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明争暗算

    共同的敌人被打倒了，战胜者为了权利的分配而发生层出不穷的明争暗算。只是这种明争暗算在专制主义统治下以特有的方式进行着。

    刘邦在战胜项羽登上龙基之后，曾经“攀附”于他的一批文臣武将，拿出了当年打仗的劲头与自己的伙伴争权夺利了。

    打败项羽后，刘邦在臣下的推拥下急匆匆在定陶登基，在会上，“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77)，他们争权夺利的贪欲，把一个庄严隆重的会搞得乌烟瘴气。

    如何论功行赏？争论不休，刘邦要封萧何第一，众武将不服，他们说，臣等“身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而萧何未打过仗，没有“汗马之劳”，只是舞文弄墨，怎么居臣等之上？刘邦居高临下，以皇帝绝对的权威发言：“诸臣知道打猎吗？追捕兽兔的是狗，而指使狗追捕的是人，“诸臣”只是追捕兽兔的，属于“功狗也”，萧何是“发踪指示”的，属于“功人也”。(78)就这样，将一场争论压下去了。

    经过反复考虑，刘邦封三十余功臣为侯，而未得到封的人得不到满足，他们“日夜争功不决”。刘邦在洛阳南宫过“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刘邦问张良：他们在讲什么？张良说，陛下不知道吗？这是在讨论谋反事呀！刘邦说，天下已定了，为什么还要谋反呢？张良说，陛下以布衣得天下，是靠他们，“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的都是萧何、曹参等所亲近的人，所诛的都是陛下生平所仇怨的人，应该封的人多，而不能一一满足，因此，有的人怕封不到自己，有的人怕“见疑平生过失”而遭诛，“故即相聚谋反耳”。刘邦听到此，很忧虑地说，怎么办？张良乘机问道，陛下平生最厌恨的是谁？而且此人大家都知道。刘邦说，在未起兵前，我就与雍齿相处不好，他曾多次侮辱我，使我难堪，我想杀他，“为其功多，故不忍”。张良建议说，陛下马上先封雍齿，使得“群臣”知道，“则人人自坚矣”。(79)

    这个故事也许有所失实，但是，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西汉王朝建立后，统治集团内部权利分配之争确实激烈；第二，权利分配的主宰者是皇帝，他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憎恶行使权力，刘邦之所以听从张良的建议，这主要是取决于他个人的素质。

    在秦汉之际，封王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思潮，陈胜封王，项羽封王，几乎无人不王。刘邦新即皇帝位，自然也迫于诸将要求封王封侯的压力，不得不封韩信、黥布、彭越等人为王侯，刘邦毕竟对这些桀骜难驯的异姓王侯不放心，为了给他的子孙留下太平天下，所以刘邦在他去世之前将韩信、黥布、彭越一一铲除。与此同时，大封同姓王，此后，就产生了地方势力同姓王与专制主义集权的矛盾，经过文帝、景帝、武帝几代的努力，解除了同姓王对中央集权的威胁。继之而起则是外戚势力的崛起，以致刘家天下为外戚所握，一个威胁势力解除了，另一个威胁势力又产生了，威胁势力就像王朝自身的影子一样，始终伴随着它，所以任何王朝都是存在于“明争暗算”的漩涡之中。因为任何皇帝的势力只能解除某一具体的威胁势力，而不能铲除产生威胁势力的根源，这根源不是别的，往往就是中央集权本身。

    吴王刘濞，刘邦侄，在诸王中最长，刘邦“患吴、会稽轻悍”，地大物产丰富，难治，故封刘濞为吴王，管辖“三郡五十三城”。在刘濞治理下，吴地经济发展很快，尤其是利用了地方经济的特点，以豫章铜山铸钱，以东海水煮盐，因此，“国用饶足”。一般老百姓“无赋”(80)“无役”(81)，境内繁荣昌盛，吸引着各地“亡命者”来此谋生，“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烦共禁与”。实际上，当时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西汉王朝整个经济水平，吴国财政收入比西汉王朝充足(82)，吴国充分发展地方经济这本是利于社会发展的好事，然而，这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所不允许的，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观念所不允许的，因此，吴国的经济繁荣和政治昌明必然要招祸。

    晁错劝景帝伐吴，列举的理由有如下几条：第一，“有太子之隙，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时，吴国王太子入侍皇太子，王太子与皇太子“博”，因为王太子平时在吴“素骄”，不知此时他已低皇太子一等，不知谦让，激怒了皇太子，皇太子随手将王太子击毙。由此引起了吴王刘濞的“怨望”。因为杀人者是皇太子，所以杀人者无罪，而吴王刘濞因此产生不快情绪反而有“当诛”之罪，罪从何来？岂不是来源于专制主义吗？第二，“公（即公然）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这一点前面已讲，更是何罪之有？难道有海水不煮，有铜不让铸，空让其存在，就无罪吗？难道不让经济发展就无罪，发展就有罪？这种有罪无罪的逻辑只能是专制主义抑制地方的逻辑。

    幅员广大的古代中国，由于地理条件的多样性，自然地形成各种地区经济，全国的整体经济就是由各地区经济组成，只有各地区经济的发展才有整体经济繁荣。按照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原则则不是这样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掌握中央大权的皇帝及其谋臣对地方势力的发展高度敏感，他们认为地方经济力量任何一种发展都是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威胁，不管有理无理，总是按中央尊地方卑的陈规处理，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地方经济力量总是不能超越中央，宁可让其浪费，也不让其超越，不管地方有无叛逆之心，中央认为某一地方势力的存在或发展，对专制主义集权统治是一种威胁，那就要听任中央削弱、讨伐、铲除。吴王刘濞派人劝胶西王与他联合举兵，胶西王惊愕地说：“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虽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83)这完全是怀着听任宰割的心理。

    中国历史上有过分强调统一、集中的传统，因此，对西汉时期以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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