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英属印度殖民地

曾尝试将印度民族纳入国民范围。虽然印度人无法享有最高治理权，但印度仍然是英联邦最主要的成员，而且随着政权的巩固，印度注定会走向自治，实现民族独立。印度人、毛利人和英国约克郡人同气连枝，这种观点需要不断强化。

    四、宪法的推进属于内部事务，而不是外交手段。因此，虽然印度没有宪法，但民众具备自治能力，各项规定也代表了人民的心声。英国作为立宪政府的先驱和楷模，是否与之一拍即合或为此骄傲？

    无论如何，虽然印度还没有制定宪法、建立议会与代表大会，但印度民众的自由从未被剥夺。这一切也不能归咎于英国，因为印度的现实情况并不理想，能够筹建的机构也只有乡委会。即使是约翰·洛克，也无法断言为英属殖民地南卡罗来纳奉献一生的人是谁。法兰西革命理论家对宪法改良束手无策，但英国宪法已经经历了数次修正，逐渐完善，惠及社会各个阶层。那些盲目乐观的教条主义者试图将英国宪法生搬硬套至印度。约翰·斯图亚特·米尔的《代议制政府》客观描述了政治家如何维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并警告他国不得寻衅滋事。虽然印度没有立宪，但由于英国治理有方，印度的政府组织也显得井然有序。东方暴君是否会为大众谋福祉尚不可知，其专制统治与印度总督查尔斯·康沃利斯勋爵、亨利·韦尔兹利勋爵、旁遮普的达尔豪西侯爵詹姆斯·布龙-拉姆齐，以及亨利·劳伦斯的管理方式截然不同。与武断专横、心胸狭隘的统治者相比，达尔豪西侯爵詹姆斯·布龙-拉姆齐公正开明。他反对皇权，并联络印度诸邦，夺取了亨利·劳伦斯在旁遮普的统治权。他建立的机构运行良好，许多组织都无法取而代之。虽然无法在印度建立民主政府，但暴君可以被感化为体恤民情的君主。杰出的农学家詹姆斯·凯尔德呼吁各省进行自治，招募农场主、管理人员以建立相关机构[8]。最终，荷兰采用了这种管理方式，并对其殖民地进行有效管理。

    约翰·洛克（1632——1704）

    约翰·斯图亚特·米尔（1806——1873）与卖苹果的妇女

    五、欧洲统治亚洲难道不算入侵？存在了数世纪的种族差异会使真心实意变成虚情假意，甚至两败俱伤。

    种族差异终将被消解，因为种族融合是大势所趋。通过对种族差异的分析，学者们发现人类的天性是适应教育，教育是其赖以生存的根基。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教育机构，应该因材施教，而不是将学生一概而论。亚洲人更容易教化，但许多文明国家，如葡萄牙、荷兰、法兰西王国和英国的冒险家与商人显得冥顽不化。各种族虽然千差万别，但本质上一样，只有依靠教育才能为其提供深根固柢。长久以来，印度人精神萎靡，体能下降，逐渐变得不堪一击。因此，现在只能放任其自治，然后留待后世评判。

    暴政使独裁者与人民两败俱伤，并遭到民众的唾弃。显然，英国对印度并没有进行独裁统治。在诗人眼中，暴君才是真正值得同情的一方。统治者往往得益于良好的自我教育，治理有方。约翰·斯图亚特·米尔的文章、弗里德里希·马克斯·穆勒的演讲和亨利·梅因的著作，都回答了究竟应该对印度进行独裁还是实施教化这一问题，并详述了英国对印度的影响。英国人应该卸下重任，唤醒良知，博得其他民族的同情，为欧亚各民族的统一未雨绸缪。

