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孔子孟子荀子的批评

    （一）孔子“处处要保存那纸上的封建阶级”！ （二）梁启超口中孔子的阶级性 （三）孔子要用士阀去推翻贵族阀 （四）孔子是春秋时新兴的非封建的地主阶级的代表 （五）士是地主的证据 （六）孔子的政治哲学 （七）“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是“(一)易，（二）象，（三）辞”！ （八）必须进一步追问孔子何以有那样的“正辞”或“正名” （九）替“未必件件都合着历史的事实”加一重保证 （一○）不懂得“他老人家气的胡子发抖”的缘故！ （一一）孔子的岂肯恢复封建制度？（一二）“孔子‘学’只是读书”！（一三）孟子拥护地主阶级得闲的证据 （一四）“孟子……受了杨墨两家的影响”！ (一五)孟子为什么大谈“‘衣帛食肉’的政治”? （一六）荀子为什么要“明贵贱”？ （一七）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的批评

    第十一，胡博士做《哲学史》，不从阶级的观点着眼，惟划分许多派别，这是我们已经领教过的。但他讲到孔子，除列入“积极的救世派”，称为“许多‘有心人’”中之一外，又说：

    “孔子虽明知一时做不到那‘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制度，他却处处要保存那纸上的封建阶级。”

    此处所谓“封建阶级”，自然不成名词，然观于下文“《春秋》于吴楚之君只称‘子’，齐晋只称‘侯’，宋虽弱小，却称‘公’等语，可见他所要说的是贵族的等级，照上面“处处要保存”的字眼看来，他当然承认孔子为贵族阀的拥护者和代表。贵族阀与封建地主阶级虽不是同一物，但大部分的贵族总是有土地的，因此他又不能不承认孔子为这个阶级的拥护者和代表。关于孔子的阶级性问题，是值得我们从长讨论的，因为他支配中国的思想界至二千余年，我们若不看清楚他代表那一个阶级，便不能真正懂得他的学说。因此我对于此事又要多说几句。

    就一般讲起来，在阶级制的社会中，一个人无论是圣人也好，凡人也好，君子也好，小人也好，善人也好，恶人也好，他总是隶属于某个阶级，他的一切思想行动无论为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总是拥护并代表这个阶级。我们要注意，在这样的社会中，决没有超阶级的人。而我们的孔二先生更不能例外。

    关于此事，不独素来不愿谈到阶级的胡博士（要他谈阶级，除非是在不表现阶级争斗和不关痛痒的时候，如“和尚阶级”之类），已于无意中流露出来了，就是宣言阶级制度在我国“已成二千年僵石”的梁启超也明白承认孔子一批人的阶级性。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说：

    “儒家虽‘保民而王’，言‘得乎邱民而为天子’，要之以民为受治之客体，非能治之主体也？……然则儒家果尽然将国人分为能治与受治之两阶级乎？曰，是殆然，是又殆不然。儒家有所谓能治的阶级乎？曰，有之；其名曰‘君子’。一切政治由‘君子’出，此儒家唯一的标帜，遍征诸儒书而可信者也。故所最当注意者：‘君子’非表示地位之名词，乃表示品格之名词。……地位有固定，品格不能有固定。儒教最终之目的在：‘教化流行，德泽大洽，使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春秋繁露·俞序篇》夫天下人人皆成为‘君子’，则儒家‘全民政治’实现之时矣。”

    梁氏这一段话毛病很多。第一，“能治阶级”与“受治阶级”不成名词。应改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第二，所谓“‘君子’非表示地位之名词，乃表示品格之名词”，殊不尽然，如孟子说的“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都是指地位讲，不是指品格讲。此处所谓“君子”正是统治阶级的公仆。第三，从前统治阶级的代表在理论上大概不肯赤条条地主张本阶级的利益，总要拿全体人民来做一个幌子，尤其是关于将来的理想，乐得如此。如法国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明明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但革命的口号偏偏标出“自由，平等，博爱”来，声声口口替全体人民谋幸福。儒家的把戏也是一样。如以为依照它的“人人皆成为‘君子’的鬼话（这等于胡博士所谓美国“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即可以实现什么‘全民政治’，借此去混淆它的阶级性，那就是“非愚即妄”！然无论如何，这一段话总算明白承认了孔子一批人是站在统治阶级的地位上，他们的下面还有一个被统治阶级————这是确定的事实。

