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劳动力供给与殖民地经济

    欧洲文明高速发展，产业活动生机勃勃，大自然的回馈也越来越多。人类的需求日趋增多，国家财富随之积累。中国和日本借鉴了欧洲的产业发展模式，产业发展日臻成熟，欧洲却无法对其进行干预。然而，印度的情形与这些国家都不同。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印度的殖民区域多在落后民族聚居的地方或人烟稀少的深山大泽。无论印度的殖民落脚点在哪里，文明的发展都会刺激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

    英国人在温带地区从事的产业活动非常多，但无法承受热带地区的重体力劳动，只能提供资金或施以管理。欧洲早期的殖民活动主要集中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随后逐渐将重心转移到了温带地区。

    为了满足殖民地对劳动力的需求，欧洲殖民地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以下五种政策：

    第1节　雇佣原住民

    西班牙采取了雇佣原住民的方式。为攫取财富，西班牙强迫原住民弃农从矿，甚至残忍迫害他们。很多原住民因劳累过度死亡。西班牙在巴哈马群岛大开杀戒，仅有十六人幸存，牙买加原住民无一幸免。一些重要的殖民地人口稠密，无法施行种族灭绝政策，只能采取压榨或剥削的措施。英国殖民者往往会采取比较温和的方式。西印度群岛的原住民非常少，英国殖民者征服了当地的印第安部落，将其驯化为奴。毛利人和澳大利亚土著难以教化，非洲祖鲁人和卡菲尔人被驯服成了苦役，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没有太大用处。西属与葡属殖民地的原住民更容易融入当地产业生活。墨西哥和南美的主要人口是印第安人和混血人种。英国人对日耳曼血统心存敬畏，阻碍了种族融合。因此，英国殖民地的混血人种并不多。无论采取一夫多妻制，还是像卡罗来纳种植园家庭那样引进家奴，“家”的概念都无法得到升华。生活在破瓦残垣，常被鞭笞的农工，即使偶尔受到善待，也依然不属于任何家庭。

    第2节　黑奴制度

    雇佣劳动力本来是合理合法的，但殖民者的雇佣方式令人不齿。西非黑奴是美洲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也许有人会问，殖民者为什么不雇佣非洲黑人，而是买卖黑奴呢？这也许是欧洲和非洲共同开发美洲资源的阴谋。奴隶贸易最后以失败告终，主要是因为缺乏两个必备条件：第一，征得黑人同意；第二，输送渠道畅通无阻。欧洲人对待黑奴的方式非常野蛮，黑奴几乎没有任何人权。地位低下的黑奴成为满足贪欲和发泄仇恨的工具。葡萄牙人最先在非洲西海岸建立了贩奴机构，将黑奴从非洲工厂贩卖到巴西种植园。西班牙人虽然从未涉足这种交易，但仍然千方百计地向古巴、波多黎各的种植园提供奴隶。西班牙传教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支持奴隶买卖，认为黑人比印第安人更能适应高强度的劳作。英国也涉足奴隶贸易。我们虽然不能以19世纪的道德标准衡量17世纪的贸易，但发现约翰·汉普登和弥尔顿的祖国竟然为了这笔垄断交易与其他国家讨价还价，并试图通过《乌得勒支和约》达到目的。奴隶制持续了二百五十多年，大西洋年均贩奴十万人次，非洲人民经受了沉重的苦难。伊斯兰教徒将黑人从西非驱赶到埃及、阿拉伯半岛、波斯和土耳其，使其成为家佣；欧洲人将黑奴贩卖到种植园。家佣的地位比弗吉尼亚和牙买加的黑奴地位高一些。在最近关于西印度群岛种植园的记录中，黑奴贩卖与牲畜买卖的账目往往混杂在一起。黑人婴儿的生死记录与驴、牛的记录并无二致。正如一位法兰西作家描述的那样，英国在大西洋沿岸建厂，利用黑人对阿拉伯人的仇恨，使双方在大西洋东海岸交战。