    六、印度人难道没有觉察到外界的偏见？这种偏见是否合理？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约翰·斯图亚特·米尔的《代议制政府》极力倡导自由主义。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印度学生对书中言辞激烈或存在疑问的地方做了点评：“那又怎么样呢？”“为什么不将其推广到印度呢？”从中可以看出英国人在印度并不受欢迎，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被驱逐的印度王室，而不是普通民众。印度政府不太重视的拜火教徒也属于殖民阶层，其政治地位低于萨福克劳工和爱尔兰农夫。孟加拉农民在政府中没有话语权，他们似乎恐惧权力。诚然，说泰米尔语的印度人任劳任怨。虽然斯图亚特王室和波旁王朝背叛了盟约，最后一败涂地，但依然无法阻止伊斯兰贵族武力夺权的步伐。英国统治印度的初衷是实现社会经济繁荣和人们生活幸福，政权更迭有违英国的本意。来自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孟买、拉合尔和阿拉哈巴德的政府官员殚精竭虑，竭力推行政务改革，但并未将其付诸言语或文字。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格夫肯曾说：“印度人对英国的公正律法深信不疑、亦步亦趋。”如果将印度元素纳入现行的政治司法体系，虽然无损于英国，但会令印度的管理者为难。

    弗里德里希·马克斯·穆勒（1823——1900）

    亨利·梅因（1822——1888）

    七、英国的殖民史难道没有污点？

    毋庸置疑，许多寡廉鲜耻、瞒心昧己的行为已经印刻在了印度殖民史中。历史学家们纷纷谴责罗伯特·克莱夫和沃伦·黑斯廷斯时代的殖民行径，这不仅源于其他民族对英国的嫉妒，也源于人们对这段殖民史的鄙夷不屑。殖民者在英国当局的支持下，打着东印度公司的旗号鲸吞蚕食，其略地侵城的行为被记录了下来。譬如，达尔豪西侯爵詹姆斯·布龙-拉姆齐不允许印度统治者在没有直接继承人的情况下，建立半独立政权，也不允许统治者以印度教的方式收养继承人。因此，他只是依计划行事，丝毫不考虑印度人的想法，也不关心计划是否公平或结果是否达到了预期。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长曾描述道：“毫无疑问，1843年，托沙公司的兼并是一次痛苦的经历。”印度原住民遭到英裔印度人无情的剥削和打压，莫名的人际疏离阻碍了英印亲密关系的建立。1883年年底，詹姆斯·凯尔德指出：“虽然历经了六百年的殖民统治，但英国与印度之间仍然互不信任，形同陌路。”客观来说，出现这种现象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拥有五十年历史的东印度公司赋予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商业气息，印度殖民地的管理者往往唯利是图，东印度公司股份的减少阻挡了其财路。第二，英国采取同化方式解决东方人的问题，但由于与印度原住民之间的来往过于密切，其管理效率降低了。蒸汽机和电报的问世促使殖民地政府与当地政府进行了有效沟通，而且殖民地议会的设立、选民的产生和公共政策的制定都遵循英国原则。约翰·斯图亚特·米尔认为，东印度公司的取缔无疑会促进英印关系的良性发展，虽然印度史上的许多英国政治家声名狼藉，但威廉·本廷克、芒斯图亚特·埃尔芬斯通、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亨利·劳伦斯、罗伯特·霍巴特和理查德·伯克等品德高尚的伟人仍令英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马德拉斯一隅

    第4节　成果概述

    反思19世纪末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社会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共安全。英国强权对印度的影响与古典时期罗马对环地中海地区的影响相同。印度西北地区[9]的王朝更迭以及葡萄牙、荷兰和法兰西等国的海上入侵戛然而止，只有建立新的政权才能使其他虎视眈眈的入侵者偃旗息鼓。对俄国的恐惧成为战争的导火索。印度殖民地对外和平共处，对内维持稳定。

    理查德·伯克（1777——1855）

    二、人身自由与生命保障。除了中国和日本，东方人从未听说过这些权力。社会个体根据国家习俗与家族传统懋迁有无，积功兴业。

    三、财产安全。社会个体可以根据日常习俗、季节交替等依靠商业运作收获劳动成果。

    公共安全、财产安全、人身自由和生命保障为印度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就像建筑师添砖加瓦重建教堂一样。

