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失掉后台的改革者

br />     王安石走后，神宗继续主持变法，已是强弓末弩，新法名存实亡，元丰八年（1085）神宗逝世，司马光上台，尽罢新法而告全面失败。元祐元年（1086）三月，王安石听到罢助役，他“愕然失声”地说：“亦罢及此乎。”并哀绝地呼唤：“此法终不可罢也。”(235)同年四月，曾“力战天下人”的王安石含泪离开了人间。

    王安石从权力顶峰退下来之后，度过了十年退休生涯。这时，王安石的心情既宁静又不宁静。从闹哄哄的官场退到平静的山林，看到世界是空蒙蒙的一片，王安石悟到人生另有真谛，他写给女儿的诗云：“梦想平生在一丘，暮年方此得优游。江湖相忘真鱼乐，怪汝长谣特地愁。”(236)人生如梦，早知如此，何必等到暮年才来此“优游”呢？

    曾巩曾责怪王安石的提倡读佛经，王安石写信辩解说：“方今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237)浑然有今日方醒之感。实际上，王安石用佛教的空无写出了自己的禅诗：“云从钟山起，却入钟山去。借问山中人，云今在何处？无心无处寻，莫觅无心处。”(238)从追逐名利的官场上退出来，看破名和利，心中是空旷的，从哪里来，还到哪里去，无心寻找任何东西，这里本来就无什么可寻找。这种淡漠的心境是王安石从青年时的狂热到老年时的冷却的逆转，是他将自己政治抱负的实现寄托专制主义权威的愿望的破灭。在专制主义统治下，有多少失意之人从官场败退下来遁入空门，看看王安石年轻时的言论和行为，一个泰山都压不倒的人，怎么会预见他到了晚年写起了禅诗呢？但是，他就是写了，这里难道没有点必然性吗？

    年轻时的王安石算是好斗逞强的了，这时王安石成了息事宁人的老人。有一首诗，他是这祥写的：“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岂但我血流。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239)这无疑是王安石对自己官宦生涯的反省和总结。这不完全是消极的，教人不做两败俱伤的无谓的斗争，不要意气用事，有时伤害不伤害别人，也不完全以个人意愿为转移，吕惠卿做到宰辅的位子，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后来，在王安石最困难的时候，出于私利，对王安石却暗中算计着，在当时对王安石的精神打击极大。元丰三年（1080）吕惠卿也来到了江宁。吕惠卿奉信给王安石表示愿捐“旧恶”。王安石也回了信。为了明了王安石的心境，不妨抄录于下：

    与公同心，以至异意，皆缘国事，岂有它哉？同朝纷纷，公独助我，则我何憾于公？人或言公，吾无与焉，则公何尤于我？趣时便事，吾不知其说焉，考实论情，公宜昭其如此。开喻重悉，览之怅然。着之在我者，诚无细故之可疑，则今之在公者，尚何旧恶之足念。然公以壮烈，方进为于圣世，而某荥（弱劣也）然衰疢（病也），特待尽于山林。趣舍异路，则相呴以湿，不如相忘之愈也，想趣召在朝夕，惟良食为时自爱。(240)

    总之，王安石不愿再谈起过去的事，“开喻重悉，览之怅然”。至于今后“趣舍异路”，你当你的官，我“荥然衰疢，特待尽于山林”，对过去，对现在，对未来，对是与非，对恩与怨，对一切，都是淡淡的。

    元丰七年（1084）苏轼路过江宁拜谒王安石，苏轼与王安石也曾政见相左，但在王安石的心目中苏轼与吕惠卿有本质的不同，两位名盖当世的文学家相见，更是尽捐前嫌。这次相见，畅谈吟诗，苏轼与王安石都引以为快慰。别后，苏轼曾写信给王安石说：“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241)事过境迁，苏轼从王安石身上发现了过去未发现的东西，王安石从苏轼身上也发现了过去未发现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岁月没有白白流逝，不平凡的遭遇，使他们增长了智慧，他们有讲不完的共同语言。是苏轼向王安石靠拢，是王安石向苏轼靠拢？还是王安石与苏轼一同向佛、道靠拢？(242)

    一般是明代张居正变法与宋代王安石变法并提。

    张居正与王安石的命运是相同的，但是表现形式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可以加深人们对相同东西的认识。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废除了宰相。但是，皇权愈是集中，愈是需要得力的辅佐力量，于是就产生了皇帝的秘书班底的内阁，按照专制主义制度的常规，内阁的权力是很渺小的。阁员由皇帝任命，皇帝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下诏斥逐，诏书下达，当日即须出京，不得逗留片刻。内阁权力的主要表现是首辅的“票拟”权，即代皇帝起草诏谕。但是，在皇权因为某原因遭到削弱的条件下，内阁的权力，特别是内阁的首辅权，会得以膨胀，实行宰相权，乃至凌驾于皇帝之上。因此，内阁是明代的政治枢纽，也是权力争夺的中心。

