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攀龙附凤

母亲死，因“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67)。司马迁游韩信母亲墓地，就知韩信所蓄志向。韩信确实有军事才能，西汉初可谓猛将如云，但是唯独韩信堪称有勇有谋、独当一面的军事战略家(68)，他的智勇都超过了项羽，刘邦要夺天下非韩信不可。(69)而韩信自视清高，他瞧不起人，“羞与绛、灌等列”，甚至当着刘邦的面也出言不逊：“陛下不过能将十万。”“臣多多而益善耳。”(70)功名心极强而又自视极高的韩信，可以不与没有社会地位或他瞧不起的人相计较，可以受“胯下之辱”，也很讲义气，但是，就是挫伤不得他的功名心，故韩信对待刘邦是矛盾心理：一方面刘邦压抑他的功名心，“居常鞅鞅”，有背叛的企图；另一方面，又觉得刘邦对他有知遇之恩，不忍背叛。刘邦对待韩信也是矛盾心理：一方面认为韩信是大将之才，可用；另一方面又顾虑韩信的存在对刘家天下的威胁。韩信处于可叛与不可叛之间，刘邦处于可杀与不可杀之间。随着事态的发展，矛盾在转化，当可叛与可杀转化为矛盾的主导面，悲剧就酿成了。

    最初，韩信投奔项梁、项羽，得不到重用，因此改为投靠刘邦，他跟随刘邦入汉中，因为不为刘邦所赏识，从而留下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佳话，这都说明韩信这人才高不得屈用，一屈用就受不了，就要“逃”。

    后来，刘邦听萧何的建议，筑坛拜韩信为大将，韩信心情舒畅，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军事才干，尤其在井陉口背水一战，取得了击毁项羽的决定性胜利，从此，韩信名声大震。当韩信在井陉口打了大胜仗准备南下取齐时，刘邦却在荥阳被困，此时，韩信派人到刘邦那里，要求封他为“假王”，刘邦十分恼怒地骂道：“我被困在这里，日夜望你韩信来支援我，而你却要自立为王。”脱口而出露真情，在旁边的谋士张良、陈平怕刘邦因此得罪了举足轻重的韩信，马上踩刘邦的脚以暗示，刘邦反应快得很，当即改口讲假话：“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71)当时，刘邦虽然对韩信无可奈何，不能发作，但这件事不能不给刘邦很深的印象，留下猜疑防备之心。

    韩信占有齐地后，项羽派武涉说韩信说，在楚王与汉王之间，足下举足轻重，投汉王则汉胜，投楚王则楚胜，汉胜楚，则汉下步就是消灭足下，不如足下中立，使汉楚连和，足下“三分天下”而王。韩信说，我跟着项王，“官不过郎中”，“言不听，画不用”。我投汉王，“授我上将军印”，“统数万众”，“言听计用”，我才有今天。汉王深亲信我，我背叛他“不祥”，虽死我不后悔。(72)

    武涉走后，蒯通又来以同样道理劝说韩信保持中立，三分天下。韩信说，“汉王遇我甚厚”，我为了私利而背叛他不义。蒯通又说：文种等人辅佐越王勾践灭了吴国复兴了越国，结果是“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亨”，而且“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我曾知道有这样两句话：“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希望“足下深虑之”。韩信恃己“功多”，“仍不忍倍（背）汉”。(73)

    韩信最终没有背叛刘邦是因为讲义气的思想支配了他，而且相信刘邦也会和他一样讲义气，念他“功多”，不至于加害于他。事实上，韩信在军事上是大才，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却是太天真了。

    正如武涉和蒯通所说的那样，韩信的价值存在于楚汉之争中，楚汉战争一结束，刘邦与韩信之间的猜疑加深，裂痕扩大。从不叛走向叛，从不杀走向杀。

    楚汉战争结束后，曾有人上书汉高祖刘邦告韩信反，刘邦用陈平计表面上说是“游云梦”，实际上是袭擒韩信。当韩信得知，处于欲反与不反之间，犹豫不决。一时“欲发兵反”，一时“自度无罪，欲谒上”，一时“恐见禽”。最后，韩信为了保存自己，用旧友钟离眛的头求媚于刘邦。这种杀友求媚的做法，不正是暴露了韩信自己吗？钟离眛在自刭前指责韩信说：“吾今日死，公亦随手亡矣。”当韩信捧着钟离眛的头去见刘邦时，立即被缚放在后车，带往洛阳，韩信怨愤地说，果然如人所说“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74)！这次刘邦将韩信降为淮阴侯，释放了。韩信不是以诚释疑，先是卖友求媚，暴露自己的不可信，后是发怨言表明自己悔不早反的心迹，加深了刘邦对他的猜疑。所以，刘邦后来终于杀了韩信。

    韩信能不能避免杀身之祸？假如刘邦以诚待韩信，不轻信谣传，不“畏恶其能”，不将韩信从王降为侯，增加他的怨望，增添他的疑虑，就会强化韩信的感知遇之恩不忍反叛的观念，但是，这是作为皇帝的刘邦所做不到的。因为皇帝有随便猜疑臣子的权力，即使是无根据的怀疑所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又假如韩信像萧何那样能做到遭疑不怨，以诚释疑，也可能化险为夷。但是，韩信的性格个性决定了他做不到，所以韩信必死。

    在专制主义制度下，怀疑臣子是君主的特权，而臣子对君主的怀疑却没有不满、怨愤、反抗的权利，只有被怀疑的权利，只有遭疑不怨、以诚释疑的权利。君主愈怀疑，臣子愈要示之以诚，示之无怨，君主愈是耍虎威，臣子就愈要拿出听任被吃的奴性。韩信本无反意，也无反抗的行动，后来有反抗的情绪、反抗的怨言和反抗的企图，也是刘邦的所作所为“诱逼”(75)出来的，韩信为什么经不起“诱逼”呢？作为臣子，天生就应该有抗“诱逼”的能耐，没有这种能耐就不配当臣子。韩信之死“不亦宜乎”！

    是臣子，总得要攀龙鳞，附凤翼，但是这种攀附是不容易的，有多少人从龙凤身上摔跌下来，坠毁谷底。这惨景吓坏了多少人，他们只有以奴性乞避厄运，像萧何那样。尽管这条活路是屈辱的狭窄的，然而在各条活路都被堵死的情况下，毕竟也算一条活路。

    在我国历史上有这样的传统：赞美萧何的奴性，贬责韩信的个性，连自我意识很强的司马迁都不免为这传统所宥。请看，司马迁评价韩信说：“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76)

    也许专制主义统治太险恶了，太无路可走了，不能责怪哪一个人，完全在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