    我国资产阶级两个最有权威并极力讳言阶级制的学者既已或明或暗地承认了孔子的阶级性，我现在进而鉴定他到底属于那一个阶级，总不能说是武断罢。

    据胡博士的意思，孔子是要替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保镖，即日本的学者中也有怀抱这种意见的。这是一种绝大的错误。孔子在鲁国虽是一个士阀出身，然他的祖父孔父却系宋国的贵族，因此他带有好些贵族的色采，并同情于旧制度中若干成分的保存，这是不能否认的。不过他并不是这个行将死灭的贵族和旧统治阶级的代表。恰恰相反，他是要推倒这个贵族而代以士阀，关于《春秋》讥世卿，和“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雍也，可使南面”等说法，就可以知道（孟子更明白说出“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所谓“仁者”，不用说，就是士阀出身的大圣人之类）。

    孔子为士的代表，这是几千年来全国人所公认的，丝毫不成问题。可是大家既承认这一点，就必须接着承认他是《春秋》时新兴的非封建的地主阶级的代表。我想不独熟读《论语》“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和孟子“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一类话的穷措大忽然听见这种议论要大吃一惊，就是习闻“儒家的系统……是封建制度的极完整的支配理论”的青年学子也会认为谬说。其实何止这两种人，凡属智识分子大概想不到满口仁义道德的孔二先生和所谓非封建的新兴地主阶级有什么关。可是莫忙，听我举出证据来：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贵族阀与封建地主阶级虽不是同一物，但大部分的贵族总是有土地的。”士对于新兴地主阶级的关系，正和此相同。所以士阀与新与地主阶级虽不是同一物，但一部分的士是有土地的。（在最初恐怕是最大部分的士都有土地，到了春秋时代，士的数量大增，单是孔子就有弟子三千；至战国则士多如鲫，如齐的孟尝君，赵的平原君，楚的春申君，魏的信陵君养士各数千人，于是“穷光蛋”的士占大多数。）孟子谈“周室班爵禄”，说天子的“元士受地视子男”，其余“大国”“次固”“小国”的“上士”“中士”都有一定的土田，这当然是事实，不可和他的井田说等量齐观。因为我们还可以从当时其他的书中找出士有田的证据。例如《管子·问篇》说：

    “余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几何人？……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几何人？……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问士之有田宅身在陈列者几何人？”

    所谓“士之有田而不使”，“士之有田而不耕”，就是士为地主的铁证。至于所谓“士之有田宅，身在陈列”，就是指武士。这种武士也是新兴地主的一个大来源，应当略加说明如下：

    当春秋战国时，战争频繁，需要很多的军官，于是武士应运而起。到了战胜以后，被兼并的国家的土地变成胜利品而归战胜的君主支配了，《韩非子·有度篇》载：

    “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

    《十过篇》载：

    “秦穆公……兼国十二，开地千里。”

    这里所谓“开”和“启”并不是开荒，只是将原来封建地主的土地（也许有非封建的地主杂在其中）剥夺过来。这种土地总有一大部分是赐给战士的，所以《诡使篇》又说：

    “夫陈善田利宅，所以战士卒也。”

    《显学篇》也说：

    “夫上所似陈良田大泽，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

    《管子八观篇》也给我们一个反证，就是：

    “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

    这寥寥的几桩事已经充分告诉我们，封建地主是怎样的崩溃，新兴地主是怎样的起源了。（此等事在孔子前二三百年间即已发生，《诗经》上的《秦风》，《权舆》,《小雅》，《正月》，《大雅》，《瞻卭》等篇表现得很清楚，这里所说，当然是部分的，并非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崩溃和整个新兴地主阶级的起源都是如此。）这一点值得我们绝大的注意，故不得不大书而特书。

