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于所谓中国哲学发生时代的时势和思潮的批评

    至于庶人，也和西洋的第三阀相当，他们在法律上多半只有义务，绝少权利的。由这些事实看来，中国古代明明也只有三个阀阅，胡博士偏将它们分作五个“社会阶级”，社会科学的常识不是成为问题么？！

    胡博士误阀阅为阶级，以及任意分为多数社会阶级一事，骤然看来，似乎仅系一种小节，值不得我这样严重地批评。其实这话出自“‘学问成家数’的胡先生”（引梁启超语）的尊口即可以形成一种谬说，令人辗转相传，贻误青年学子。例如梁启超便接受这种意见，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于引用芋尹无宇“人有十等”的一段话后说道：“其言若可信，则古代阶级可谓极复杂。”既是这样，我就不能不“辞而辟之”，以免这种谬说再蔓延下去。

    第三，胡博士对于阀阅和阶级既弄不清楚，浑为一谈，到了第三项，复想勉强加以区别，于是说道：“封建时代的阶级虽然渐渐消灭了，却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那时社会渐渐成了一个贫富很不平均的社会，富贵的太富贵了，贫苦的太贫苦了。”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不独“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正是封建时代，即战国仍是封建时代，不过这种制度正在崩溃中罢了。此处指明封建时代已经过去，实属大错。至于所谓“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不知是什么阶级，所谓“一种”是指一个还是指数个？胡博士不肯————不如说不能————明白指示出来，可见他自己也有些莫明其妙。然就他下面“那时代的资本家雇用女工，把那‘掺掺女手’的血汗工夫来做他们发财的门径”这些话看来，所谓“生计上的阶级”一定是资产阶级，一定是工人阶级。实则当时和战国时代决没有现今垄断生产工具的资产阶级，也决没有现今一无所有，专卖劳动力的工人阶级，其理由已详上文，此处不用重说。

    然当时以及战国时代的主要阶级究竟是那些呢？依我看来，

    一是封建的地主（即贵族），新兴的地主（即士，说详后）与小农（自耕农佃农之类）贫民雇工。如《管子·山国轨篇》所谓“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董仲舒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就是指这几种人。

    二是债权者与债务者。如《左传》昭公三年，晏婴所谓“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战国策》所载孟尝君令冯谖“收责（即债）于薛”，《管子·问篇》所谓“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贫士之受责于大夫者几何人”，《史记·货殖传》所言”子贷金钱千贯”，和曹邴“贳贷行贾遍郡国”，都是债权者（即盘剥重利者）和债务者存在的证据。

    三是商人与手工业者及农民。除上面所举《史记·货殖传》的大批事实外，如《平准书》所载：“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战国策》顿子所谓“有其实而无其名者商人是也，无把铫推耨之势，而有积粟之实。……无其实而有其名者农夫是也，解冻而耕，暴背而耨，无积粟之实”，就是商人宰制工农的明证。（富至巨万的庶人有一部分当为地主。）因为古代不独工农两业没有完全分离独立，有许多商品且为农产物，故操奇计羸的商人总是本着多财善贾的手段，来压迫工农。

    还有一层，“从封建的生产方法过渡出来有两条路。即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或商人直接操纵生产。”（引卡尔语）当战国时，这两条路都是有人走的：如《货殖传》说，白圭治生产，“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与之食。……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蜀卓氏……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富至僮千人”，他们取的是第一条路；又说，“桀黠奴，人所之患也，唯刁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这取的是第二条路。这两种人都广蓄奴仆，以自封殖。此外，《商君传》言商鞅定变法之令，“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奴孥。”当时的奴仆恐怕也不在少数。

    总之，先秦的阶级争斗是在地主，小农，贫农，雇工（这是农业中或家用的雇工，不是胡博士所指的替工业资本家服务的工人），债权者，债务者，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和奴仆这几种人中进行的。胡博士不知道将他们加以分析给大家看，仅说了一句“却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求免太笼统太敷衍了事罢了！

    第四，他所列举那时代的时势第四种情形是：“那时的政治除了几国之外大概都是很黑暗，很腐败的。”这真是牵强附会，不成理由。政治的黑暗腐败几乎是中国几千年来经常的现象，未闻即因此产生各种各样的哲学。况且那时还有几国可以除外，所谓政治的黑暗腐败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何以独能为诸子哲学结胎的四大原因之一？胡博士对于这一问题将无词以对了！

    现在总括起来说：这一章对于中国哲学怀胎时代举出四种现象，即“（一）战祸连年百姓痛苦；（二）社会阶级渐渐消灭；（三）生计现象贫富不均；（四）政治黑暗百姓愁怨”，都是消极的，肤浅的，或错误的。梁启超反问道：“除却第二种稍带点那时代的特色外，其余三种可算得几千年来中国史通有的现象，为什么别的时代都不结哲学胎，单在这时代结胎呢？”这一问是极有理由的，不过他说“第二种稍带点那时代的特色”，显系受了胡博士的骗，误阀阅为阶级，把阀阅内部等次的消灭当作阶级的消灭。实则当时的阶级不独没有减少，并且还正在增加，因为封建地主阶级虽“渐渐消灭”，然新兴的地主阶级又起而代之，新兴的债权者，商人，债务者和手工业者又接踵而至，即胡博士本人也明白承认“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所以他作出这一章说明哲学结胎的原因，都是牛头不对马嘴，都是白费气力！

    第五，上面第一章既全无是处，下面的第二章仍是错误肤浅。他把那个时代的思潮分作五派：

    第一忧时派，

    第二厌世派，

    第三乐天安命派，

    第四纵欲自恣派，

    第五愤世派（激烈派）。

    他在每一派之下引几首诗作为例子，却不甚正确，如《北门》的“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明明是怨天，他却指为“乐天安命派”，《北山》一诗是人臣服役劳苦不均的怨声，《伐檀》《硕鼠》两诗是被压迫农民对地主的愤恨，两者在表面上虽好像相似，但性质绝不相同，将它们列在一起，目为愤世派或激烈派，实在有些不伦不类。

    然这还不算一回事，本章最大的缺点是不从阶级的观点去分析各派，以致弄得极为混沌，使著者自己也有些莫明其妙，不得不很惊异地说道：

    “请看这些思潮没有一派不是消极的。到了《伐檀》和《硕鼠》的诗人已渐渐有了一点勃勃的独立精神。你看那《伐檀》的诗人对于那时的‘君子’何等冷嘲热骂！又看那《硕鼠》的诗人气愤极了，把国也不要了，去寻他自己的乐土乐园。”

    其实前四派（就当时的实际情形看，并没有这许多派，四者只能算作一个颓废派）是属于统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因为阶级的地位发生摇动，找不着出路，所以有忧时，厌世，安命，恣欲的种种表现。后一派是属于被压迫阶级的，虽因力量薄弱，不能作积极的反抗，但却敢于“冷嘲热骂”，具有“一点勃勃的独立精神”了。要这样解释，才切合实际情形，才算十分显明，否则于“没有一派不是消极的”之后，忽然“有了一点勃勃的独立精神”，不免有些神秘，不能不令人说一声“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