    非洲部落居民被捕

    奴隶被扔进条件恶劣的船舱，运往美洲种植园

    奴隶登陆美洲海岸

    在历史长河中，反对奴隶贸易的声音不绝于耳。贵格会清楚地认识到奴隶贸易的不合理性，教徒们因同胞的贪得无厌备感伤心。直到18世纪末，人们才开始抵制奴隶贸易。1780年，宾夕法尼亚废除了奴隶制。格兰维尔·夏普提议，英属殖民地的黑奴应该重获自由[1]。1784年，剑桥大学玛格达莱妮学院的一名硕士曾以“强迫黑奴劳动是否合法”作为论文观点。托马斯·克拉克森为奴隶解放事业奉献了一生，最终斩获殊荣。威廉·考珀、埃德蒙·伯克和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曾言辞激烈地抨击奴隶制。威廉·皮特试图从法律角度证明奴隶制的不合法性。颇具影响力的威廉·威尔伯福斯坚信奴隶制是不公正的，并与托马斯·克拉克森共同致力于废除奴隶制的事业。废奴主义者前仆后继，付出了五十多年的心血和努力，终于为人类历史留下了一幅鸿篇巨制。黑奴为种植园带来了丰厚利润。因此，种植园主通过贿赂各市长与选民抵制废奴呼声。1832年，《改革法案》的颁布遏制了徇私舞弊的行为。法兰西革命使人们对自由主义产生了怀疑，废奴运动进程加快，奴隶贸易因此受到影响。美国独立之前，弗吉尼亚议会加入了废奴运动。弗吉尼亚下议院分别于1794年和1796年通过了废奴法案，但在1804年，上议院以七十六票对七十票否决了该法案。1806年，下议院通过了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的提议，并于1807年生效，但不幸的是，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和威廉·皮特都已经去世。该决议在下议院以二百八十三票对十六票通过，并以六十六票的多数票在上议院通过。1808年，美国终于取缔了奴隶贸易，但非法贩奴行为并没有销声匿迹。1811年，亨利·布鲁厄姆说服议会，将奴隶贸易设为重罪，并通过部署海上巡洋舰遏制奴隶贸易。新的政治经济学主张废除不公正的奴隶贸易，慈善家们也认为这种贸易是浪费资源。然而，罗伯特·巴克斯顿的提议在1823年再次遭到否决。1825年，威廉·威尔伯福斯从议会退休，但罗伯特·巴克斯顿依旧在为废奴事业努力。1833年，亨利·乔治·格雷携同亨利·布鲁厄姆和约翰·斯坦利，一致通过了废奴法案。此外，英国还决定给贩奴者发放两千万英镑国家赔偿金，并以税收的形式落实该政策。废奴主义者对此表示赞同，公民交口称赞并表示愿意负担重税。1834年8月1日，废奴法案生效，七十七万零两百八十名奴隶重获自由。威廉·威尔伯福斯没有亲眼见证废奴法案的两次审议过程，抱憾离世。1846年，托马斯·克拉克森也逝去。种植园主尝试利用学徒制挽留黑人，但并没有奏效。1838年，学徒制流产。与此同时，废奴范围扩大到了东印度种植园以及其他国家，如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48年）、葡萄牙（1851年）、荷兰（1860年）和美国（1864年）。在过去的十年中，巴西和古巴仍然存在贩奴现象。直至1886年，古巴才彻底废除了奴隶制。虽然古巴政府没有提供国家赔偿金，但也并没有影响当地的生产活动。巴西预计在19世纪末废除奴隶制，但奴隶主必须预支一定的赔偿金。1887年，奴隶制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奴隶主惩罚不听话的奴隶