    春秋战国时的士多系新兴的地主，既有证据，则代表士阀的孔子同时又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正和代表贵族的老子庄子等同时又代表封建地主阶级一样，这是很自然的事。孔二先生虽是手段高明，对于拥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没有露骨的表示，但全部《论语》仍留下不少的痕迹。例如：

    “道千乘之国，……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这里所谓“使民以时”，就是不违农时，排斥聚敛，就是不要向地主苛索，“富之”，就是增进地主的财富。因为这种重农的主张，其最大部分的利益当然是归于地主而不归于真正耕种土地的农民。【注】所以孔子为新兴的地主阶级的拥护者和代表，是毫无疑义了。

    【附注】法国十八世纪的重农学派虽注意农民的利益，并认农民和渔业矿业者为唯一生产阶级，却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它的格言“农民贫则国贫；国贫则王贫。”————“Poor Peasants，Poor Kingdom；Poor Kingdom，Poor King”————和有若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荀子·富国篇》所谓“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完全是一样的意思。可见口头上尽管说什么农民，人民，百姓，或下，而实际上的着重点仍在地主阶级，无中无外，正是一套把戏。

    孔子既代表一个新兴的地主阶级，所以他在政治上要求一个统一江山的天子君临天下，作为这个阶级的保护主，使不受向来一切封建主的剥削。他替鲁国作《春秋》的第一句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正是这个意思的表现。因此他的政治哲学直截了当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使国与家直接联系起来，将封建制度中一切等差一扫而空。就是他晚年赞《周易》，也不过是本着唯心论，随自己的意思，极力称颂庖牺，神农，黄帝，尧，舜这些大部落的首长（即所谓元后）为怎样的大圣人，为怎样可崇拜的偶像，因以建立他的中央集权的天子制（“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去适应这个新兴阶级的利益。

    所以孔子的学说能支配中国至二千余年之久，正因为这个长时期中的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近十几年来，他的学说完全失去向来的威权，正因为地主阶级的势力早已下降，丧失以前统治的地位，由新兴的资产阶级起而代之了。

    关于孔子的阶级性问题从来没有人细心精密地分析过，以致大家对于他的认识，都十分肤浅而模糊，丝毫不懂中国经济发展的胡博士更不会注意到这一点，因此他所讲的孔子的学说是很浅薄而支离的。今试略举数点如下：

    （一）我们在上面已经隐约指出，孔子是已经具有一种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统一帝国的中心思想才去修《春秋》赞《周易》的，所以他的议论无不归结于此，观于寐秋《春秋》书“初税亩”（宣公十五年）和“用田赋”（哀公十二年）以示讥，《易传》称远古代的元后，即可以知道。胡博士不懂得这一点，便反转来说：

    “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都在一部《易经》。”

    于是特辟专章，大谈“《易经》的哲学”，说全书有三个“基本观念”：

    “第一，万物的变动不穷，都是由简易的变作繁赜的。第二，人类社会的种种器物制度都有一个极简易的原起，这个原起便是‘象’。人类的文明史只是这些‘法象’实现为制度文物的历史。第三，这种种‘意象’变动作用时，有种种吉凶悔吝的趋向，都可用‘辞’表示出来，使人动作都有依法标准，使人明知利害，不敢为非。”

    他以为“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都在一部《易经》”而“《易经》的精华就是“（一）易，（二）象，（三）辞”，换句话说，“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就是“（一）易，（二）象，（三）辞。”这种说法丝毫没有发现孔子哲学的特点，因为所谓万物变化由简而繁，制度文物趋于意象，都是中国古代唯心哲学的通则，【注】至于“使人入动作都有依法标准，使人明知利害，不敢为非”的辞更是每个哲学家所不可少的工具。试问他举出这三种很普通的东西作为“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到底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

    【附注】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万物变化，由简而繁的意思；又说“道之为物，惟忧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即制度文物起于意象的意思。

