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张豂子（新文学及中国旧戏）

即所谓“弋阳腔”，其在北京舞台上之运命，与“昆曲”相等。至现在则“昆曲”且渐兴，而“高腔”将一蹶不复起，从未闻有“高腔”起而代“昆曲”之事。

    又论中所主张废唱而归于说白，乃绝对的不可能。此言亦甚长，非通讯栏所能罄。刘半农先生谓“一人独唱，二人对唱，二人对打，多人乱打，中国文戏武戏之编制，不外此十六字”，云云。仆殊不敢赞同。只有一人独唱，二人对唱，则“二进宫”之三人对唱，非中国戏耶？至于多人乱打“乱”之一字，尤不敢附和。中国武戏之打把子，其套数至数十种之多，皆有一定的打法，优伶自幼入科，日日演习，始能精熟；上台演打，多人过合，尤有一定法则，决非乱来，但吾人在台下看上去，似乎乱打，其实彼等在台上，固从极整齐极规则的工夫中练出来也。

    又钱玄同先生谓“戏子打脸之离奇”，亦似未可一概而论。戏子之打脸，皆有一定之脸谱，“昆曲”中分别尤精，且隐寓褒贬之义，此事亦未可以“离奇”二字一笔抹杀之。

    总之，中国戏曲，其劣点固甚多；然其本来面目，亦确自有其真精神。固欲改良，亦必以近事实而远理想为是。否则理论甚高，最高亦不过如柏拉图之“乌托邦”，完全不能成为事实耳。近有刘筱珊先生，颇知中国戏曲固有之优点，其思想亦新，戏剧改良之议，仆以为可与彼一斟酌之也。

    附录一胡遣之的跋

    豂子君以评戏见称于时，为研究通俗文学之一人，其赞成本社改良文学之主张，固意中事。但来书所云，亦有为本社同人所不敢苟同者，今就我个人私见所及，略一论之。

    来书云，“中国旧诗虽有窒碍性灵之处，然亦可以自由变化于一定范围之中，何必定欲作此西洋式的诗，始得为进化那？”又云：“汪精卫先生译西诗且用中国固有诗体。先生等作中国诗，乃弃中国固有之诗体，而一味效法西洋式的诗，是否矫枉过正，仆于此事实在怀疑之至”。今试问何者为西洋式之诗？来书谓沈、刘两君及我之《宰羊》《人力车夫》《鸽子》《老鸦》《车毯》等作皆为“西洋式的长短句”。岂长短句即为“西洋式”耶？实则西洋诗固亦有长短句，然终以句法有一定长短者为多，亦有格律极严者。然则长短句不必即为西洋式也。中国旧诗中长短句多矣。《三百篇》中，往往有之。乐府中尤多此体。《孤儿行》《蜀道难》皆人所共晓。至于词，“旧皆名长短句”。词中除《生查于》《玉楼春》等调之外，皆长短句也。长短句乃诗中最近语言自然之体，无论中西皆有之。作长短句未必即为“西洋式的诗”也。平心论之，沈君之《人力车夫》、最近《孤儿行》，我之《鸽子》最近词。此外则皆创体也。沈君生平未读西洋诗，吾稍读西洋诗而自信无摹仿西洋诗体之处。来书所云，非确论也。

    以上所说，但辩明吾辈未尝采用西洋诗体。并非谓采用西洋诗体之为不是也。吾意以为如西洋诗体文体果有采用之价值，正宜尽量采用。采用而得当，即成中国体。然此另是一问题，兹不具论。

    来书两言诗文须“自由变化于一定范围之中”。试问自由变化于一定范围之“外”，又有何不可？又何尝不是自然的进化耶？来书首段言中国文学变迁，自三代之文以至于梁任公之“新文体”，此岂皆“一定范围之中”之变化耶？吾辈正以为文学之为物，但有“自由变化”而无“一定范围”，故倡为文学改革之论，正欲打破此“一定范围”耳。

    来书谓吾之《尝试集》为“轻于尝试”，此误会吾尝试之旨也。《尝试集》之作，但欲实地试验白话是否可以作诗，及白话入诗有如何效果，此外别无他种奢望。试之而验，不妨多作；试之而不验，吾亦将自戒不复作。吾意甚望国中文学家都来尝试尝试，庶几可见白话韵文是否有成立之价值。今尝试之期仅及年余，尝试之人仅有二三；吾辈方以“轻于尝试”自豪，而笑旁观者之不敢“轻于一试”耳！

    来书未段论戏剧，与吾所主张，多不相合，非一跋所能尽答，将另作专篇论之。推吾《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所谓“高腔”，并非指“弋阳腔”，乃四川之“高腔”，四川之“高腔”与“徽调”“京调”、同为“俗剧”，以其较“昆腔”“弋阳腔”皆更为通俗也。

    胡适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附录二钱玄同答的信

    豂子先生：

    我所谓“离奇”者，即指此“一定之脸谱”而言；脸而有谱，且又一定，实在觉得离奇得很。若云“隐寓褒贬”，则尤为可笑。朱熹做《纲目》学孔老爹的笔削《春秋》，已为通人所讥讪；旧戏索性把这种“阳秋笔法”画到脸上来了：这真和张家猪肆记■形于猪鬣，李雪家马坊烙圆印于马蹄一样的办法。哈哈！此即所谓中国旧戏之“真精神”乎？

    金圣叹用迂谬的思想去批《水浒》，用肉麻的思想去批《西厢》，满纸“胡说八道”，我看了实在替他难过。玄同虽不学，然在《新青年》上发表之文章，似乎尚不至与金氏取“同一之论调”。

    钱玄同 1，April，1918

    附录三刘半农答的信

    豂子先生：

    “二人对唱”一句话，仅指多数通行脚本之大体言之；若要严格批驳，恐怕京戏中不特有《二进宫》之三人对唱，必还有许多是四人对唱，五人对唱，..以至于多人合唱的。且“唱”字亦用得不妥：————戏子登场，例须念引子报名，岂可算得唱；淫戏中的小旦小生，做了许多手势，只用胡琴衬托，并不开口，岂可算得唱；《下河南》中，许多丑角打混，岂可算得唱；..诸如此类，举不胜举。是足下所驳倒者，只一“二”字；鄙人自为批驳，竟可将全句打消。然我辈读书作文，对于所用字义，固然有许多是一定不可移易；却也有许多应当放松了活看的。这句话，并不是鄙人自为文饰，汪容甫的《说三九》，早就辩论得很明白了。

    至于“多人乱打”，鄙人亦未尝不知其“有一定的打法”；然以个人经验言之，平时进了戏场，每见一大伙穿脏衣服的，盘着辫子的，打着花脸的，裸着上体的跳虫们，挤在台上打个不止，衬着极喧闹的锣鼓，总觉眼花镣乱，头昏欲晕。虽然各人的见地不同，我看了以为讨厌，决不能武断一切，以为凡看戏者均以此项打工为讨厌，然戏剧为美术之一，苟诉诸美术之原理而不背（是说他能不背动人的美感，足下谓“吾人台下看去，似乎乱打”，似即不能动人美感之一证），即无“一定的打法”，亦决不能谓之“乱”，否则即使“极规则，极整齐”，似亦不能谓之不“乱”也。

    刘半农一九一八，四，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