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江南城乡经济的调查研究。看准秦汉为入口，转向明清探出路，抓住两头开展对二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既具历史的识力，也有现实的波动。但他没有停止在两头，与此同时，又进行了综合的理论的探讨，撰写了《中国封建社会再生产与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商品与道德》等文，视野和识力随同研究领域而伸展。

    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过去，而历史每走一步又都是从现实中来，百年、千年、万年的历史莫不是现实的层垒，纵然逝去已久的历史也还会与现实发生某种联系，返祖与回归是常见的现象。所以，人们的历史思考并不是远离观察现实的。“文革”后盛行的历史反思更赋予了这种品性————历史与现实的巨大组合。谢天佑同志有强烈的时代感，有不可抑制的忧患意识，他从农民战争史扩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字里行间不时透露出现代化经济建设的辐射。为从历史取得较多的借鉴与激励，他的笔触又展向历史人物和凝结于事理中的心态分析，以读史札记的形式，抒写了《汉文帝好听“狂言”》《康熙帝的苦衷》《腹诽罪》一类短篇。1987年7月撰著的《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一文，则是这种心理分析的系统化，它触摸了千百年的历史神经。文章在《解放日报》的内部刊物《新论》刊出后，为识者赞传，多种理论刊物竞相转载，由内部变为公开，引起很大反响。吉林文史出版社以所论恣肆新颖，请他扩充篇幅，撰作《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优先出版，在《光明日报》上刊登广告。谢天佑同志在这种要求和鼓舞下，几经构思，制订章目，奋笔疾书，分析从秦始皇嬴政以来君臣间的心机和智术，以及忠臣义士的应对苦心，别善恶，寓褒贬，鲜明地表现了作者的恨与爱。

    “历史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约在20世纪20年代诞生于法国，其后传介欧美各国，在开放、改革政策打破封闭体的新时期才进入中国大陆。虽然，中国以往的史书，在记述事实和人物中也可以窥见心灵的跳动，但以存在决定意识为旨趣，着眼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心理刻画，则是史学领域和方法上的开拓，而剖析人物心态又是推动和激发历史反思的机杼。谢天佑同志很快步入“历史心理学”的门槛，从个别到两千年臣民心态的分析，给研究中国历史增添新的养料，做了学术上的开垦工作。

    学问是没有止境的，处在科学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新科学层出不穷，老科学分化再分化，一切学问都受到检验。谢天佑同志没有在这里踏步，没有迷惘，而是追上去，拥有它，用以拓宽自己的思路和学殖，这不仅反映于他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且编织在他多种构思和新著计划中，如果再给他十年、二十年岁月，他将会在史学园地里摘取更丰盈的果实。所以，八十余岁高龄的戴家祥、苏渊雷两位先生，在亲临吊唁时，以婆娑老人送走中年，为之太息不已。

    当我执笔写这篇序言，谢天佑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五个月了。他的真诚的志趣，坦率的言谈，拍案而起的激情，近年略示沉郁的意态，皆历历在人耳目。这本《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虽写才及半，已成的篇章也未能经作者本人最后修订，但其思绪与锋芒真实地表达了作者的胸怀。当前文化事业受到商品价值的强烈冲击，学术著作出版难，吉林文史出版社仍毅然承诺出版这本书，风义可佩。

    1988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