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个阶级的通病————兄弟，我的宝贝儿。”

    我左边还有一扇门，门开处我看见镀铬和瓷砖的闪光，我向那边跨过一步。

    “兄弟会，宝贝儿，”她说，小手抓住我的上臂肱二头肌。“开导我，跟我谈吧。把兄弟会美妙的思想教给我。”我真想砸了她，可是又想和她呆在一起，不过我知道两者都不行。她是不是想毁了我？还是运动的暗敌设下了圈套，而他们带着照相机和铁棍在门口等着？

    “你应该接电话，”我强作镇静地说，同时我设法挣脱出我的手，不能碰到她，因为一碰到她————

    “你还讲下去吗？”她说。

    我点点头，她一言不发，转身向嵌有椭圆形镜子的梳妆台走去，拿起象牙色听筒。一瞬间，我在镜子里看到我自己站在她那急切难熬的身体和一张白色的大床之间，看到了我内疚的姿态：脸绷得紧紧的，领带晃荡着；床后面又有一面镜子，它就像汹涌的大海，把我们的人影前前后后地抛来抛去，时间、地点、环境都像发了狂似的一分为二，二又分成四……这样连续分割下去。一只狂热的风箱不停地煽动我的视像，使它一会儿清楚，一会儿模糊。这时她的两唇微动，朝我说了句无声的“对不起”，接着就不耐烦地冲着电话听筒说，“是啊，是我”，然后用手遮住话筒，向我微笑说，“是我的妹妹，一秒钟就够了”。这时我脑海里转动起那些已经忘却了的故事：男佣人被女主人召去替她擦背，汽车司机分享了主人的妻子，开往里诺的头等卧铺车里，搬运工被邀至阔太太的会客间————我思忖着，但是这是兄弟会，是我们的运动啊。现在我看到她笑了，说道，“是啊，亲爱的格温，是的”，同时那只没拿听筒的手举了起来似乎想摸一下头发，接着一个急遽的动作，红袍像面纱一样拉开了，镜子里露出了她的裸体的娇小而丰满的曲线，又柔软又结实，我看到时不禁屏住了气。在这如梦的一瞬间后，长袍又合拢了，而我看到的只是鲜红长袍上面一双神秘的、含笑的眼睛。

    我向门口走去，愤怒和强烈的激动在心内交锋。我在她身边走过时，只听得喀的一声，电话挂上了，她猛地一转身碰到了我，我不知所措了，因为思想观念和生物本能之间，责任和欲望之间的冲突是既微妙又混乱的。我朝她走去，心想，让他们把门砸了吧，谁愿意，谁就来吧。

    我不知道是醒着，还是在做梦。四周静极了，但我肯定曾经有过响声，而且肯定是从房间那一头传来的。这时她在我身旁发出一声轻叹。奇怪。我的思潮翻腾。一头公牛把我从矮栗树林里追逐出来。我跑上一座小山，整座山在上下起伏。我听到了声响，抬头一看，一个男人在过道的昏暗灯光下站着，眼睛直瞪瞪地望着我，既不感兴趣，也不显出惊异。脸上毫无表情，只是瞪着双眼，呼吸也平平稳稳。接着我听到她在我身边挪了一下。

    “哦，哈啰，亲爱的，”她的声音仿佛从远处传来。“这么快就回来了？”

    “是啊，”他说。“早点叫醒我，我还有很多事要干呢。”

    “我会记住的，亲爱的，”她睡眼惺忪地说。“好好休息……”

    “明儿见，你也好好休息吧，”他说道，发出一声短促的干笑声。

    门关了。我在黑暗里躺了一会儿，呼吸很急促。奇怪，我伸出手去碰了碰她，没有回答。我俯在她身上，感到她的气息喷在我脸上，既温暖又清香。我本想流连不去：一件宝物冒险到手，可惜为时已晚，而此刻将永远失去————我想细细体验一下这种辛酸味。可是她仿佛一直没有醒来过，仿佛如果此刻醒来，她将尖声大叫大嚷。我匆匆从床上溜下寻找衣服，虽然四周一片黑魆魆的，我的眼睛却始终盯着那曾经出现过亮光的地方。我瞎摸一阵，找到一只椅子，一只空椅子。我的衣服到哪儿去了？真傻！我怎么会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境地？我赤裸着身体在暗中摸去，找到了放衣服的椅子，急急忙忙穿好后就溜了出去，仅在门口停了停，借着过道里微弱的光线往后看了一眼。她睡在那儿，没有叹息声，也没有笑容，一个正在做梦的美人，一只象牙色手臂伸在墨黑的头发上面。我关上了门，心怦怦乱跳，经过过道时，生怕遇见那个男人来拦住我，可能是几个男人，也可能一大群人。接着我就下了楼。