    四、依靠英国的资金和科技兴建产业、发展贸易。约翰·布赖特和亨利·福西特非常同情印度，竭尽全力为其奔走。英国对印度的援助比比皆是。印度年工业产量仅为英国的二十分之一，但印度人却不愁温饱。在英国的资金支持下，印度人大力修建铁路，发展农业灌溉。政府贷款和个人储蓄都有助于印度工业的发展。英国官员、神职人员和商人的遗孀都会得到分红，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与孟加拉和马德拉斯的农民有关。英国人在印度的投资超过两亿英镑。只要英国股东按照规定纳税，印度人就会获得巨大利润。此外，印度还建立了完善的产业机制[10]。威廉·亨特撰文表示：“印度繁荣的商贸革命已经到来。印度拥有战时总督和治理总督，但现在需要商业总督处理一系列经济问题。”[11]印度的出口量大幅增加，从1879年的约六千九百万卢比增至1888年的约九千八百万卢比。与此同时，印度的进口总额也大幅增长，从1879年的五千一百万卢比增至1888年的八千万卢比[12]。印度进行了农业和制造业改革，试图满足人口众多的城市需求。英国机器生产的货物流通到印度，致使本地产品一文不值。新兴铁路系统将粮食和原材料运出港，致使本地物价上涨，农产品一本万利。后来，印度的各城镇也开始使用机器进行生产，并通过铁路运输物美价廉的产品，获得了巨额利润。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制品，印度商品的艺术价值一落千丈。但对印度来说，这只是冰山一角，商业发展仍然大有前途。

    亨利·福西特（1833——1884）与米利森特

    五、欧洲的科学、文学和宗教。殖民初期，欧洲文明在印度经历了一段沉寂期。印度官员和英裔印度商人竭力使印度文明免受欧洲文明的侵扰。但这并不是出于商业目的，而是他们坚信任何改变都需要择机而行。世纪交迭之际，由于英国官员与商人缺乏宗教热情，加上印度的部分穷苦阶层胸无点墨，教育和教化也就无从谈起。但也有部分英国人对印度哲学、诗歌和宗教非常感兴趣，掀起了研究印度文学的热潮。“梵学描绘的新世界神秘莫测。作为婆罗门教徒，第一代英裔印度人被印度深奥的哲学和神奇的历史吸引，但西方基督徒从未涉猎这个充满魔力的东方世界。”[13]

    1813年，东印度公司章程的修订为废奴运动提供了契机。福音派教徒热情高涨，欲将积累的成功经验应用到东方。威廉·威尔伯福斯曾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一直期待东印度公司修订宪章，祈求上帝帮助基督徒实现愿望，即废除奴隶贸易，清洗英国的污点，并消除东印度群岛原住民的苦难，启迪、改造他们，不要让他们在最黑暗、最腐败的迷信体系中迷失自我。”这些话表达了人们坚定的信念。英裔印度人研究印度哲学与诗歌的同时，威廉·威尔伯福斯正在践行改革。殖民地下议院曾提议在宪章中增补“允许传教士在印度自由出入”的条款，正如威廉·威尔伯福斯说的那样：“后来听说，许多善良的人曾为此祈祷。”这一条款最终成为法律条文，基督教的传教士自此可以自由出入印度。

    作为福音派的教徒，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坚持用英语在印度普及教育，最后留名青史。英国政府资助部分学者在印度传播知识，由此展开文化渗透。1854年年初，印度的大众教育开始普及，殖民地政府主要“向普通民众推广完善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需要人们支付费用。英国在印度实施的教育政策与国内基本一致。