    张居正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中二甲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院，取得了候补阁员的资格。张居正在入阁当权的前后，他学习怎么做内阁当权者。严嵩与夏言斗，严嵩因柔佞而得胜，夏言因刚愎而被杀。徐阶与严嵩斗，严嵩柔佞如水，柔得被人轻视，徐阶柔中有刚，如橡皮，“遇到坚强的压力，能屈服，能退让，但是在压力减轻的时候，立即恢复原状。对于外来的力量，他是抵抗，但是永远不采取决裂的态度，即在退让的时候，他也永远不曾忘去撑持”(243)。结果徐阶斗倒了严嵩，徐阶这种政治风度，张居正学到了。后来，徐阶与高拱斗，张居正作为阁员夹在中间，与谁也不站在一起，与谁都不决裂，而徐阶和高拱都看得起他，都要拉他。因此，徐阶被高拱赶出内阁，他张居正却安全无恙。

    宽厚的穆宗在位时，他做裕王时的老班底高拱大权独揽。穆宗逝世，于是高拱与十岁神宗后面的陈皇后、李贵妃及司礼掌印太监冯保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大权在掌的高拱，曾斗倒过老谋深算的徐阶，怎么会将十岁娃娃皇帝放在眼里呢？动不动就嚷：“十岁的天子，怎样治天下啊！”孤儿寡母听到是什么滋味？从表面阵容和势力来看，高拱力量比陈皇后、李贵妃、冯保大，结果还是挟天子之势的陈皇后、李贵妃、冯保斗倒了高拱。

    这给张居正以很大的启发。严嵩倒了，徐阶走了，高拱贬了。剩下来的就是张居正，他是当然的内阁首辅，无足抗衡者。只要处理好内阁与内宫势力的关系，与年少皇帝的关系，他张居正就可以坐稳首辅的宝座，就可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在张居正看来，他有足够的经验和才能处理这两种关系，然而，精明能干的张居正一生中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小看了小皇帝。

    张居正与两位皇太后及太监冯保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很顺当，两位皇太后和太监冯保只要求张居正尊重他们的既得利益和没有篡夺神位的野心，他们就不仅会顾大体，顾大局，不干预朝政，而且皇太后还以皇母的身份调教少年皇帝，听从张居正掌权，张居正也只要求两位皇太后和太监冯保不干预朝政，其他不关大局的小事，他能迁就的就迁就，能敷衍的就敷衍。

    年少的神宗在后宫听皇太后的，在前朝听张居正的。只要张居正调节好“内宫——神宗——内阁”这三者关系，张居正的富国强兵的变法，就能顺利通行。

    神宗的生母李太后，是一位出身农家的有能力、有办法的坚强的女人，她作为贵妃，处理好了与陈皇后的关系，使陈皇后爱非己所生的神宗，不妒忌神宗的生母。在穆宗逝世后，她决然赶走了高拱，同时又看准了张居正，她将前朝托付张居正，她在后宫约束冯保和调教神宗。神宗还是孩子，李太后也如实地将他当作皇儿严加管教，管他学习，管他上朝，不准他有半点松懈，皇帝不读书罚“长跪”。有一次神宗实在被管教得烦躁，偷偷地带着太监出外玩耍，他要“内侍歌新声”，不听，他就“取剑击之”。陈太后得知，召神宗跪着听太后“数其过”，以致神宗“涕泣请改”，乃罢。(244)

    表面上张居正称神宗为皇上、陛下，心底里还是将他看作孩子，实际上张居正行使了皇帝的权力，而当时的神宗也确实是一位听话的孩子。口口声声称张居正为先生，言无不听，计无不从，几乎是百依百顺，并屡屡表示一天也离不开张居正。

    万历四年（1576），巡按御史刘台居然上疏弹劾威震全朝的张居正，建议神宗抑损张居正的相权。这是张居正执政以来所遭受的第一次打击。对他是一个异常的剌激，因此张居正跪在神宗面前，眼泪簌簌地直下，请求致仕。张居正也不仅是感到感情上过不去，而是已意识到他与神宗之间君臣关系的微妙处，反对他的人往往抓住这个要害向他进攻，一旦他们得逞，他张居正一切的一切就完了。他曾上琉说：

    盖臣之所处者危地也，所理者皇上之事也，所代者皇上之言也。今言者方以臣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以代王行政者，非威也则福也。自兹以往，将使臣易其涂辙，勉为巽顺以悦下耶，则无以逭（逃避也）于负国之罪；将使臣守其故辙，益竭公忠以事上耶，则无以逃于专擅之讥。况今谗邪之党，实繁有徒，背公行私，习弊已久，臣一日不去，则此辈一日不便；一年不去，则此辈一年不便。若使臣之所行者，即其近似而议之，则事事皆可以为作威，事事皆可以为作福，睊睊（愤怒貌）之谗日哗于耳，虽皇上圣明，万万不为之投杼，而使臣常负疑谤于其身，亦岂臣节之所疑有乎？(245)

    从言辞上看，张居正是请求“罢归”，实际上给神宗打预防针，说明他要有所作为就要“代王行政”，他一旦“代王行政”，就“无以逃于专擅之讥”，谎言重复多次，就变成可以相信的事实，能不动摇皇上的“圣明”吗？

