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主宰一切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有一个逐步发展过程。商鞅重于法，申不害重于术，慎到重于势，韩非总结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思想，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理论。

    韩非批评商鞅治理秦国只重视法治而不注意术。他说，商鞅治秦，设什伍连坐法而相告发，使不得藏奸，“赏厚而信，刑重而必”，号令严厉，不可假贷，所以秦“国富而兵强”。但是，由于商鞅不懂得术的重要，无以“知奸”。秦虽富强了，不是君王富强了，而是“以其富强也资人臣”，穰侯“越韩、魏而东攻齐”，他自己成“陶邑之封”，应侯攻韩，他自己成“汝南之封”。“自是以来，诸用秦者，皆应、穰之类也。”所以，秦国每打胜仗就提高了大臣的地位，每扩大国土就增加了大臣的私封。经过几十年，秦国仍然达不到称帝王于天下的目的。在这里，韩非强调术，是要君王用术防奸，以避免大权旁落。

    韩非批评申不害治理韩国只注重术而忽略了法。他说，韩国是从晋国分出来的，晋国的旧法，与韩国的新法交织在一起，“故新相反，前后相悖”。旧法干扰新法，申不害不注意以新法代替旧法，统一推行新法，只注重术，即使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也避免不了奸臣的谲诈。韩虽然有“万乘之劲”(22)，70年也建立不起霸王之业。在这里，韩非强调要有统一的法。术是为法服务，没有统一的法，就没有统一的准绳，术的使用就失去了方向。

    韩非批评慎到只知道势的重要，而不知道法更为重要。他说，势就像云雾一样，龙、蛇“不托于云雾”，不能腾飞，如同普通的蚓、蚁一样。同样的，尧、舜没有势，如同普通老百姓一样，不要说对付不了掌握势的桀、纣，而且连三个普通的人都管不好。势与什么人结合呢？与尧、舜结合则治天下，与桀、纣结合则乱天下，而像尧、舜与桀、纣这种人都是“千世而一出”的极少数，而既不是尧、舜又不是桀、纣的“中者”则世世皆有，若坐等尧、舜，岂不是“千世乱而一治”吗？那将是“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活”。那将是“越人善游”，而“中国之溺人”不得救。怎么办呢？不要把希望寄托于“千世而一出”的贤人身上，将法与势结合起来，使治天下者“抱法处势”(23)。这样，即使“中者”亦能使天下治，“中者”常有，天下常治。在这里，韩非强调不是人与势的结合，而是法与势的结合，也即强调的不是人治而是法治。

    法、术、势之间，应构成法与术、法与势、势与术这三种关系，而在三种关系中，韩非只提及二种关系，即法与术的关系和法与势的关系，说明他是以法为核心构成与术、势的关系。韩非固然指责商鞅忽略术，但是，在他看来术只是保证法顺利推行的手段。韩非固然肯定慎到对势的重视，但是，他指出势必须与法结合，不与法结合的势，不如无势。韩非批评申不害面临新旧法“相反”“相悖”的局面而“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仍然是强调法，只是区别旧法与新法。总之，法是主体，是内容，是方向，是政治性质的规定性，也可以说，法是韩非的思想理论的总概念。综合他的论述，这个总概念大致包含如下几点：

    第一，性恶论。这是与儒家德治相对立的。法家与儒家相反，认为人性恶，人生在世都是为了私利，而且这种追求私利的思想不为亲疏好恶所左右。造车子的木匠希望人“富贵”，制棺材的木匠希望人“夭死”，不是造车子的心肠特别好、制棺材的心肠特别坏，也不是出于爱或出于憎，而是由“人不贵则舆（车子）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24)的实际利益决定的。从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不能靠道德说教解决，君王不应指望以德治理天下。慈爱出忤逆，“母不能以爱存家，君安能以爱持国”(25)？

    第二，暴力论。法家认为赏罚是治理天下的“二柄”(26)，但对这“二柄”的使用有所侧重。韩非说：“重刑少赏。”(27)很显然，他是主张侧重于罚。他认为要等待人自觉地改恶从善是不可能的，如同“恃自直之箭”“恃自圜之木”(28)一样的不可能，只有外力强制。因此，有效地制止人犯罪的手段，不是赏赐而是刑罚。如普通的布帛，一般的人不愿放弃；在烈火中的销金，虽是强盗也不敢取，这就是因为没有危险所以不放弃普通的布帛，因为怕手被烧所以不敢取珍贵的金子。

    法家是很严峻的，这个“严”有两层意思：一是轻罪重刑；二是严格按法行事。韩非托古说今地举例，古时候舜下令治水，有的人太积极了，在舜令还未下达之前就行动了，舜因其“先令有功”而杀之。禹召集诸侯朝会于会稽，而“防风之君后至”，禹因此而斩之。这就叫“先令者杀，后令者斩”(29)。还有，秦法规定：老百姓不可随便杀牛，然而，秦襄王病愈，有老百姓杀牛庆贺，有人拜贺襄王说：“王的圣明超过了尧、舜。”王惊讶地问：“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今王病愈，百姓杀牛祷，我以为尧、舜也没有这样的享受。”然而，襄王对此不加奖励，而且罚了“里正与伍老屯二甲”。有的臣子感到不可理解。王解释说：“罚他们二甲，是因为违令而祷。不能因为他们爱寡人而就更改令，令不立，‘乱亡之道也’(30)，不可不严格执行。”这些都是说明法家主张严格执行法令，而且几乎严得不近情理了。这表面上看起来是冷酷，其实是一种“爱”或者说是“以刑去刑”(31)。因为“轻刑罚”，人们做坏事不怕，反而使犯罪、遭杀戮的人增多，这等于是“为民设陷”；反之，“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32)

    为了说明严刑重罚的重要，韩非曾讲了这样的故事：

    有位叫董阏于的人，为赵上地守，到石邑山中察看，涧谷悬深，山峭如壁，因而问身边的人：“这里曾经有人到过吗？”回答说：“没有。”又问：“小孩、痴聋、狂悖之人曾经到过此地吗？”回答说：“没有。”又问：“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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