    大楼静悄悄的，门厅里守门人在打盹，上浆的外套领口由于一呼一吸在脸颏下面被压弯了，满头的白发上没戴帽子。我走到街上时，身上出了汗，走路摇摇晃晃，心中仍然拿不准那个人是真遇见了，还是在梦中的幻觉？有没有可能我见到了他，而他却没见到我？还有，如果他见到了我，他一声不吭是什么原因？是由于见多识广，还是因为生活放荡，还是因为教养过深？我匆匆在街上行走，每走一步，焦虑就增加一分。他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为什么没认出我，没咒我？为什么不动手打我？或者至少应该对她发火吧？如果他想考验我是如何对这种压力作出反应的，那又怎么办？不管怎样，我们的敌人会就此大做文章，对我们猛烈攻击的。我一面走，一面痛苦得直流汗。干吗他们非得在每件事里面都搅上女人不可呢？在我们和世界上我们要变革的一切事物之间他们放上一个女人：不管在社会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都是如此。干吗，他妈的，干吗他们打定主意要把阶级斗争和屁股斗争搅在一起，这么一来，我们，他们————一切人类的动机，不都被辱没了？

    第二天整天我疲劳不堪，忐忑不安地等待事情败露，现在我拿准是有一个人站在门口，此人手持公文包往门里张望过，但是并没有露出他看见我的神色。这个人的口气像是个满不在乎的丈夫，听起来像是兄弟会某个重要成员————我太熟悉他了，我怎么会想不起他是谁呢，简直把我急疯了。我一碰也没碰堆在我面前的工作。电话铃每响一次，我就害怕一次。我拿起塔普的脚镣拨弄着。

    如果他们四点钟前不打电话来，我就得救了，我对自己说。可是仍然没有迹象，甚至没有电话来叫我开会，终于我拨了她的电话号码。她的声音听上去很高兴，乐呵呵的，但是很谨慎；她没提昨晚的事，也没提那男人。听到她平静而高兴的声音，我感到尴尬，也不好意思提了。也许那些阅历深广、有教养的人物就是这样的？也许那个人在，但是他们之间有个默契：这女人享有充分的权利。

    我愿意回去继续讨论吗？她想知道。

    “当然愿意，”我说。

    “哦，兄弟，”她说。

    我挂上了电话，松了一口气，但仍然有些忧虑，因为我没法摆脱我在一场考验中失败了这个想法。在下一周里，我一直捉摸不透这件事，甚至感到更加迷惑，因为我拿不准我的处境究竟如何。我设法寻找杰克兄弟以及别人和我的关系中有没有任何变化，可是看不出什么。而且即使有什么变化，我也无法知道它的确切含义，因为可能那是与我主管的事情有关的。我还处于有罪和无罪之间，因此他们的态度仍是一模一样。我的神经经常处于紧张状态，我脸上表情生硬、含糊，慢慢有点像杰克兄弟和其他领袖脸上的那种表情了。后来我让自己放松点；工作总得干起来，我得采取等待策略。同时虽然我做了错事，心中七上八下的，我却学会了忘记自己是个孤独的、有罪过的黑人兄弟，反而信心十足地大步跨进一间满是白人的屋子。昂着头，脸上微笑并不过分，伸出手去紧紧地、热情地和别人握手。同时将高傲和实事求是的谦逊调配得恰到好处，使得人人都很满意。我投身到演讲活动中去，到处维护和伸张妇女的权利；虽然周围都是女人在嗡嗡作响，我小心翼翼地把生物方面和思想方面区分开————这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因为仿佛许多姐妹之间有个默契（她们以为我也接受这种看法）：意识形态只是一块多余的面纱，它把生活中她们真正关注的问题遮掩了。