    皇太后和神宗了解张居正的心情，随即在下达的圣旨中表示：“朕亦知卿贞心不二，绝非众口所能动摇。”经历刘台的弹劾之后，张居正的锐气不减，信心十足。他给私人的信中表示：“吾但欲安国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专擅，专擅’云云，欲以竦动幼主，阴间左右，而疑我于上耳。赖天地宗庙之灵，默启宸衷，益坚信任。”(246)

    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父亲病逝，按照丁忧制度，张居正应自闻丧日起，守制二十七个月，期满复起。由皇上特别指定，不许解职，称为“夺情”。张居正照例是请放回原籍守制。神宗下旨不准：“朕元辅受皇考付托，辅朕幼冲，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赖，岂可一日离朕？”(247)两太后和冯保都认为张居正不能奔丧，神宗甚至说，即使张居正再上百本，也不能准。张居正再三上书请求。神宗再下旨不准。最后一道谕旨写道：“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一日、二日万几，尚未谙理；若先生一旦远去，则数年启沃之功，尽弃之矣。先生何忍！”(248)多么富有师生亲切的情谊。有人又借此攻击张居正“亲死而不奔”，“如同禽彘”，当然更不配做内阁首辅。神宗再次说：“先生精忠的心，天地祖宗知道，圣母与朕心知道，那群奸小人乘机排挤的，自有祖宗的法度治也，先生不必介怀。”

    万历七年（1579），神宗发疹，病后，神宗与张居正交谈。神宗说：“先生近前，看朕容色。”张居正奉命向前挪了几步，又跪下了，神宗握着张居正的手，张居正才抬头仰看，见得神宗气色甚好，声音也很清朗，心里不由感觉快乐。张居正说：“陛下病后不但饮食宜节，而且疹后最患风寒与房事，尤望圣明加镇。”神宗说：“今圣母朝夕视朕起居。未尝暂离，三宫俱未宣召，先生忠爱，朕悉知。”神宗与张居正之间何等亲切，张居正是神宗的臣仆，又是神宗的监护人，神宗是张居正的主人，又是张居正的弟子，他们之间已非一般的君臣关系，平时对年轻的朋友和晚辈所不便说的话，张居正都讲了。谁会想到这么重的深切情感会有破裂的一天？

    张居正这位大功臣，鞠躬尽瘁，于万历十年病逝。尸骨未寒，无端掀起一股风浪向张居正和他的家族袭来。

    长期被管教和约束很严的神宗要展示自己的个性了，他要还他的皇帝的权威，皇帝不应受任何人的管教、约束和监督，谁要行使这不应该行使的管教、约束和监督，就要付出代价，神宗已是十九岁的男子汉，太后老了，大臣张居正死了，报复的时候到了。

    将太后倚重的冯保赶出宫，原来百依百顺的皇儿，现在可以不征求太后的同意，要追问原因可以敷衍，到后来，干脆可以不照面。

    张居正身殁仅仅九个月，就诏夺他的上柱国、太师等无上光荣的头衔，再诏夺文忠公谥，斥其子锦衣卫指挥张简修为民。凡是张居正所为的一切都来个兜底翻。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中写道：“居正整驿递，现在官不得任意乘驿的禁例取消了；居正用考成法控制六部，现在考成取消了；居正裁汰冗官，现在冗官一律恢复了；居正严令不得滥广学额，现在学额一并从宽了；乃至居严守世宗遗训，外戚封爵不得世袭，现在也一概世袭了。居正所遗的制度，神宗正在不断地取消。”

    最后，神宗下诏抄张居正的家，逼死其长子张敬修，阖门饿死十余口。

    张居正在世时说：“盖臣之所处者危地也，所理者皇上之事也。”神宗慰勉他说：“卿忠贞不二。”张居正一方面感觉处境危险，但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他可以自己的“忠贞不二”换得皇上的恩典和垂爱，而皇上也确实表示了这种恩典和垂爱，并还说，张居正死后，皇上要保护他的子孙。谁知道张居正一死，皇上的态度全变，将自己讲的话全忘光了。

    当时有人劝阻神宗说：“居正诚擅权，非有异志。”这个评价应该是公允的，但是神宗就是在情感上不容允张居正“擅权”，因为张居正就是擅他皇帝应擅之权。有人想以感情打动神宗说：“居正为顾命辅臣，侍皇上十年，任劳任怨，一念狗马微忠，或亦有之。”然而神宗铁石心肠，就是不念“狗马微忠”。张居正在世曾说：“人臣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况区区訾议非毁之间乎？”(249)张居正死后，他长子张敬修在血书中写道：“其十年辅理之功，唯期奠天下于磐石，既不求誉，亦不恤毁，致有今日之祸。”

    商鞅车裂，吴起箭穿，王安石凄凉的晚年，张居正身后被抄。历史上的改革派，一个个下场都不太妙，其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些改革派都没有独立人格，仅仅是皇帝的臣仆，他的权力不是人民赋予的，而是皇帝赋予的，当到哪天皇帝先他而走，他就必死无疑；当到哪天皇帝厌恶他，他就难逃厄运。

    皇帝绝对不可靠，只有依靠人民，然而，商鞅、吴起、王安石、张居正与人民之间没有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