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喜怒无常

    握有主宰一切权力的君王，自然是恣意肆欲喜怒无常的。韩非深知此，他说，龙也是一种虫，可以驯而骑之，“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倘若有人触到它的逆鳞必定要被咬死。他还提醒人们说：“人主亦有逆鳞。”

    为了说明君王所特有的龙的性格，韩非还讲了一个很生动的故事：卫国的法规定，凡私自驾君车者要处以刖刑，而卫君宠臣弥子瑕，因母病“矫驾君车以出”。卫君知道后称赞说，“孝哉”，为了母生病的缘故，擅自驾我的车，顾不得犯刖罪。后来，弥子瑕与卫君游果园，弥子瑕自己贪吃蜜桃，将剩下的一半给卫君吃，卫君高兴地说，“爱我哉”，这么甜的桃子，自己舍不得吃，留给我吃。日长月久，卫君对弥子瑕的情感淡薄了，加上弥子瑕又犯了一些过失，卫君重新回忆过去两件事说，弥子瑕曾经擅自驾我的车，又曾经将他吃剩下的桃子给我吃。弥子瑕所做的那两件事，还不是那两件事，变不了，而卫君先是称赞弥子瑕，后是要惩处他，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爱憎之变也”(50)。君王有爱于臣下，臣下即使有所不当也是好的；君王有恶于臣下，臣下即使没有过失也要获罪。有时，甚至还“有功见疑”“有罪益信”。对此韩非曾举两例加以说明，一是魏将乐羊攻中山，其子在中山被中山君烹，并送一杯羹给乐羊，他坐幕下，一饮而尽。文侯对堵师赞说：“乐羊因为我的缘故而吃儿子的肉。”堵师赞回答说：“连儿子的肉都能吃。还有什么他不吃？”文侯因“赏其功而疑其心”。

    另外一例是，鲁孟孙猎而获麂，派秦西巴“持之归”，麂母跟着后面啼叫，秦西巴“弗忍”，还小麂于母麂。孟孙归，求麂，秦西巴回答说：“我不忍心而放还给母麂。”孟孙大怒，将秦西巴“逐之”，过了3个月，又召回并以秦西巴为他儿子的傅。有人问他说，你过去责罚他，今又召回来做子傅，这是什么原因？孟孙说，他不忍麂，又能对我儿子有歹心吗？这是秦西巴“以有罪益信”(51)。

    爱憎的变化，也即是心理的变化，这是最难掌握的。所以在《说难》篇开头写道，在这里说的难，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难，是说被说者之难，不是说者说不清、被说者听不清的难，也不是说者不放胆讲以至问题没有被阐述清楚的难，而难就难在不容易知被说者的“心”(52)。做臣子，要想辅佐君王建树卓越又能避免杀身之祸，就要善于揣摩君王的心理。

    君王的心理与普通人不同的地方有两多：多疑和多变。

    君王多疑不是天生的性格，而是由他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君王周围危机四伏，不可信的人固然危险，可信的人更危险，这就叫作“人主之患在于信人”。

    臣子之所以要奴颜婢膝取得君王的信任，是因为屈服君王的权势，实际上，他无时无刻不在“窥觇其君心”，以求私利得逞。一旦“人主怠傲处其上”，他就要“劫君弑主”。或者讨好“人主而大信其子”，乘人主之子“以成其私”；或者讨好“人主而大信其妻”，乘人主之妻“以成其私”。请看，妻子如此近，儿子如此亲，“犹不可信”，此外还有什么人能相信呢？

    君臣关系和一般的人与人关系一样都是利害关系。当君王活着对群臣、妻儿有利，他们希望君王长寿；当君王活着对群臣、妻儿不利，他们希望君王早死，如同制车子的希望人们升官发财，做棺材的希望人们夭亡一样，儿子因为母亲失宠而丧失了继位权，则“冀其君之死者也”，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的君王，“则身死见疏贱，而子不疑不为后”，则“冀其君之死者也”。(53)历史记载，君王正常死亡居半，另一半都是被奸臣利用继承权之争而杀害的。

    韩非认为“人臣有五奸”：一是滥用“财货”收买人心以取得声誉；二是广为“赏赐”将君王身边的人拉拢过来；三是潜心结党以扩大势力；四是任意赦免罪犯表示有生杀予夺之威；五是身穿华艳的服装，口发狂言怪论，受人财货评论是非，以“眩民耳目”。这五奸，为“明君”所疑，为“圣主”所禁。但是，由于人臣玩弄了权术，而使“主不知”(54)。这才是最危险最可怕之处。

    所以，君王要小心提防并以君王的权术对人臣的权术。如《韩非子•内储说上》载：周主丢失“玉簪”，命令“吏”寻找，过了三天还未找到下落，而周主自己另派人在“家人之屋间”找到。因此周主训斥吏说，你们找了三日“不得”，我令人找，“不移日而得之”，我知道你们不忠于职守，“于是吏皆耸惧，以为君神明也”。(55)这个故事不一定真实（在历史上类似这样的事未尝没有），但说明了君王猜疑、提防臣子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

    韩非列举君王对臣下的猜疑种种：与君王议论大臣，有离间的嫌疑；与君王谈论左右侍从，有炫耀自己权势的嫌疑；夸耀君王之所爱者，有找靠山的嫌疑；谈论君王之所恶者，有试探的嫌疑；说得直截了，有笨拙的嫌疑；说得细致周详了，有琐碎的嫌疑；陈述简略，有胆怯的嫌疑；畅所欲言，有傲慢不恭的嫌疑。嫌疑引起杀身的危险，杀身往往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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