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做“良臣”，不做“忠臣”

    任何最高掌权者，都应是本阶级意志的集中代表。怎么集中呢？有的实行民主制，有的实行专制。民主制当然理想，但是，当主客观条件不具备，民主不仅不能建立一种秩序，而且还要带来无穷尽的混乱，在这时，与其要民主的混乱，不如要专制的秩序，于是定于一尊的思想和制度就产生了。

    中国自秦王朝开始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皇帝独裁制，自此延续了2000多年。皇帝独裁是否意味着一切都由皇帝一人自说自话，不听取任何人的意见，不与任何人谋划呢？当然不是。所谓皇帝独裁，是指最后决策权属于皇帝个人，而且没有法律的制约和执行制约权的机构。韩非是主张君主独裁的，但是，为了更好地行使这种独裁权，他也主张君主必须“以国视为视”“以国听为听”。

    在信息不发达的社会，信息渠道极其狭窄，统治阶级高度重视君主的纳谏和进谏，将此作为获得信息的唯一正当的渠道，作为独裁的基础。有人问，这种纳谏和进谏算不算民主？这里含有民主的因素，因为封建阶级的意志可以通过这种形式表达，并借以左右皇帝最后的决断；但是，这远非民主制，因为这种议政的方式没有法律约束力和法律的保障，皇帝可以听也可以不听，臣子可以进谏，也可以不进谏，皇帝可以凭自己情感的好恶以言治罪，杀戮忠言者。

    没有民主的皇帝的决断，总是要偏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历史上有些皇帝就是因此而遭到唾骂。地主阶级为了避免阶级利益受损太大，总是竭力提倡君臣之问的纳谏和进谏，以纳谏和进谏作为专制独裁的补充。大凡在专制主义独裁统治有传统的国度里，提倡纳谏和进谏之风就特别盛，因为纳谏和进谏是专制主义独裁制的派生物。纳谏者谁，皇帝；向谁进谏，皇帝。皇帝，不会因纳谏和进谏而丧失了主宰者的地位，相反的是因此而得到加强。君纳谏最难，臣进谏最险，因此，韩非称进谏为批“逆鳞”。唐太宗李世民在纳谏方面做了极大努力，鼓励他的大臣批“逆鳞”，他的大臣魏征等确实也表现出了批“逆鳞”的胆识。

    唐太宗李世民既英勇善战，又颇通文史，留心于盛衰兴亡的经验，特别是以亡隋为鉴，他曾说：“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135)李世民未必完全照着说的做，但是，他在相当长的时间保持了这种谨慎为政的意识，这就促使李世民要求自己不要犯或少犯自己所认为的错误。

    避免犯错误的主要办法，一是重视健全三省制。李世民曾对黄门侍郎王珪说，设置中书、门下两省是为了相互“检察”，中书起草诏敕“或有差失”，门下应当“驳正”。各人见解“互有不同”，反复磋商，是为了“务求至当”。(136)后来，发现执行中书、门下相互“检察”有流于形式的弊病，他批评说，中书省，门下省是机要部门，诏敕有不妥当处，都应讨论，近来只看到照办“顺从”，听不到不同意见。假如是这样“行文书”(137)，谁都可以做，何必挑选人才来干呢？

    二是重视纳谏和进谏，在这方面唐太宗李世民，经常以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为鉴，他说：“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隋炀帝“愎谏自贤”，虞世基等“阿谀顺旨”，结果隋炀被弑、虞世基等身亡，“诏事炀帝以保富贵”(138)的群臣的目的也落空了。又说，不能像对隋炀帝那样，“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139)。唐太宗李世民认为隋文帝杨坚“事皆自决，不任群臣”，“不明而喜察”，也不足取。他说，天下那么大，皇帝日理万机，即使“劳神苦形”也不会事事处理得好。何况，“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皇帝不信任群臣，群臣一切都按旨意办，即使皇帝的主张错了，也“莫敢谏争”。(140)这就是隋二世而亡的原因。杨坚杨广父子的共同缺憾就是不重视纳谏和进谏，李世民要汲取这个教训。

    从历史记载看来，魏征等人确实敢于对李世民提出不同的意见，而李世民也接纳了一些不同意见，有时君臣之间几乎是当面辩驳和顶撞，如，吏部尚书长孙无忌曾“不解佩刀入东上阁”，触刑，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以监门校尉不觉，罪当死；无忌误带入，罚铜二十斤”。李世民同意此判。而大理少卿戴胄反驳说：“校尉不觉与无忌带入，同为误耳。”为什么一个处以死刑，一个罚铜呢？李世民只得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阿之？”(141)在戴胄的坚持下，校尉得以免死。又如李世民曾得一“佳鹞”，放在臂上耍，突然见到魏征来了，来不及躲藏，就“匿怀中”，魏征装作没有看见，“奏事”久留不走，“鹞竟死怀中”。(142)从皇帝嘴里说出“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多么难得！皇帝畏避自己的大臣，如此约束自己的行为，真是罕见！

    这两个小小的例子意义不大，但说明唐太宗李世民确实是封建帝王中的佼佼者。

    魏征“犯颜苦谏”，有时激怒了李世民；而他自己却仍然神态自若，面不改色；有时李世民不听他劝谏，他就不应李世民的话。为此，李世民曾问他，朕与卿说话，为什么“不应”？魏征说，臣以为不可做的事，才谏，陛下不从，而臣应声了，不是事情还要做下去了吗？李世民说，先应了然后再谏，有什么关系呢？魏征说，臣不敢口是心非地“面从”(143)。

    有一次房玄龄等路遇少府少监窦德素，顺便问近来北门在搞什么建筑，窦德素将此事报告给李世民。于是，李世民怒责房玄龄等说，卿只管料理南牙政事，北门小的“营缮”，干君何事！房玄龄等当即“拜谢”。而魏征却说：臣不知陛下为什么要责备房玄龄等，而房玄龄等又为什么要谢？房玄龄等是“陛下股肱耳目”，对于里外的事哪有不应知道的？做得对的，“当助陛下成之”；做得不对的，“当请陛下罢之”。房玄龄向有关人询问情况，是理所当然的。结尾，魏征还加重语气强调地说：“不知何罪而责，亦何罪而谢也！”问得李世民“甚愧之”。(144)魏征的胆识要高出房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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