    传教士从未放弃任何传教机会。基督教长老会在印度成果斐然。有官方报道称：“任何数据都不足以体现传教士的贡献。不信仰基督教的人也认同传教士宣讲的道德价值观。这些教义体系不仅是纯粹的宗教问题，还在区分善恶、服从律法方面，对人们的生活进行了指导。六百位传教士兢兢业业、呕心沥血，促进了印度社会的蓬勃发展。”传教士亚伦·罗伯特·施瓦兹、威廉·凯里、亨利·马丁、雷金纳德·希伯、亚历山大·达夫和信徒詹姆斯·乌特勒姆、乔纳森·爱德华兹、亨利·哈夫洛克成为基督教的不朽丰碑，也成为印度婆罗门和伊斯兰教徒的力量源泉。

    威廉·凯里（1761——1834）

    雷金纳德·希伯（1783——1826）

    亚历山大·达夫（1806——1878）

    亨利·哈夫洛克（1795——1857）

    由此可见，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已基本实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绘的愿景。英属印度拥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大公无私、才高智深的英国管理阶层；第二，附属机构包括训练有素的英印部队和组织有序的行政部门，此外，材优干济的法官与业务娴熟的文职官员达济天下；第三，普通民众有条不紊地从事产业活动；第四，将以上三点结合，柏拉图所谓的“正义与和谐”就可以实现。但即便如此，印度社会依然根基薄弱、贪腐成风。然而，人们依然可以乐观地认为，印度已经做好团结与进步的准备。

    * * *

    [1]印度各地在礼仪、风俗、情感及好恶等方面的差别并不是很大。如果想亲眼证实这种现象，可以去贝拿勒斯、喜马拉雅山附近的赫尔德瓦尔及最南端的拉梅斯法兰，这些地方体现了印度教强大的生命力。来自尼泊尔的廓尔喀人、旁遮普的酋长、南部讲泰卢固语和泰米尔语的部落都信奉同样的宗教，拥有同样的情感。（一封来自剑桥的婆罗门学生的书信，1891年4月）————原注

    [2]约瑟夫·弗朗索瓦·迪普莱曾抱怨这些士兵是“卑鄙的贱民”。————原注

    [3]亨利·马丁（Henry Martyn，1781——1812），英国著名的国教牧师，曾前往印度、波斯传教。————译者注

    [4]撤销东印度公司表明英印关系的转变。1813年，英国人威廉·威尔伯福斯指出：“印度人不仅是我们的同胞，还是我们的‘雇工’。”显然，只有通过东印度公司，英国才能拥有印度。————原注

    [5]印度土著人也认为，由于气候等原因，英国人不能像诺曼人入侵英格兰那样，彻底统治印度，并认为英国的“统治”完全是出于对“财富”的考量。————原注

    [6]沃蒂根（Vortigern）是活跃在5世纪的枭雄，曾统治英格兰南部及威尔士地区。————译者注

    [7]节选自拜伦的《哀希腊》。————译者注

    [8]1883年，詹姆斯·凯尔德为印度子民做了《印度：国土与人民》的报告。————原注

    [9]目前存在的分歧是：何为前哨？前哨最初指以山脉为屏障的保护壁垒，但这种说法尚待考证。前哨的作用非常重要，如奎达和坎达哈尔地区，可以保护很多地方。即使因害怕俄国而向印度殖民政府每年多拨三百万英镑，但此事也不值得夸大。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格夫肯博士强烈建议继续沿用前哨。————原注

    [10]印度评论家称，英国人在印度产业中统筹资金、占据要职、掌控雇佣机会、坐享利润。这种反对的声音与英国国内提倡劳工权益的观点不谋而合。事实上，只有工党获得雄厚的资金支持，并拥有卓越的政治领袖，劳动者才能获得生产总值中的净回报。————原注

    [11]《皇家殖民地学会会刊》卷19。————原注

    [12]卢比的价值有所浮动：如从1879年到1889年，羊毛布匹的进口量从七百万码增至一千一百万码；煤油的进口量从六百万加仑增长到三千八百万加仑；茶叶的出口量从三千八百万磅增加到了九千九百万磅；小麦的出口量从二百万英担增长到了一千七百万英担；黄麻织物的出口量从五百万码增长到了一千五百万码。————原注

    [13]约翰·罗伯特·西利《英国的扩张》，第251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