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时时小心，处处提防

，杜门不出，十年后死。陈平仍然知道，吕后对他的防备并未解除，陈平虽然居相位并不瞎忙乎，“日饮醇酒，戏妇女”。要抓陈平辫子的人，到吕后那里去告陈平的状，“吕太后闻之，私独喜”。吕后反而要主动解除陈平的思想顾虑。当着吕媭的面对陈平说：鄙语曰“儿妇人口不可用”(126)，你看我对君怎么样，不必顾虑吕媭之谗。历史验证了，稳住刘家天下的是陈平，是陈平联合武将周勃所起的作用。

    从道德上讲，陈平一贯玩弄权术，而且还讲假话、讲违心的话。从历史作用上讲，辅佐刘邦战胜项羽定天下，他的作用不亚于韩信、张良、萧何、周勃等；他与吕后周旋，安刘家天下则是众多老臣宿将所不能做到的，或者所不及的。有的身亡过早，有的暴露过早，有的勇敢有余而智谋不足，唯独有陈平担此重任。陈平不玩弄时时小心、处处提防的权术，躲过种种暗礁，也就没有与吕后周旋、击败诸吕的陈平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道德的评价与历史的评价的二律背反。可以断言，在专制主义统治下，这种离奇的背反是不会绝迹的。

    大凡新王朝统治地位稳固之后，有功的老臣们都应该时时小心，处处提防。其中尤其是武将，在专制主义统治下这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

    唐初，李靖、李勣二位名将，赫赫战功，李世民即位，始终将一双警惕的眼睛盯着他们。他们俩也感觉这一双眼睛，如芒在背，时刻不忘。如李靖平时装着大智若愚的样子，不多讲话，“每与时宰参议，恂恂然似不能言”。当到战争基本告以结束时，他就“以足疾上表”求退，这正合李世民的胃口，所以李世民称赞他说，“朕观自古以来，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者甚少”，“朕今”“成公雅志”，使“公为一代楷模”。(127)也就是暗示唐初的老臣们要向李靖学习。因此，李靖得以善终。

    李世民很欣赏李勣的才智，有心想让他辅佐将来的高宗，但是又不放心，所以李世民对太子李治说，李勣才智有余，然而你对他“无恩”，恐怕你不能“怀服”他。我今“黜之”，让他“以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身份去做边地叠州都督，他“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他若“即行”，等我死后，你取用他为宰相，加以重用。这埋伏着多么险恶的杀机。李勣摸准了李世民的意图，“受诏，不至家而去”。有人评论说：“太宗以机数御李世勣（李勣），世勣亦以机心而事君。”(128)好在李世勣用了这个“机心”，不然，他早被砍杀了，哪还有后来的善终呢？

    李世民手下还有猛将尉迟敬德，出身草莽，性格粗鲁，居功自傲，每见大臣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短长“必面折廷辩”，致使与当朝者不协调。有一次，他与任城王李道宗争功，“拳殴道宗目，几至眇”。此时，李世民对尉迟敬德说，我曾读汉史，见汉高祖的“功臣获全者少”，心中很不快，到了我做了皇帝，“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然而，看到你动辄“犯宪法”，才知道韩信、彭越被杀，不完全是汉高祖的过错。尉迟敬德听了皇上这半训斥半警告的话，清醒了、收敛了。叱咤风云的尉迟敬德晚年转为“笃信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粉，穿筑池台，崇饰罗绮，常奏清商乐以自奉养，不与外人交通”(129)。故得以避祸。

    明太祖朱元璋废除相位，加强皇权，更加专制，设有锦衣卫暗中监视大臣。据说，国子祭酒宋讷有一天独坐生气，面有怒容，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问他昨天生什么气，宋讷大吃一惊，只得照实说。朱元璋还叫人把暗中给他画的像拿出来看。这种阴森恐怖的气氛，使得包括李善长在内的大臣都日夜提心吊胆，连咳嗽都怕墙外有人。在这种气氛笼罩下叫人怎么不时时小心、处处提防呢？

    徐达是朱元璋手下头号大将，相当于刘邦手下的韩信，但是，徐达比韩信才智更高，他“言简虑精”，“延礼儒生，谈议终日，雍雍如也”，但在朱元璋面前却“恭谨如不能言”，朱元璋不放心，对他做过试探：一天，朱元璋到徐达官邸，故意将徐达灌醉，蒙上被子，抬到“正寝”去睡觉，徐达醒来，在惊恐中匆匆忙忙“下阶”，“俯伏呼死罪”。(130)朱元璋见此状，心中高兴。要是徐达丧失了这个警觉，那岂不是大难临头吗？

    汤和也是朱元璋重要将领之一，朱元璋到了晚年，和其他皇帝一样，考虑到他的身后事，“意不欲诸将久典兵”，在徐达、朱文忠死后，朱元璋最要防备的就是汤和，而汤和也揣摩到朱元璋的心事，于是汤和找空从容地向朱元璋说，臣年龄大了，不能胜任“驱策”，“愿得归故乡”为墓穴，以待埋葬骸骨。朱元璋听了非常高兴，“当时公、侯诸宿将坐奸党”(131)先后伏法，唯独汤和得以幸免，这完全是用自己的小心提防换来的。

    众所周知，雍正上台，是得力于隆科多和年羹尧的，雍正力报之以厚，使这两位功臣所得的荣誉盖过所有的大臣，可是曾几何时，功臣变成罪人，雍正在整治这俩人时曾表白说：“朕御极之初，隆科多、年羹尧皆寄以心腹，毫无猜防，孰知朕视为一德，彼竟有二心。”(132)说得多漂亮，其实应从反面读；隆科多、年羹尧对雍正“视为一德”，雍正“竟有二心”。其间原因，就是因为在雍正夺位时，他们两位陷得太深，知道得太多，事成后又不避嫌引退。为皇帝策划和参与干见不得人的事，事成又享其利，皇帝恐其泄者，身危。隆科多、年羹尧属于此类。年羹尧“幕客”汪景祺借此大发议论说：“功高不赏，挟震主之威，不能善自弢晦，故鲜有以功名终者。”(133)

    在专制主义统治下，不论是非功过如何，不得放胆做人（不管好人、歹人都不得明明白白地做），要小心火烛。而且愈是处高位者愈要小心，不然的话，为什么岑文本拜相，对来贺者说：“今受吊，不受贺也。”(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