    所以用易象辞去说明孔子的哲学，或“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是绝对不会成功的。我们必须进一步问孔子何以恰恰是他那样的“正辞”或“正名”。而不是别种样式的“正辞”或“正名”。要追问到这一点，才可以达到“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才可以表现他的哲学的特点。举个例来说，孔子何以恰恰要说：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他为什么不像老子一样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再举个例来说，孔子何以恰恰要说；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他为什么不像芋尹无字一样说：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我们对于第一个例的答案是：孔子为新兴的前资本主义时代地主阶级的代表，富于朝气，勇于进取，正在以造成本阶级的统治地位为前提，故有生，位，人，财，义的说法，绝不能和日趋崩溃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老子一样，说出一些不仁，刍狗和绝弃的反动话。对于第二个例的答案是：他在政治组织上所要的，大的是国，小的是家，故只简简单单讲君臣父子之道，不复需要封建时代的十等了。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要讲哲学，必须以阶级为根据，否则无论自以为见解怎样迈越前古，总是浅薄无聊的！（胡博士说：“《易经》这一部书，古今来多少学者做了几屋子的书，也还讲不明白。”又说：“古今说《易》的人不懂此理〔指象〕……，所以越讲越不通了。”他的言外之意，是自以为有独到的见解！）

    （二）胡博士又很郑重地介绍《系辞传》的一大段，并加以详细的解释，我现在为便于批评起见，仍然要将这一段话列在后面：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

    “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斵木为耜，揉木为耒，……盖取诸益。（ ）”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刳木为舟，剡木为楫，……盖取诸涣。（ ）”

    “服牛乘马，引重致远，……盖取诸随。（ ）”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 ）”

    “断木为杵，掘地为臼，……盖取诸小过。（ ）”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盖取诸睽。（ ）”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 ）”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

    这一大段话的出发点是八卦。从前日本的幸德秋水倡言基督教的十字架是男子生殖器崇拜的孑遗，近来中国也有人觉得“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时代的东西；‘乾’‘坤’二卦即是两性底生殖器底记号。”（见顾颉刚编著的《古史辩》中玄同的信。此外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卷上，某君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都有同样的意见。）我以为此说是很有理由的，因此，孔圣人这一段话的第一节“近取诸身”四字是其实不虚的，至于”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远取诸物”等等，原始人虽也办得到，不免带一点铺张的色采。然这一条至少可以表现八卦的起源本来是唯物的。不意被孔二先生一赞，它竟由唯物而变唯心的了。于是我们的初民从实际经验中所发明的工具和所创造的事业，被他倒果为因，一起归住“盖取诸离，益，噬嗑，乾坤，涣，随，豫，小过，睽，大壮，大过，夬”几个卦上，并一起归在庖牺，神农，黄帝，尧，舜这几个所谓圣人的身上。像这样的说法原不过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勾当，与上古实在的情形没有什么关系。

    胡博士不明白这种情形，竟于解释上述一大段话之后，说道：

    “以上所说古代器物制度的原起未必件件都合着历史的事实。”

    观他的言外之意，是明明承认内中有几件————不过不是“件件”————是“合着历史的事实”。现在如果请他具体地指出到底是那几件，我想他没有办法做得到，否则就会跳出常识的范围了。著哲学史的人对于这种完全显明的骗局不独不予以指摘，并且还详为解释，还于模棱两可的批评中代为加上一种保证，这是极不应该的。

    （三）胡博士用一专章讨论《易》既是十分浅薄，而他用一专章讨论“正名主义”也是一丘之貉。他说：

    “孔子当日眼见那些‘邪说暴行’，……以为天下的病根在于思想界没有公认的是非真伪的标准。……他的中心问题只是要建设一种公认的是非真伪的标准。建设下手的方法便是‘正名’。……一部《春秋》便是孔子实行正名的方法。”

    以上所说的原是事实。不过他一提及孔子在《春秋》上正名的主旨就完全弄错了。他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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