    我发现，每当我出席演说，这地区大部分听众似乎都在期待某种不可名状的东西。我一站在她们面前，这种想法便油然而生，而这跟我将要演说的内容毫不相干。因为我只要和她们一照面，她们的眼睛一扫到我身上，她们就好像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解脱————这不是说放声大笑，或是纵情痛哭，也不是说从任何稳定的、不掺杂的感情中解脱出来。我弄不懂。我犯了过失的心情又回来了。有一次，我正讲了一半，我凝视着满满一屋子的脸庞，心想：她们知道了吗？是不是那个关系？————差一点把我的演说毁了。但是有一点我是肯定的：有些黑人兄弟常常讲故事给她们消遣，次数一多，这些人还没开口，她们就笑了起来；她们对我肯定不是这种态度。不是，是另一种态度。是某种形式的期望，某种等待的情绪，一种希望我能争气的心情；仿佛她们希望我不能只是一个像别人一样的演说者，不是一个只会逗笑的人。有时，似乎出现了某种我的意识还无法理解的事。我扮演的哑剧比我最富表现力的语言还要意味深长。我演了戏，可是又不能理解它，正如我不能解开那个站在门口的人之谜一样。我对自己说，说到底，秘密可能就在你的声音里。在你的声音里，也在她们的愿望里————她们希望在你身上看到的是她们信仰兄弟会的活证明。为了宽慰自己的心情，我不再想下去了。

    一天夜里，我在为一系列新的演说写稿的时候睡着了，这时电话铃响了，召我去总部开个紧急会议。我离开屋子的时候疑惧不安。我想，这下来了，要么是谈指控，要么是谈那个女人。被女人绊了一跤！我可说什么好呢？说她多么迷人，而我只是一个凡夫俗子？那跟责任，跟兄弟会建设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只得强迫自己去，我迟到了。房间里闷热异常。三架小风扇搅动着重浊的空气。穿衬衫的兄弟们围着一张满是疤痕的桌子坐着，桌上放着一壶冰水，一颗颗水珠在闪烁。

    “兄弟们，对不起，我来晚了，”我道歉说。“明天的演讲里有几个重要细节还得最后斟酌一下，我给耽搁了。”

    “其实你不必再费这个神了，这样，委员会也就不会浪费时间了，”杰克兄弟说。

    “我不理解你的话，”我突然感到热血沸腾。

    “他的意思是你不必再为妇女问题操心了。那事算完了，”托比特兄弟说。我振作一下精神，准备应付进攻。可是还没等我开口，杰克兄弟向我提了一个令人吃惊的问题。

    “托德·克利夫顿兄弟怎么样了？”

    “克利夫顿兄弟————唉哟，我好几个星期没见到他了。在市南区我忙得不可开交。出了什么事？”

    “他失踪了，”杰克兄弟说，“失踪了！好吧，不必要的问题就别问了，以免浪费时间。不是为了这事把你找来的。”

    “发现失踪有多久了？”

    杰克兄弟敲了一下桌子。“我们光知道他不见了，我们言归正传。兄弟，你得立即回哈莱姆区。那儿我们正面临一场危机。托德·克利夫顿不仅仅失踪了，而且也没有完成任务。另一方面，‘规劝者’拉斯和他那帮种族主义者匪徒正在利用这一点大肆煽风点火。你得回到那儿去，采取一切措施重整旗鼓。我们会把你所需要的各种力量交给你。你将在一次战略会议上向我们汇报。有关那次会议的事项将在明天通知你。同时请你，”为了加强语气，他敲了一下木槌，“准时到！”

    因为没有讨论我的问题，我感到倍加宽慰，我甚至没留下来打听一下有没有去警察局查问关于失踪的事。这事从头到尾都不对头，因为克利夫顿非常负责，他有很多目标要争取，他不会随随便便地失踪的。这跟“规劝者”拉斯有没有牵连？可是不像有；在哈莱姆区我们力量很强大，仅仅一个月以前我刚调出的时候，如果拉斯妄想攻击我们，他将被群众奚落得无地自容。当初我要不是怕冒犯委员会而过分谨慎，我就能和克利夫顿以及哈莱姆区全体会员群众保持更密切的关系。现在我好像突然间大梦初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