开始充满这些书架。来，看一会儿这儿——不，中间那层书架的右边——你什么也没看到，不是么？而我……”

    我机械地挪到旁边。主人尖锐的眸子里颤动着高烈度、高浓度的喜悦。

    “是的，然后我下定决心：关上墨水盒盖子，回到这个自由、纯粹、未经证实的构思的王国。有时，积习将我引向纸张，笔下泄漏出词句，但我会杀掉这些畸形儿，无情地处理掉自己旧有的写作方式。你听说过圣方济各的花园么？在意大利，我经常去那些地方：只有一两个花坛的小花园，一米见方，藏在坚固的高墙里面，几乎每个圣方济各修道院都有。按传统，那里是不让外人参观的，而现在，只要给几个银毫，你就可以从外面透过隔栅看。过去，就连这样看都不许。花长在那里——如圣方济各所愿——不是为别人，而是为它们自己。禁止采摘，也不许移植到围墙外面；没有发誓修行的人不得踏足花园，甚至不被允许观看花园：不被俗人触碰，远离目光与刀剪，它们可以为自己开放，为自己吐芳。

    “哦，我决定——我希望你不会觉得这很奇怪：培植一个花园，将它禁闭在沉默与私密中，里面有我所有的构思，所有最精妙的幻影，最丑怪的发明，远离他人的目光，为自己生长、开花。我憎恶沉甸甸地垂挂着的水果及其粗糙的果皮，它们会折磨树枝，使之凋萎；我想让自己微小的花园包含一种永远不落叶也不结果的意义与形式的结合！别以为我是个不能走出自己的‘我’的利己主义者，也别以为我是个憎恨一切非自己的构思的愤世嫉俗者。不，在这个世界上，我真正讨厌的只有一件事：文字。任何人，只要能够并且愿意穿过这层秘密，来这纯粹构思的花园里生活和工作，我都欢迎他，视他为兄弟。”

    他沉默片刻，盯着扶手椅的橡木椅背，椅子环绕着他，像是在专注地聆听。

    “渐渐地，来自作者与读者的世界里的受选者聚集于此，这没有文字的所在。我这构思的花园并非向所有人敞开。我们是少数人，并将变得更少。因为空虚的书架的重负是艰巨的。而且，还——”

    我试图反驳：“如您所说，您没收的文字，不仅来自自己，也来自其他人。我想提醒您，别忘了那些摊着的手掌。”

    “哦……你知道，歌德曾经（对爱克曼[爱克曼（J. P. Eckermann，1792—1854），歌德晚年的秘书，《歌德谈话录》的作者。]）把莎士比亚描述为一棵过分生长的树，疯长了足足两百年，扼杀了全部英语文学的生长；三十年后，伯尼[伯尼（Karl Ludwig B?rne，1786—1837），德国犹太政治作家和讽刺作家，以对歌德的攻击出名。]说歌德是‘扩散到德语文学全身的巨型癌症’。这两个人都是对的。如果我们的文字化让彼此窒息，如果作者互相阻碍写作，他们会让读者甚至连想法都无法形成。读者没有机会拥有想法，他们的权利被对此事更擅长、更有经验的专业人士篡夺：图书馆碾碎了读者的想象，老雕虫们的小圈子的专业写作把书架和头脑填塞至爆炸。书架上、头脑里，文字都已过剩，这种现状一定要打破。你必须在别人的构思里清理出一小块地方，才能容纳自己的构思：每个人都有权利构思——专业的，业余的，都行。我会给你拿来第八把扶手椅。”

    他没有等我回答，就快步走出房间。

    我被独自留下，再次扫视这个消除了脚步与词语之声的黑色圣所，还有那些被空虚环绕的书架。一种不安的迷惑在心中不断增强，就像是动物要被活体解剖时的感觉。“对他，或者他们来说，我算什么？他们的构思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决定探个究竟。当门再次打开时，进来了两个人：我的主人，还有一个戴眼镜的、红色短发的圆脸男人——他柔弱得好像没有骨头的身体倚着一根手杖，站在门口，透过圆圆的镜片打量我。

    “这是达斯（Das）。”主人介绍他。

    我说了自己的名字。

    达斯后面，第三个人出现了：一个精瘦的小个子，针一样的眼睛下面，牙关紧咬，肌肉抽动，一条小口子权当是嘴。我们的主人转头对着他。

    “嘿，泰德（Tyd）。”

    “嘿，泽斯（Zez）。”

    注意到我困惑的眼神，被叫作泽斯的人突然大笑起来。

    “我们谈话后，你就会理解，作者的名字没有容身之地，在这儿。”他把“这儿”说得很重。“让它们留在扉页上吧，我们这个兄弟会的成员每人都有一个‘无意义音节’。一位有学问的教授艾宾浩斯[赫尔曼·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1850—1909），德国心理学家，提出著名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在研究记忆法则的时候，依赖于他所谓的‘无意义音节’：他随意取出一个元音，在前后各加一个辅音，就这样制造出一系列音节，全都不带有任何意义。他用来研究记忆过程的东西，我们更多用来……好吧，这没必要细说。不过，其他的构思者在哪儿呢？已经到点儿了。”

    有敲门声传来，仿佛是在回应他。进来了两个人：西格（Hig）和莫弗（Mov）。过了一会儿，又进来一位，一边呼呼喘气，一边擦汗：他的绰号是费弗（Fev）。只剩下一把空椅子了。最后一个人终于来到：他面部轮廓柔和但眉型陡峭。

    “你迟到了，拉尔（Rar）。”会长对他说。拉尔抬起眼睛，目光遥远又恍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