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做“良臣”，不做“忠臣”

出房玄龄等一筹，这不仅表现在上面所提到的那件事情上，在其他方面也多有表露。

    李世民曾经要长孙无忌等人当面指出他的缺点，长孙无忌不但没有提缺点，而且借机吹捧说，陛下的“武功文德”，超过了前人，后来的人也没有赶得上的，陛下“发号施令”，无往而不胜，臣顺从陛下的旨意都来不及，哪还看到陛下的缺点和过失呢？李世民听后说，朕是希望听到缺点，而公却乱说一通阿谀取悦的话。李世民说，长孙无忌的特点就是“善避嫌疑”(145)。这既是褒，也是贬，或说褒中有贬，相比之下，魏征可谓铮铮者，难怪《旧唐书》说，唐代的“诤臣”唯魏征“一人而已”(146)。

    唐太宗李世民的纳谏和魏征的进谏，虽然历来被誉为封建君臣不可企及的高度，但是，他们都没有超越他们所处的时代，没有超越专制主义制度。

    首先，无论魏征怎么“抗直”，“无所屈挠”，他也要注意掌握好君尊臣卑这个分寸。如魏征向李世民解释他为什么不能“面从”，说得多有分寸，他说，古时候舜告诫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若是臣面从陛下而后再谏，岂不是“退有后言”了吗？这哪里是辅佐尧、舜？刘洎也算是“敢言”的大臣，但不能掌握分寸，没有给人以“妩媚”之感。李世民亲自带兵“征辽”，临行前，他嘱咐刘洎说，我现在远征去了，让卿辅佐太子，将重任交给卿了，卿应领会我的意思。刘洎回答说，希望陛下放心，大臣有过失，“臣谨即行诛”。李世民认为他讲话没有分寸，“妄发”，感到惊异，故对刘洎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卿性疏而太健，恐以此取败，深宜诫慎，以保终吉。”不久果招祸，被李世民赐“自尽”(147)。魏征不同于刘洎，之所以能得以善终，就是因为他善于掌握君尊臣卑这个分寸。

    其次，魏征像其他封建大臣一样，不可能有安全感，他也不能从专制主义统治的阵地上寻找安全岛。曾有人告魏征“阿党亲戚”，御史大夫温彦博经过调查，宣布无此事，但温彦博建议责魏征“须存形迹，远避嫌疑”。李世民派温彦博执行，改日，魏征“入奏”说，“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之间都照这样办，那还有什么“君臣协契，义同一体”呢？如此国家的兴衰也未可知，魏征又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什么叫“良臣”与“忠臣”？魏征解释说：“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龙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148)魏征是做良臣还是做忠臣，最后的决定权是在李世民手中，是决定于李世民怎么行使他手中的生杀予夺之权。皇帝是“喜怒无常”、不可摸捉的，魏征应深知之，他经常伴随在皇帝身边，他对自己的命运也无以把握，出于此，他才讲这番话的。从总体上讲，李世民是比较理智的一位皇帝，但是，他的情感也在变化，而且有时出现情感失控的情况。

    魏征曾指出李世民在纳谏方面的情感的变化，他在贞观十二年说，陛下在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诱导和启发人进谏，闻谏则喜；今天则不同，对臣下进谏，虽勉强从，犹面有“难色”(149)（在这之后，李世民的情感还在变异）。李世民对魏征的情感也有波动起伏，有次李世民“罢朝”回内宫，大发雷霆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皇后问皇上讲谁，李世民说：“魏征每廷辱我。”皇后劝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150)皇后也有劝君的窍门，先肯定“明君”才肯定“臣直”，或者说肯定“臣直”是为了肯定“君明”。皇后这番话说得李世民乐滋滋，怒气消了。

    李世民晚年也犯了疑心病。太子右庶子杜正伦“以罪黜”，侯君集以“犯逆伏诛”，(151)更加使他犯疑。他曾说，为人主的只有一颗心，而攻他的人却“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从四方八面“攻之”。只要懈怠，“而受其一”，就招来“危亡”，(152)这就是做人主的难处呀。魏征死时，李世民十分悲痛，亲自为之撰碑文书写碑刻，并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153)后来李世民得知魏征将“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154)的事，又联系到杜正伦、侯君集的过失和叛逆，就怀疑魏征了。于是，下诏停止公主下嫁魏家，并且“仆所为碑”(155)。假如魏征迟死几年，他做不了“良臣”，而要在九泉之下做“忠臣”去了。

    人云：“武战死，文谏死。”就是说臣子要向皇帝犯颜直谏就要做好死的准备。

    明朝到了嘉靖晚年已日益衰落，呈现出各种腐败现象，当时朝廷又弥漫着“无敢言时政”的气氛。任户部主事的海瑞面对这“万马齐喑”的局面，实在耐不住了，他向嘉靖上了措词激烈的疏文。他说，今日天下是“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而皇帝还昏昏然做太平盛世的梦，这是因为“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皇帝用人“必欲其唯言莫违”，于是，“陛下误举之，而诸臣误顺之，无一人肯为陛下正言者，谀之甚也”。所以，皇帝要担负起治理天下的重任，“惟以责寄臣工，使尽言而已”。(156)海瑞在疏中大声疾呼：“洗数十年之积误”，“洗数十年阿君之耻”。

    嘉靖皇帝看了疏大怒，将疏甩在地下，对左右说，快去捉拿此人，不让他逃掉了，侍立在旁的宦官黄锦说，海瑞这个人“素有痴名”，听说他在上疏时，就知道他会“触忤当死”，他已“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157)了。不是逃跑，而是准备死。

    魏征是争取做“良臣”不做“忠臣”，海瑞是要做诤臣，也就准备做“忠臣”。这都说明在专制主义统治下向皇帝进谏要冒杀身灭族的风险。臣子的生命本来就操在皇帝手里，是死是活全凭皇帝一句话，丝毫无法律保障，以无法律保障的生命去冒杀身灭族的风险，岂不是险上加险。难怪海瑞抬着棺材去谏嘉靖皇帝，难怪魏征有他的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