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张豂子（新文学及中国旧戏）

    豂子君鉴：

    尊论中国剧，根本谬点，乃在纯然回于方隅，未能旷观域外也。剧之为物，所以见重欧洲者，以其为文学美术科学之结晶耳。吾国之剧，在文学上，美术上，科学上，果有丝毫价值邪？尊论谓刘筱珊先生颇知中国剧曲固有之优点，愚诚不识其优点何在也。

    欲以“隐寓褒贬”当之邪？夫褒贬作用，新史家尚鄙弃之，更何论于文学美术？且旧剧如《珍珠衫》《战宛城》《杀子报》《战蒲关》《九更天》等，其助长淫杀心理于稠人广众之中，诚世界所独有，文明国人观之，不知作何感想。

    至于“打脸”“打把子”二法，尤为完全暴露我国人野蛮暴戾之真相，而与美感的技术立于绝对相反之地位。若谓其打有定法，脸有脸谱，而重视之邪？则作八股文之路闰生等，写馆阁字之黄自元等，又何尝无细密之定法，“从极整齐极规则的工夫中练出来”，然其果有文学上美术上之价值乎？

    演剧与歌曲，本是二事；适之先生所主张之“废唱而归于说白”，及足下所谓“绝对的不可能”，皆愿闻其详。

    独秀一九一八，六，十五。

    附张豂子书

    记者足下：

    仆自读《新青年》后，思想上获益甚多。陈、胡、钱、刘诸先生之文学改良说，翻陈出新，尤有研究之趣味。仆以为文学之有变迁，乃因人类社会而转移，决无社会生活变迁，而文学能墨守迹象，守古不变者。故三代之文，变而为周、秦、两汉之文，再变而为六朝之文，乃至于庸、宋、元、明之文。虽古代文学家好摹仿古文，不肯自辟蹊径，然一时代之文，与他一时代之文，其变迁之痕迹，究竟非常显著。故文学之变迁，乃自然的现象，即无文学家倡言改革，而文学之自身，终觉不能免多少之改革；但倡言改革乃应时代思潮之要求，而益以促进其变化而已。

    梁任公之《时务报》《新民丛报》，在前清时代八股思想未除净尽之日，乃能以新名词新文体（在当时固为最新之文体），为士流所叹赏，其所著述皆能风靡一时。则文学改良为社会固有之思想，为进化自然之现象，可以想见。故黄远生亦谓“文学之必须改革，乃时代思想当然之倾向”。（见所著想影录）

    且文学改良之后，文学上有三大利益：

    （一）绝能窒碍思想之弊旧文学之所以当然淘汰，即因其窒碍思想：如八股为旧文学中最劣等之文学，明太祖创设此种文学，即所以使人民绝对无思想之自由也。新文学第一利益，即使吾人思想活泼，不致为特种情形所障碍，而常有自由进取之精神。

    （二）使文学有明确之意思真正之观念旧文学之弊，在笼统含糊；黄远生旦以“笼统为国人之公毒，不仅文字一事。”（见《东方》杂志远生所著《国人之公毒》一篇）新文学则绝无此种弊病，一字有一字之意思，一句有一句之意思，一段有一段之意思，一节有一节之意思，文字浅显，而意思明确，多作此种文字，可使吾人头脑清楚，知识明白。

    （三）为文言一致之好机会新文学干净明白，使人易于了解；且杂以普通习用之名词尤为雅俗所共晓：如“结果”“改良”“脑筋简单”“神经过敏”以至“当然”“必要”“事实”“理想”等语，一般社会，几成为一种漂亮之俗语，尽人皆能言之，而文学上用此等语调，亦仍不失为雅洁，此岂非文言一致之动机乎？

    有此三事，故仆对于改良文字，极表赞成。至于改良上具体的办法，如胡、钱诸先生所举，仆最表同情者，为“不用典”一事，因此事最足以窒碍思想也“袁随园亦谓“用典如陈设古玩，各有攸宜，然明窗净几，亦有以绝无一物为佳者，孔子所谓‘绘事后素’也。”又谓“唐人诗不用生典，叙风景不过‘夕阳芳草’，用字面不过‘月露风云’，一经调度，便日月轩新；犹之易牙治味，不过鸡猪鱼肉，华陀用药，不过青粘漆叶，其胜人处，不求之海外异国也”，云云。能不用典故，一意白描，询文学上之最美者也。

    此外若趋重白话一节，仆亦赞成。惟以《水浒》《西厢》等书为极有价值的文学，与金圣叹批评《才子书》同一见解，而金圣叹之批评，乃未尝一为胡、钱诸先生所援引，岂尚怕与人苟同耶？仆以为圣叹之批评，亦甚有价值，以其思想，即文学改良的思想也。先生等既倡言改良，而吐弃其人，不屑一称道其与先生等同一之论调，此仆所不解也。

    仆尤有怀疑者一事，即最近贵志所登之诗是也。贵志第四卷第二号登沈尹默先生《宰羊》一诗，纯粹白话，固可一洗旧诗之陋习，而免窒碍性灵之虞。但此诗从形式上观之，竟完全似从西诗翻译而成，至其精神，果能及西诗否，尚属疑问。中国旧诗虽有窒碍性灵之处，然亦可以自由变化于一定范围之中，何必定欲作此西洋式的诗始得为进化耶？西人翻译中国诗，自应作长短句，以取其便于达意。中国译外国人诗，能译成中国诗体，固是最妙；惟其难恰好译成中国诗体，故始照其原文字句，译成西洋式的长短句。《宰羊》一诗，及其他《人力车夫》《鸽子》《老鸦》《车毯》等作，并非译自西诗，又何必为此西诗之体裁耶？《旅欧杂志》载汪精卫先生译FablesdeFlorian 一诗，作五言诗体，韵调格律亦甚自然。彼译西诗，且用中国固有之诗体。先生等作中国诗，乃弃中国固有之诗体，而一味效法西洋式的诗，是否矫枉过正之讥，仆于此事，实在怀疑之至。（《清华月刊》载《忏情丛谈》，对于先生之文学改良谈攻击甚力，于白话诗尤甚。）

    仆之意思，以为文学改良，乃自然的进化。但一切诗文，总须自由进化于一定范围之内。胡先生之《尝试集》，仆终觉其轻于尝试，以此种尝试（沈先生之《宰羊》诗等，皆统论在内），究竟能得一般社会之信仰否，以现在情形论，实觉可疑。盖凡一事物之改革，必以渐，不以骤；改革过于偏激，反失社会之信仰，所谓“欲速则不达”，亦即此意。改良文学，是何等事，决无一走即到之理。先生等皆为大学教师，实行改良文学之素志，仆佩服已非一日。但仆怀疑之点，亦不能不为胡、沈诸先生一吐，故敢致书于贵记者之前，恳割贵志之余白，以容纳仆之意见，并极盼赐以明了之教训，则仆思想上之获益，当必有更进者。

    又戏剧为高等文学，钱、胡、刘三先生所论极是。胡适之先生更将有《戏剧改良私议》之作，刘半农先生亦谓当另撰关于改良戏剧之专论，仆皆渴望其发表，以一读为快。但胡适之先生《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谓“昆曲卒至废绝，而今之俗剧乃起而代之”。俗剧下自注云，“吾徽之徽调，与今日京调高腔皆是也”。此则有一误点。盖“高腔”即所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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