    威廉·考珀（1731——1800）

    美国废奴运动期间戴着手铐脚镣的奴隶

    直到19世纪，“奴隶制”的政治概念才逐渐消亡。废除奴隶制不仅仅意味着产业结构的瓦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坚决支持奴隶制，认为低贱的奴隶既可以满足产业需求，也可以用来抵债。斯巴达和雅典践行了奴隶制。从政治哲学角度看，奴隶制并没有被彻底废除。[2]美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尚未普及人权概念。奴隶制不会因基督教的谴责而终止，但在基督精神的教化中逐渐消解。贵格会教徒的信仰纯粹专一，福音派教徒竭力复兴本教，这都使人们意识到奴隶制与人类的幸福生活格格不入。欧洲各国深受奴隶制的影响，不遗余力地为废除奴隶制做出努力。

    亨利·布鲁厄姆（1778——1868）

    威廉·威尔伯福斯（1759——1833）

    托马斯·克拉克森（1760——1846）

    托马斯·克拉克森在议会发表废奴演讲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光明总会从黑暗中迸发出来。经过二百五十多年黑暗的奴隶制，人类终于盼来了废除奴隶制的时刻。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记载着人类道德意识的净化过程。

    第3节　引进苦力

    废除奴隶制后，欧洲国家的殖民地不再从非洲进口劳动力。英国的苦力主要源自印度。为了养家糊口，很多印度人自愿离家，远赴与家乡气候相似的地方，从事稳定的工作。他们不仅享有薪水，还能拥有人身自由和家庭权益，最后衣锦还乡，平生第一次成为资本家。譬如，一艘船曾运送三百二十名印度苦力返回加尔各答。这些苦力携带的钱财高达六万五千美金。低种姓的印度人多在毛里求斯、纳塔尔和西印度群岛的糖业种植园劳作。亚热带地区的昆士兰多雇佣太平洋岛屿的原住民。殖民地政府制定了相关规章制度，规范苦力的运输渠道，为各殖民地分配苦力并提供膳宿，以确保苦力得到公正待遇。此外，政府还监管苦力的膳食，为他们提供医疗保障，定期检查他们住的工棚，并统一劳作时间和工资标准。每位苦力享有两次被雇佣的机会，除非受到官方惩戒，否则不得中断雇佣关系。他们可以长期定居在殖民地，也可以重返印度。昆士兰殖民政府的失职之处在于制度的实施方式，而不是制度的具体内容，譬如代议制殖民地和直辖殖民地制度。波利尼西亚人的为奴史曲折坎坷，船工们地位低下，工作环境十分混乱。虽然昆士兰幅员辽阔，但种植园大多远离市中心。然而，这并不能成为政府失职、波利尼西亚人受到虐待的理由。昆士兰的新内阁上任后，不仅实行了居民优待政策，还特赦了部分罪犯。英属殖民地的苦力大多聚居在一起，如圭亚那的七万名苦力、特立尼达岛的七万名苦力、纳塔尔的四万名苦力、牙买加的一万三千名苦力和毛里求斯的二十五万名苦力。

    奴隶制和苦力制之间的对比清楚表明，如果国家律法公正，不仅可以满足经济需求，还可以赋予苦力人身权利。

    比起法兰西和西班牙的奴隶制，英国的奴隶制并不苛刻。

    苦力制度为全世界带来了福音。英国通过议会控制苦力来源地————印度殖民地和其他使用苦力的英属殖民地。鉴于同印度等英属殖民地的频繁交往，英国可以有效监管苦力制度。旅居海外的英国人可以随时将所见所闻报告给政府。因此，种植园主认为，善待苦力关乎国家声誉。尽管殖民进程进入尾声，但种植园主获益颇丰。就像校长需要接受政府检查一样，种植园主也受到国家的监管。虽然一些殖民地对此持有异议，但英国人雇佣其他民族作为劳动力的方式从未改变。

    中国劳工的处境比较特殊。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通常不受欢迎，甚至遭到驱逐。但他们胸怀抱负，一些人留在城市工作，一些人涉足商业，不再投身田间劳作。整体来说，中国劳工的问题属于自由移民问题。

    第4节　囚犯劳动力

    在早期的殖民活动中，葡萄牙强迫囚犯在巴西种植园劳作，法兰西王国和英格兰也采用了相同的方式。17世纪的动乱时期，英格兰将圆颅党政治犯遣送到殖民地充当劳动力。邓巴战役、伍斯特战役、利默里克战役后，奥利弗·克伦威尔将受降的骑士遣送到了弗吉尼亚和巴巴多斯。1686年，蒙默思之乱平息后，囚犯们被发配到巴巴多斯。来多尔切斯特、埃克塞特和韦尔监狱的六十八名农夫、七十二名织工、九十名工匠和一百名其他囚犯因叛国罪被判处十年苦役，随即流放到了殖民地。刑满释放后，这些囚犯可以前往其他海岛或波士顿、纽约和弗吉尼亚，甚至返乡。后来，“将囚犯流放到海外”的方式也开始用于处置普通罪犯，并成为除了死刑以外最严苛的惩罚。

    巴西奴隶主在惩罚奴隶

    奴隶们在繁重的劳动后休息用餐

    英国痛失美洲殖民地后，只能重新寻找处置囚犯的殖民地。西印度群岛和加拿大都不愿意接收罪犯，詹姆斯·库克在澳大利亚最偏远的海岸建立了罪犯安置点。这个地方植物品种繁多，因此，詹姆斯·库克将其命名为植物湾。1787年，六艘运输船和三艘仓库船承载着七百五十七名罪犯，其中包括二百名女囚犯，在一艘战舰和交通船的护送下，驶往植物湾。后来，海军源源不断地向植物湾运输牲畜和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犯人们刑满释放后，会得到土地、牲畜和能够维系十八个月的粮食。一些人将这些物资挥霍殆尽，但大多数人克勤克俭，开始了新生。英国每年约有两千至三千名罪犯被判流放，他们大多因伪造罪和盗马罪被判无期徒刑，畏罪潜逃的人会被判处死刑。随着自由民的到来，出狱后的犯人会留在殖民地兼做劳工。后来，这种劳动力供给方式开始流行，社会风气逐渐败坏，政府渎职腐败，物欲主义盛行。面对这些社会问题，生性善良的人们依旧乐观向上。但也有一些人以暴制暴，加剧了社会矛盾[3]。罪犯“诗人”乔治·巴林顿的名句曾作为悉尼歌剧院的开场白：“真正的爱国者愿意为了国家的未来远赴他国。”

    詹姆斯·库克在植物湾登陆

    乔治·巴林顿在考文特花园剧院偷盗奥尔洛夫伯爵的口袋时被逮捕

    随着新南威尔士领土的扩张，横跨蓝山的盛景再次出现。自由民络绎不绝地来到澳大利亚殖民地，农业岁丰年稔，人们开始反对接收流放犯人。殖民地政府也左右为难：维多利亚殖民地政府受到了威胁，决定将罪犯运往普利茅斯；开普敦人民反对囚犯定居在本地；范迪门地断然拒绝囚犯输送计划；西澳大利亚举棋不定，囚犯输送计划最终流产。以霍华德为代表的民众对不幸的囚犯深表同情，尤其是女囚犯。杰里米·边沁、查尔斯·亨利·麦金托什[4]和塞缪尔·罗米利开始倡导较为温和的刑法。181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一千三百一十四人被判死刑，但仅有一百零八人被当场处决，其中十五人犯有谋杀罪。1849年，温和派政府上台，六十六人被判处死刑，其中十五人犯有谋杀罪。理查德·惠特利大主教多次强调，死刑制度有悖道德。英国政府勉强认同了他的观点，于1867年废除死刑。

    杰里米·边沁（1748——1832）

    塞缪尔·罗米利（1757——1818）

    然而，法兰西依然执行死刑制度。屡教不改的罪犯被送往卡宴和新喀里多尼亚殖民地，困扰着附近的澳大利亚殖民地。

    第5节　雇佣自由移民

    人类的体质适宜在温带地区劳作。自由移民是殖民地劳动力供给的重要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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